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

8月10日参观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蛇山南麓的阅马场北端，占地面积28亩，建筑面积6000多平方米，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纪念馆主体建筑为二层红色楼房，因此又称“红楼”。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后，革命党人进驻这里，成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发布了第一号布告，宣布废除清廷封建君主专制，建立中华民国，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里珍藏大量文物和文学、照片资料。2017年5月18日，晋级第三批国家一级博物馆。

红楼前建有碧樟广场和花坛喷泉，并竖有孙中山先生的铜像。“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横幅由宋庆龄亲笔题写。1981年后被辟为“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常年陈列辛亥革命历史文物，供游人瞻仰。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位于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阅马场。馆址原为清末湖北省谘议局，建成于1910年。武昌起义的次日，即1911年10月11日，湖北革命党人在这里创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即湖北军政府。1961年，经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1年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时，依托旧址建立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宋庆龄名誉主席亲笔题写了馆名。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同时也是第一批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我们从纪念馆的西配楼进去，刚进去看到的是一幅汉口租界图，这幅租界图向我们述说了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和腐败。在往里走会看到张之洞的画像以及汉阳铁厂和湖北兵工厂的照片。

张之洞（1837年9月2日-1909年10月4日），字孝达，号香涛，人称为“张香帅”，祖籍直隶南皮，出生于贵州兴义府，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1863年，张之洞中进士第三名，后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张之洞是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政治上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创办大批军民用工业。他还创办了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堂（今南京大学前身）等学校。1909年去世，谥号“文襄”。

张之洞到任湖广的第二年就开始筹建汉阳铁厂。那个时代的汉阳铁厂的规模和产量亚洲第一。共和国成立后，誉满全国的武汉钢铁厂和第一座武汉长江大桥的兴建都曾得益于汉阳铁厂的钢铁供应。 汉阳铁厂生产的钢管造就出了著名的“汉阳造”，“汉阳造”出自于汉阳兵工厂。一直到几十年后的抗战时期，中国军队还在大量装备使用汉阳造的步枪。别小瞧了这“汉阳造”， 糙是糙了点儿，可它却装备了咱天朝几代的军队。从某种角度夸张的说，没有汉阳造，哪有袁世凯编练的新军和后来的北洋军阀；没有汉阳造，哪有打响武昌首义的革命军；没有汉阳造，哪有黄埔军人的诞生和挥师北伐；没有汉阳造，哪有南昌起义和井冈山会师；没有汉阳造，哪里有我人民军队在历次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和不断壮大。我们常说小米加步枪的步枪指的就是咱的“汉阳造”。直到1949年共和国成立后，“汉阳造”才逐渐淡出历史舞台。这前后叱咤风云60余载，跨越三个时代，还有哪一种咱自产自用的武器比它更风光？

继汉阳铁厂之后，又先后兴建了湖北纺纱厂、湖北制麻厂、湖北官砖厂、武昌制革厂、湖北造纸厂、湖北毡呢厂等等。这一家家近代化的工厂造就了武汉三镇成为雄踞华中地区数一数二的繁华都市，晚清和民国时代的武汉完全可以与十里洋场的东方明珠上海媲美。

张之洞以及由他主持建造的这些重工业工厂，极大地推进了湖北的经济发展，也奠定了武昌的经济基础，为武昌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除了工厂林立，还有道路的四通八达，九省通衢之谓肇始于张之洞的手笔。京汉铁路是当时天朝最长的一条铁路，纵贯京畿、直隶、河南和湖北四地，全长1215公里，在湖北和直隶(今河北)两地同时开建，历时七年通车。随后又建成了全长1100公里的粤汉铁路。这两条在武汉相接的铁路联通了天朝南北，几乎改变了当时天朝的整体面貌，也奠定了大武汉成为天朝中部地区不可替代的交通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交流中心的地位。

张之洞到了湖北，其中光绪二十年（1894年）调署两江总督，任期一年多。他十分重视湖北、江苏的教育，创办和整顿了许多书院和学堂。在湖北，有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又设立农务学堂、工艺学堂、武备自强学堂、商务学堂等；在南京，设储才学堂、铁路学堂、陆军学堂、水师学堂等。他派遣留学生到日本留学。在学堂、书院的学习科目方面，他针对社会需要有所改革，添增了一些新的学科。他也注意训练军队，在两江总督任职期内，曾编练过江南自强军，人数1万，地点在徐州，军官全部用德国人担任，采用西法操练。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他回任湖广总督，将自强军交给两江总督刘坤一。

张之洞出生于一个官宦之家，他的父亲张瑛。清嘉庆年间，举人张瑛，一生为官三十余载。其在主政贵州地方府县时，极为重视读书之人。每到午夜交更时分，他都会派两个差役挑着桐油篓巡城。如果见哪户人家有人在挑灯夜读，便去帮他添一勺灯油，并且送上鼓励和祝福，这就是“加油”的由来。

有一段曾广为流转的轶事。当年中山先生不辞远途，奔赴武昌想要进见这位名闻天下的张大香帅，希望能与香帅大人畅谈一下人生理想和治国方略。孙中山于是到总督府衙递上了一个帖子，上书“广州孙文欲见之洞兄”等言。张之洞见到这帖子后十分不爽，心想一介晚辈布衣，求见我一品大员，竟贸然直呼“之洞兄”，这个后生既目无尊长也不知天高地厚，实在张狂。于是张之洞提笔写下回帖：持三字帖，拜一品官，儒生竟敢称兄弟！年轻气盛的孙中山看到回帖后也很生气，就以张之洞的回帖为上联，写下一则下联后扬长而去。这则下联是：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布衣亦可傲王侯！

在墙上的照片中，我们还看到1909年《舆论时事报》的文章，上面记录了一些当时的事情，为我们理解武昌起义提供了很好的依据和史料。

这些接受教育的人才也为辛亥革命输入了新鲜的血液。在纪念馆里陈列了一些起义军的照片和作品及当时创办的一些杂志，如《湖北学生界》、《洪声》、《警世钟》、《猛回头》、《醒狮》、《革命军》，这些作品、杂志很好的声援了当时的革命，为革命提供了先进的思想，促进了新思想的传播，推动了革命的进行。在纪念馆里，我们还看到了武昌起义前共进会负责人设计和制作的军旗样式，及革命党人的袖章、刻刀和印模。起义情形的雕塑及起义军用过的刀、枪等，不能不使我想象起义时波澜壮阔的激烈宏大场面，历史感和责任感油然而生。纪念馆的正厅是武昌起义后成立的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北都督府，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当时军政府的各个机构，如民政部、军令部、军务部、鄂军都督府会议厅、外交部等各个部门。看到各办公室干净整齐的办公桌椅时，我们不难想象革命军认真办公的情形，他们为了中国为了人民兢兢业业的工作着，作为后代的我们不能不为之动容。

看到孙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和博爱的字体牌匾，直感叹孙中山为中国的国父，每年的十一国庆节都要在天安门广场上放置孙中山先生的画像。真了不起呀！伟人！！联想到在南京的中山陵，自己也去过几次了，感叹孙中山这一生，为了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贡献了一生，值得人民去缅怀！

辛亥革命之武昌起义的思想条件

武昌起义(18)19世纪末，何子渊、丘逢甲等人开风气之先，排除顽固守旧势力的干扰，成功创办新式学校。随后清政府迫于形势压力，在袁世凯和张之洞的力推下，对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于1905年末颁布新学制，废除科举制，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式学堂。1909年，地方科举考试停止以后，西学逐渐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形式。也正是教育方式的这一根本性转变，为后来风起云涌的辛亥革命和国家建设培养造就了大批思想进步锐意创新的宝贵人才。

社会条件

辛亥武昌起义前夕，由于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持续不断，革命党人不断发动武装起义。1906年，清廷抛出“预备立宪”，其实质却是加强了皇族的权力，广大立宪派对此极为不满；1908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相继去世，年仅3岁的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即位，其父载沣摄政。

1911年5月，清政府公布的内阁名单中满族人有九名（其中七名是皇族），汉族有四名。被人称为“皇族内阁”。立宪派对此大失所望，有少数人参加了革命党。为取得外国的支持，以维护其统治，清廷将广东、四川、湖北、湖南等地的商办铁路收为国有，然后再卖给外国，掀起了全国大规模的人民反抗运动——保路运动。

文学社和共进会两个革命团体在湖北新军中开展革命宣传工作，在新军中发展革命力量，积极准备起义。1911年初，两团体领袖见面秘谈，准备起义，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革命军临时总司令，共进会孙武为参谋长，以文学社的机关为临时总司令部。

事件起因

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保路运动亦称“铁路风潮”。1911年(宣统三年)5月，清政府以铁路国有之名，将已归民间所有的川汉、粤汉铁路筑路权收归“国有”，马上又出卖给英、法、德、美4国银行团，激起湘、鄂、粤、川等省人民的强烈反对，掀起了保路运动。运动在四川省尤其激烈，各地纷纷组织保路同志会，推举立宪党人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以“破约保路”为宗旨，参加者数以十万计。清政府下令镇压。

1911年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逮捕罗纶、蒲殿俊等保路同志会代表，枪杀数百请愿群众。第二天又下令解散各处保路同志会。激起四川人民更大愤怒，将各处电线捣毁，沿途设卡，断绝官府来往文书。1911年荣县独立，荣县成为全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的政权。把保路运动推向高潮，成为武昌起义的先声。

事件经过

前夕策动

武昌起义一呼百应清朝廷为扑灭四川的人民起义，派出大臣端方率领部分湖北新军入川镇压，致使清军在湖北防御力量减弱，革命党人决定在武昌发动起义。

1911年9月1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在同盟会的推动下，建立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关，联合反清。并决定请黄兴、宋教仁或谭人凤来鄂作起义指挥，主持大计。

1911年9月24日，两个革命团体召开联席会议，决定10月6日发动起义。各标营党人代表均参加，通过“人事草案”和“起义计划”，军事总指挥为蒋翊武，参谋长为孙武，总理为刘公。

南湖炮队党人暴动未果。炮队事件后，清湖北当局下令收缴新军部队子弹，同时增强市面军警力量，盘查甚严。当局召集官长会议，决定军队提前过中秋节，八月十五日不放假。

1911年9月28日，湖南党人焦达峰函告武昌起义指挥部，10月6日起义湖南准备未足，请展期10天。再加上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未能赶到武汉。起义指挥部决定10月16日湘鄂两省同时发难。

临时决定

1911年10月9日，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配制炸弹时不慎引起爆炸。俄国巡捕闻声而至，搜去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旗帜等，秘密泄露。并拘捕刘同等6人，随即引渡湖北当局。

湖广总督瑞澄下令关闭四城，四处搜捕革命党人。情急之下，革命党决定立即于10月9日晚12时发动起义。但武昌城内戒备森严，各标营革命党人无法取得联络，当晚的计划落空。

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自行联络，约定以枪声为号于1911年10月10日晚发动起义。

星夜起义

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武昌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夺取位于中和门附近的楚望台军械所，吴兆麟被推举为临时总指挥。缴获步枪数万支，炮数十门，子弹数十万发，为起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此时，驻守武昌城外的辎重队、炮兵营、工程队的革命党人亦以举火为号，发动了起义，并向楚望台齐集。武昌城内的29标的蔡济民和30标的吴醒汉亦率领部分起义士兵冲出营门，赶往楚望台；尔后，武昌城内外各标营的革命党人也纷纷率众起义，并赶向楚望台。起义人数多达3000多人。

1911年10月10日晚上10点30分，起义军分三路进攻总督署和旁边的第八镇司令部。并命已入城之炮8标则在中和门及蛇山占领发射阵地，向督署进行轰炸。

起初，起义军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指挥，加上兵力不够，进攻受挫。晚12点后，起义军再次发起进攻，并突破敌人防线，在督署附近放火，以火光为标志，蛇山与中和门附近的炮兵向光处发炮轰击。湖广总督瑞澄打破督署后墙，从长江坐船逃走，第八镇统制张彪仍旧在司令部顽抗。起义军经过反复的进攻，终于在天亮前占领了督署和镇司令部。张彪退出武昌，整个武昌在起义军的掌控之中。

1911年10月10日深夜，正在保定军咨府军官学校学习的同盟会员何贯中第一时间得知起义发生的情况，立即将同寝室的李济深等同学组织起来，潜出校外，将清军南下的唯一大动脉漕河铁桥炸毁。漕河铁桥被炸，清军南下镇压起义运动的行程被耽搁，这不仅极大地支援了湖北武昌起义军接下来的军事行动，其更大的意义在于，这为革命党人在全国范围内举事赢得了充裕的时间。

事件结果

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闻风而动，分别于1911年10月11日夜、1911年10月12日光复汉阳和汉口。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

事件影响

引领革命

革命军攻克总督府，占领武昌，消灭清军大批有生力量，在中国腹心地区打开一个缺口，成为对清王朝发动总攻击的突破口，并在全国燃起燎原烈火。

武昌起义胜利后的短短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十五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退位，清朝灭亡。结束了二百多年清王朝封建统治和二千多年封建帝制。

初创法治

武昌起义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宪法草案《鄂州约法》。11月初，宋教仁、居正、刘公、孙武、张知本等商议，认为仅有政府组织法还不够，尚需有一个根本法类型的法规。众人推宋教仁起草。宋教仁早年喜爱研习法律，曾入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研究各国宪法和政治制度，对西方三权分立制度十分赞赏。

因而他为鄂军政府草拟的约法（定名为《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简称《鄂州约法》），是一个三权分立的法律，共7章60条。规定“鄂州政府以都督及其任命之政务委员与议会、法司构成之”。行政权由“都督及其任命之政务委员”行使，立法权属“议会”，司法权则归“法司”。

《鄂州约法》对这三方面职权均有明确的划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采用三权分立原则的政权根本法。它首次正式规定人民依法享有民主权利，享有“自由保有财产”和“自由营业”的权利。取得政权的中国资产阶级在这里以法律形式宣告自己的胜利并维护既得的成果。

开启共和

武昌起义吹响了共和国诞生的号角。武昌起义创建了湖北军政府，成为共和政权的雏型，并引发各省响应。不到两个月就诞生了中华民国，建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取得辛亥革命的重大胜利。

武昌起义即狭义的辛亥革命，同时又是广义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后期腐败的统治，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使共和观念深入社会中上层人士思想中。前后的系列事件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影响。

阳夏战争

战斗简介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震惊了清政府，清政府迅速作出反应。1911年10月12日，清政府撤销瑞澄职务，命他戴罪立功，暂时署理湖广总督；停止永平（今河北卢龙县）秋操，令陆军大臣荫昌迅速赶赴湖北，所有湖北各军及赴援军队均任其节制；令海军提督萨镇冰率领海军和长江水师，迅速开往武汉江面。

14日，清政府编组一，二、三军，以随荫昌赴湖北的陆军第四镇及混成第三协、十一协为第一军，荫昌为军统（也称总统）；以陆军第五镇为第二军，冯国璋为军统；以禁卫军和陆军第一镇为第三军，载涛为军统。三军迅速向汉口附近集结。

面对这一形势，湖北军政府于1911年10月15日决定首先扫荡汉口敌军，然后向北推进，以阻止清军南下。从10月18日出战汉口，到1911年11月27日汉阳失陷，前后战斗41天，史称“阳夏战争”、“阳夏保卫战”、或汉口、汉阳保卫战。

结局影响

为时一个半月的阳夏战争，是辛亥革命期间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在这41天之中，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浙江、贵州、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等省市，先后获得独立。关内十八省中只剩下甘肃、河南、直隶、山东四省效忠清朝。

革命军虽然最后失利，但这次战役仍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它不仅有效地保卫了首义之区和第一个革命政权，而且为各省树立一个英勇抗敌的典范。它充分暴露了清军的残暴和虚弱，使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进一步陷入孤立和瓦解的境地。它吸引了清军绝大部分主力，使清政府无力有效地控制和镇压其他各省起义，从而有效地促进了革命军和革命力量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