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指导员


我的指导员

前面中间是指导员,后面是我

我当兵就经历了一个指导员,还是后来增配的。刚组建时,营部并没有指导员,只有一个管理员、指挥排长,党支部书记,也是由营副教导员兼着。

1970年2月底,部队到天津南郊区官江湖畔种水稻,营部才增配了指导员,高高的个子,原是二连副指导员提升的。这样,副教导员就不再兼任党支部书记,改为指导员为党支部书记,一切都捋顺了。

指导员对我们新兵特别关心。官江湖畔属于荒远地区,稻田,多是部队从荒滩野地里开垦出来的,离各个村镇都比较远,与当地的老百姓基本隔绝。可以说,除当兵的以外,看不见一个老百姓,和尚堆里,更看不见一个女性。


我的指导员

这是在官江湖畔照的相片

当然,也有例外,官江湖畔的西南角,住着一个“女大学生连”。说是“女大学生连”吧!她们那里总传出弹钢琴的声音,而且还有人说,是庄则栋的媳妇鲍蕙荞弹的钢琴,那就更奇怪了,她们肯定不是“女大学生”,也许就是一个文艺团体,在这里种水稻劳动锻炼。

官江湖畔方圆多少里,只有我们团部有一个浴池,“女大学生连”虽不属于我们团里管,但离我们团部算是较近的,每星期六(星期天部队洗澡)都要给她们烧水,让她们洗浴。一到星期六,“女大学生连”就分批、分组,陆续从官江湖畔西南角走来,经过我们营部(在官江湖畔的西北角)南面再往东走,基本上是围着湖边去团部浴池洗浴。

特别是回来,多是各走各的,她们一个个端着脸盆,一个个披头撒发,边走边用梳子梳发,真是“出水芙蓉,天然去修饰”,各个“素面朝天”,更显示出青春女性的美。但是,她们平时泾渭分明绝不越雷池半步,不会到我们这边来。

星期六,部队是党团活动、车炮场日,那时没车没炮没器材,一到这时战士们多是忙营部的菜地,而菜地就在路边。有的新兵就愣愣地看着“女大学生”,过一个,就不干活了,过一个,就不干活了。指导员发现了这种现象,便及时引导转移视线,适当调整了车炮场日。


我的指导员

欢送我合影

转眼到了1970年冬,部队第一次野营拉练,翻过薛公岭,我们营又住进了汾阳县栗家庄公社。一天傍晚,为配合侦察兵训练,我负责炸点放梯恩梯,回来帮着无线兵背着两瓦电台,正好被从观察所下来的营长看见,一进院里见到我们指导员就喊:“指导员、指导员,我们通信员,不比你们那个党员强,为什么不发展我们入党呢?”指导员没有言语赶紧走了。

老兵一退伍,党支部就发展我入党。指导员找我谈话说:“四好初评,从你们新兵第一批发展党员,就考虑了你。有的老兵说,他是知识分子,考验考验吧!再发展党员,又考虑到了你,还有老兵说,他是知识分子,再考验考验吧!一直到了现在,要不然营长有意见。”

我笑了,“我是啥知识分子啊!村里就挨着县城,上下学都是跑家,早晚家里自留地什么活儿都干。回乡又在生产队锻炼了两年多,交公粮,那大麻袋扛着就上脚手板,一直走到玉黍堆上面,才往下倒。你要上不去,就当不了整劳力,评不了十分。”

指导员也笑了,“要不,我在稻田里看你特能干,背稻子就跟小山似的,忽悠忽悠的。特别是在塘沽站装稻谷车,你们通信班与炊事班也装一个车皮,大冬天,就穿着衬衣衬裤跑上跑下,比建制班装得还快------”


我的指导员

不久,营党委就审批下来,我牢牢记住这个日子——1971年4月10日。这里倾注着指导员的心血。特别是今年庆祝建党一百周年,当我拿着颁发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时,更思念指导员,感激指导员,是他们一点一滴把我这无知青年,培养成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时间刚刚过去5个月,1971年9月13日,部队进入“一级战备”,14日,一营就疏散到介休宋古公社一带,我们营部住进了宋古村。那时的宋古村是有村墙的,干打垒的黄土村墙紧紧围绕着宋古村,在西北角还有瓮城。我们炊事班就在瓮城东面,我们吃饭就在瓮城一旁。

随着转入临战状态,我们通信班每天依旧要到团收发室(也转入了农村)取送信、取报纸。大家的眼睛总是盯着报纸,想嗅出点什么?接着发现解放军报通栏宣传的“四好连队、五好战士”没有了。北京军区“战友报”,原是林彪的题词,却改成了“隶书”。就是这样,也没人敢怀疑到“林副统帅”头上。10月1日,参考消息有这么一句话,“勃列日涅夫中断访问,返回莫斯科,研究‘中国发生的异常事件’。”

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异常事件?出事这是肯定了,但到底出了什么事谁也不知道。教导员说:“等我要是传达了,回来就告诉你们。”不久,营以上干部集中到师里统一传达,教导员回来,刘医生、王炮技师问他。教导员吓得,“我可不敢说,这得拿党籍担保”。刘医生说,“等我传达了,回来告诉你们”。接着连排干部集中到团里传达,刘医生回来也是那个态度,“我可不敢说,这可不能当儿戏”,神神秘秘。


我的指导员

欢送我合影

就在这时,团里保密室打来电话,说营部指导员、三连指导员把学习时的保密本拿走了,叫立即送回去。教导员就叫我去找,然后送到团保密室去。

我一进指导员的屋,只见他坐在炕上小饭桌前趴着写字,顺着钢笔看去,吓了我一跳,“林彪,叛党叛国------”多亏这些日子翻看报纸、议论,思想有准备,要不然他们传达回来谁也不敢说,真是出了大事。

心情马上平静下来,一磕腿说:“报告指导员,教导员叫我收保密本来了。”指导员合上保密本交给我说,“不准看呀”我立即答道:“是!”那时就是听话,保密守则学得特好,“不该看的不看,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

三连住在宋古村东侧,我一到三连连部,三连指导员就知道我干啥来了,合上保密本交给了我。这样,我带着两个保密本骑着大水管自行车,借着月色奔往团保密室,那时团部疏散到介休石河公社。


我的指导员

当年日记

指导员对我一直比较关心,平时还不断地抽看检查我的笔记本。现在,打开我当年的笔记本,还能看到他留下的墨迹。他看到写得好的地方,都用红笔勾出。那时写日记,敞开心扉,是什么回事就怎么写。如1972年7月3日晚,我带班误了三个半时间的哨,就写下了“记住这个深刻的教训吧!”:“你躺在床上睡觉,哨兵站岗站了那么长时间,两人一比,真是岂有此理------”


我的指导员

1972年7月14日,指导员看过我的笔记本写道:“此心得笔记已阅,认为对毛主席感情深。学习上,理论联系实际,工作上,对自己要求高标准,在群众中模范作用好,路线觉悟有很大的提高。望以后,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学早一点,多一点,深一点,带领全班更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透过这一点一滴,就能看出指导员对战士、特别是对我多么的关心、爱护,多么的促进、帮助,使我一步步茁壮成长。

1973年1月,我便被提升为营部书记。这年3月,一营到灵石县张家庄执行军工生产任务,一连、三连(二连留在介休种水稻)负责山上打石膏、拉石膏,我们营部就在冷泉站站台上负责卸石膏,也是两大班倒,两个连队用汽车拉下来多少石膏,我们就要卸下去多少石膏,不能因为我们影响任务。


我的指导员

与指导员的小孩

那时营部除营首长、车管助理员、炮技师、医生外,实际干部很少,我就每天负责带一个大班与营部战士一起到冷泉站卸石膏。那是三个人一组,汽车一下山上了站台,三面大箱板就被打开,一人包一面,三下五除二,四五分钟就能卸完。大夏天阳光底下,不干就是一身汗,一干更是汗流浃背,工作服总是湿着。战士们回去还能歇一歇,我还有本职工作呢!最起码,每天营里的工作要收集向团里汇报,每月要报军事实力,每季要报政治实力,都是硬指标。

指导员总对班长、战士说,“你们别总让书记带头干,他自己还有一摊活儿呢!”其实,他们也是一样,只要带班都干活,都是一身汗。我能歇吗?不能歇,一去就和战士一样一起干,战士们对我特好。


我的指导员

营部欢送我合影

等到9月底,我准备调到团政治处组织股时,不仅,指导员组织了营部干部战士与我合影,支部与我合影,各个班也多与我合影,这些照片就是那时照的,记录着我们的友谊、工作,我非常珍惜。

就是我到了团政治处以后,指导员的家属随军,星期天改善生活,也会想到我,打电话说,“星期天,有事吗?到家里坐坐吧!咱们包饺子吃”,就跟一家人一样。

多少年过去了,我一直感谢我的这些营首长,感谢我的指导员、管理员。人生能有几知己,一生遇到这么多好人多好!我时时想念他们。

九口202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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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更新:2024-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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