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茔城，双红门，多碑亭，一陵两冢，明代陵寝中绝无仅有的陵园

离开武汉驱车200多公里来到了钟祥市，到钟祥市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看看有着“中国帝陵的璀璨明珠”之称的明显陵。明显陵由王墓改造而来，始建于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历时四十年建成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明显陵是明世宗嘉靖皇帝的父亲恭睿献皇帝朱祐杬、母亲章圣皇太后的合葬墓，整座陵墓规划布局和建筑手法独特，在明代帝陵规制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也是中国中南六省唯一的一座明代帝陵。

明显陵位于湖北省钟祥市城东北7公里，面积达183公顷，是明代帝陵中单体面积最大的皇陵，尤其是“一陵两冢”的陵寝结构为历代帝王陵墓中绝无仅有。明显陵原始建筑和环境风貌保存完好，建筑规模宏大，陵寝结构独特，文化内涵丰厚，堪称中国帝陵的璀璨明珠。

这是座在明朝由王墓扩建为帝陵的陵墓。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明宪宗朱见深的第四子朱祐杬薨逝。明武宗朱厚燳赐谥为“献”，并在湖北钟祥选定吉地，按亲王规制建坟园。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朱厚熜被迎往北京入继大统，为明世宗。朱厚熜即帝位后，自立统嗣体系，不顾朝臣反对，追尊生父朱祐杬为皇帝，推尊为“兴献帝”，并加尊为“献皇帝”，朱祐杬被追尊为皇帝后，原有兴献王坟也相应按帝陵规制升级改建，将原覆黑瓦换为黄琉璃瓦，并修筑神路桥等，于是就有了现在的明显陵。

这就是明朝嘉靖初期著名的历史事件“大礼仪”，嘉靖皇帝的礼仪之争绝不仅仅为其父母争夺皇帝之位的称号及皇太后的空虚名位，其真正目的在于加强皇权、冲破内阁制的约束，就其实质而言，嘉靖大礼仪之争实为皇权与阁权的争斗。借大礼议风波嘉靖皇帝加强了帝位，实现了他对明朝长达45年的统治。

嘉靖十七年（1538年），嘉靖皇帝其母病故，为将其父母合葬显陵，嘉靖帝派人调查并打开了显陵地宫，发现地宫有积水。嘉靖十八年，世宗皇帝亲临钟祥，并亲自登上宝城（茔城），在显陵后部立表，选定新址，将其父母合葬于新寝陵，原有宝城与新建宝城之间用很长的平台连接起来称为“瑶台”。连接两座隐密的地下玄宫的瑶台神秘莫测，一直为世人称奇。这两个宝城的形成与墓主人身份的变化紧密相关，于是这就有了在明代陵寝中绝无仅有的前后两个宝城的建置。

正因为有了两个宝城，于是也就有了新红门和旧红门二道大门。新红门为外罗城的门户，是显陵陵区入口的标志，也是显陵由王墓扩建为帝陵的重要标志之一。而旧红门是显陵为王墓时的门户。有意思的是，新旧两重红门不在一条中轴线上，这在中国古代传统建筑中是很少见的，但也成为中国明代“陵制当与山水相称”的陵寝建筑文化的成功范例。

在明代的帝陵中皇陵和孝陵都只建一座碑亭，即皇陵的重建皇陵碑亭、孝陵的神功圣德碑楼。到嘉靖帝即位后，增加了祖陵，并加建碑亭（祭告碑亭），三陵（皇陵、孝陵、祖陵）才各有两座碑亭。位于北京的长陵原只建有神功圣德碑楼，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朱厚熜在长陵陵门内左侧增建碑亭一座，并在献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康陵前添建功德碑及碑亭，但也只是有碑无字。此后，明朝的各陵皆遵从其制。

而显陵的碑亭的数量却远远多于上述各陵。从已经发现或有文献记载的文碑、明楼碑等就达九通之多，远远高于明代其它各帝陵。这恐怕与显陵从王坟到帝陵的升级及大礼仪之争相关，从中可见显陵在明朝的陵寝规制中的独特地位。

明显陵由30多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组成，从陵区山门到陵墓依次布列有纯德山碑、敕谕碑、外明塘、下马碑、新红门、旧红门、御碑楼、望柱、石像生、棂星门、九曲御河、内明塘、棱恩门、陵寝门、双柱门、方城、明楼、前后宝城等。整座陵区建筑掩映于山环水抱之中，疏密有间，错落有致，相互映衬，尊卑有序，如同“天设地造”，是建筑艺术与环境美学相结合的天才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