避孕套被偷走后，引发了一场家庭危机

青海，牧区，乡卫生所。

藏族女人卓嘎骑着摩托，独自来看病。男医生问她怎么了。

卓嘎羞涩地回答说：“不方便给你说，是女人的病。”于是继续等相熟的女医生。

男医生有些无奈：都什么年代了，还这么保守。

等女医生来了后，卓嘎才吐露实情：想做结扎手术，“不用再担惊受怕”。

家里已经有三个孩子，再生，违反计划生育，要被罚款的。

女医生笑了：上次不是刚给你们发了避孕套吗，怎么不用？

卓嘎红着脸说，用完了......

女医生笑着打趣，你家那口子是种羊吗？是不是到发情期了？发了那么多还不够。

卓嘎不好意思地说，他这两年变得差不多和年轻时一样了，没个够.....

临走时，女医生塞给了卓嘎一只避孕套。

因为床笫之私尴尬的，还有卓嘎的丈夫达杰。

有天，达杰看到远处的两个儿子，手里正拿着白色气球模样的东西在玩耍。孩子的爷爷很不解：这个玩意看着像气球，但又奇形怪状的。

当爹的秒懂，找不到的避孕套，原来被孩子拿走当气球了。只能一边尴尬地和孩子爷爷解释“这不是什么好玩意儿”，一边又安慰哭泣的儿子们，下次去县城买彩色气球。

达杰一家以牧羊为生，虽然不富裕，但温馨和睦，他从朋友那里借来一只上乘的新疆种羊，给家里的母羊配种。

种羊一般的男人，正兴奋地驱赶着种羊，奔向神色惊慌的母羊群。空气里飘散着荷尔蒙。

而避孕套被孩子当玩具后，这个小家庭的安宁正在被打破。

去朋友家归还种羊时，达杰接到儿子电话，说爷爷放羊时，意外去世了。

达杰去问上师，想知道父亲的亡灵转世到什么地方。上师说的是，亡灵会顺利转世回到家里。

就在这段时间，避孕套被孩子拿走，卓嘎发现自己意外怀孕了。

计划生育的年代，再生意味着罚款，卓嘎想要打掉这个孩子。

这个想法遭到了达杰、卓嘎的妹妹甚至孩子们的坚决反对，他们都认为这是死去的爷爷的转生投胎，怎么能打掉呢？

在佛教的观念里，逝者去世后转生到家里是一大幸事，何况还有上师的话作为加持。

生还是不生？

生，有现实层面的压力。

不生，则有信仰层面的压力。

当电视上播出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诞生的新闻时，这个藏族家庭也正在被生育问题撕裂。

《气球》里的两只气球，都和生育相关。

白色气球是吹足气的避孕套，是夫妻欢愉之时隐藏的危机。

而红色气球，是孩子们向往的县城玩具，是电影海报上卓嘎怀孕后圆滚滚的肚子。

这是一部先有意象、后有故事的电影。

万玛才旦说，在北影上大学的一个秋天，他在中关村的街道上空看到飘着的红气球，觉得这个意象很有电影感，于是一个气球的故事雏形在他的脑海浮现。

后来，他很快完成了剧本创作，直至改编成小说，再到如今的电影。

电影结尾，红色气球一只爆了，一只从孩子的手中跑脱，在蓝天中飘荡。所有人抬头仰望。

气球可以挣脱绳子，自由飘荡，但卓嘎圆鼓鼓的孕肚却不行。

这只“气球”的线，被夫家、宗教和社会观念攥在手心，唯独和孕育它的子宫无关。

这一冲突，被导演巧妙地用意象和隐喻巧妙揉入了电影。

是荧幕上播放世界第一个试管婴儿时，达杰父亲的那句：年龄大了，什么怪事都能遇到。

是母羊几年没下过崽儿，被单独圈了起来时，达杰的那句：“不产羔，老实有什么用。”

也是出家当尼姑的卓嘎妹妹，用轮回观念说服姐姐生下孩子：既然亡灵选择了你的肉身，那么拒绝他的降生，对他来说多痛苦啊。

讽刺的是，人们关心亡灵的投胎，却没有关心活人的感受。

想要堕胎的卓嘎并不是什么女权先锋，她不愿意生育，只是出于经济层面的考量。

可在丈夫眼中，她也近乎是个“妖女”，会接到丈夫一耳光。

播客节目“不合时宜”里，主播问万玛才旦，卓嘎对堕胎的坚持是不是一种勇敢的反抗。

万玛才旦说，在一个90%的人都有信仰的地方，要对信仰做出反抗，或者做出一个彻底的反思和质疑，发生在卓嘎这样的普通妇女身上不太可信，充其量只是模模糊糊的反思。

因此，《气球》里没有呐喊，没有控诉，也没有直接的对抗。

有的只是一丝女性觉醒的萌芽，和横亘在冲突之间巨大的混沌感。

这种混沌和焦灼的感受，融入了公羊呆滞的眼神里。

卓嘎在日头下倒映在水的倒影里。

人物双方被电线杆和窗户切割的构图里。

以及草原上忽闪忽灭的灯光里。

电影中这种模模糊糊的反思，更接近日常，也更接近人性。它发生在喧嚣的社交媒体之外，更辽阔的偏远世界。

映后见面会上，万玛才旦说，电影从剧本到小说再到成片，耗费了差不多十年时间，自己并没有刻意迎合当下流行的女性意识。

《气球》不是女性电影那么简单，但故事的核心——也就是女性生育问题，足以让每一个当代女性产生共情：卓嘎的困境，是所有女性的困境。

前几天，#山东一女子因不孕遭婆家虐待致死#还挂在微博热搜上。

22岁的山东女孩方洋洋被婆婆、公公、丈夫三人合起来虐待，用棍棒打、饿饭、软禁、罚站雪地，死的时候，身上全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伤，脚趾头都被冻得发黑。

她的公婆和丈夫的供述里，之所以虐待她，是因为她“不孕”。

被虐待致死后，尸体还没火化，方洋洋又被娘家人安排了阴婚。

案发后，方洋洋的公婆分别获刑三年和两年两个月，丈夫获得缓释。

在女孩惨死快两年后，她的故事因量刑过轻的争论，通过热搜才被我们看到。（具体内容点击查看轻读前日推送：被嫌弃的方洋洋的一生）

原计划今天，也就是11月27日，“方洋洋案”将被重审。结果开庭取消，重审再次延期。

且不说《气球》里上世纪90年代的藏区，即使是2020年的东部沿海省份，女性身上依旧背负着沉重的生育枷锁。

而那些在城市里的中产女性甚至成功女性，又好到哪里去呢？

面对的也是“丧偶式育儿”和繁琐的家务。

脾气火爆如世界网球冠军李娜，在上个月播出的一档节目里，忍不住吐槽丈夫姜山 ，说自己在厨房忙得手忙脚乱，丈夫却坐在沙发上玩手机，全然没管两个孩子的呼喊......

这，简直颠覆过去对李娜丈夫的印象，什么甘愿做女王背后的男人，看来在家里和其他男人也是一个样。

网球女王都要面对丧偶式育儿，何况其他女性？

11月26日，BBC报道称，根据联合国妇女署最新的全球数据显示，新冠疫情可能会让他们为之努力的性别平等工作倒退25年。

由于疫情，女性从事家务和家庭护理的工作大幅增加，她们丧失就业和教育机会，这让女性的身心健康可能会变得更差。

仅在9月份，美国就有约86.5万名女性退出劳动市场，而男性只有20万。其中大部分原因是护理负担重，没有其他人可分担。

如果说，电影《气球》里，人的信仰和现实的撕扯是永恒的难题，具备穿越时空的力量。

但1990年代藏区女性遭遇的生育困境，在今天依旧能让城市女性产生情感共振，实在是一种可悲。

悉尼大学教授伊丽莎白·希尔认为，在较低的经济水平上，妇女权利，平等和女权主义的整个概念不是一个选择。她们每天都在工作，要养活自己。她们正在应对生存危机。

“我鼓励在一个层面上进行对话，但我认为距离我们看到改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电影《气球》要拍的，正是一场发生在藏区的对话，一段女性觉醒路上的晨雾。

它不负责提供正确答案，甚至用开放式结局，拒绝提供答案。

只是让你感知到道路漫长。

可惜，这样意涵丰富的电影，很多人却无缘电影院。

即便它早已入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多伦多电影节等数十个国际电影节，获得芝加哥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等十多项大奖。

这个时代缺的不是观点的争论，缺的是设身处地理解和感知每一个当事人。

与其在网上争论“不生孩子是不是人生失败”之类的话题，去站队和表明立场。

不妨耐心了解一下身边的女性，保洁阿姨、食堂大妈，包括你的母亲，女性觉醒意味着什么，她们又是如何看待自身权利的？

《气球》这样温和又意涵丰富的电影，正是我们跟随导演感知这些的一种途径。

希望红色气球飞升得更高，让那些孤独的女性抬起头，看到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