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县汉墓群

献县汉墓群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河北省献县境内，西距沧州市70公里。献县自西汉建立河间国，直至南北朝时，一直是王封之地。献县汉墓群，是西汉至南北朝（前178年—487年）时期河间王及其子孙、乐成侯、中水侯等葬于献县境内墓葬的总称，位于河北省沧州市献县境内，占地面积7万平方米，陵域多集中在河城街镇和十五级乡，河城街镇是汉代河间王的都邑所在地[1]。

献县汉墓群存37座汉墓，出土有错金铜豹、鎏金铜雀、残鎏金铜马、等，墓群规模大、级别高、数量多、层次全、时间跨度大，贯穿于汉代的始终，对研究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均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和历史价值。

献王陵就在我们村的西边隔壁村西八屯村的西边，我们要是去县城的话，原先只能经过西八册屯（我们称呼为西八屯村）西边，紧挨着献王陵的一条路去到献县通沧州的一条公路。当时没有现在保护开发的那么好，也不知道那是献王陵，反正大家都叫他大冢子。

刘德，西汉景帝刘启之子，武帝刘彻之异母兄。公元前155年，被封为河间王。班固《汉书》载：“（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他倾注毕生精力，置日华宫搜集典籍，整理诗经，成为一代宗师。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为先秦文化的传播做出了贡献。当时汉武帝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极为欣赏刘德的才华，因此，刘德几次到长安“献雅乐，策对三雍宫。”武帝既折服他的才华，另一方面又猜疑他，恐他与自己抗衡，江山不稳，刘德知其意后，终日纵酒听歌，不久郁闷而终。他在位二十六年，因其“聪明睿智”，谥号曰“献”，称之为“河间献王”，这就是献县得名的由来，刘德是最早实施“实事求是”的，而献县则成为“实事求是”的发源地。

刘德居于咸阳，修学好古，遇事实事求是。他喜好儒学，藏书最多，衣著服饰和言行举止都依仿儒生。山东儒生多附于他。他在位二十六年去世，谥“献”，又称河间献王。

秦朝焚书坑儒，典籍湮缺。他凡从民间得一善书，必好写以还，而留其真本，又加金银玉帛赏赐，以招四方之书。由是有旧书者，多奉奏河间王。故其得书之多，可与汉朝官家藏书相等。所得书皆古文及先秦旧书，价值较高。其学举六经，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精儒学，山东诸儒多从其游。

汉承秦制，到汉武帝时，感到光靠严厉的法制，没有德行的教育，国家难以长治久安。于是，依从大儒董仲舒“独尊儒术，罢黝百家" 的政治主张，实行忠君爱民的孔孟之道。

然而 "三代之书" 燔炀殆尽，读书之人也凤毛麟角，恢复儒术教育谈何容易。这时，河间王刘德应时而起，"于灰尽之余纂亡散篇卷，仅而复存"。

足迹踏遍鲁燕赵魏，寻寻觅觅为国求书。刘德不畏劳苦，身体力行，凡闻民间有善书者，则亲自前去收求出重金购之，并命人重抄一份留与百姓。对不愿出让者，则好言求之，从不采取强制手段，这在当时的统治者来说，是难以做到的。由此刘德贤名远扬，众多知识分子和百姓，都不远千里，携先祖旧书，前来奉献， 刘德均给予重用和奖费。所得之书，有《诗》、《左传》、《周官》、《礼记》等多达几十种。数量之多，充满楼阁，据载 "其量可与汉朝" 等。

刘德曾下令修筑日华宫，“置客馆二十余区，以待学士”。而刘德自己的奉养没有超过宾客。

为了整理这些古籍，刘德亲自组织并参与工程。他以名儒毛苌、贯长卿为博士、王定为史丞，又广招天下著名学士，对所得之书进行研究、整理。刘德整理古籍的态度极为严谨，对所得残缺不全、 字异文非和不同版本者，必组织群儒研讨辨析、勘误订正、精心校理成册。

据传，《毛诗》最早作者是孔子和其弟子子夏，子夏作诗序以授曾中，曾中授李克，李克授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孙卿子，孙卿子授鲁人毛亨，毛亨授赵国毛苌（号称小毛公），毛苌被刘德招为博士，《诗》遂为刘德所得。为与当时流传的《齐诗》、《鲁诗》、《韩诗》相区别，毛苌所传之《诗》冠以 "毛字"，谓之《毛诗》。齐、鲁、韩三诗早已失传，只有经过刘德不懈的努力研究整理过的《毛诗》长时间在世界上流传，使《毛诗》成为我国注解《诗经》的专著。《左传》相传为春秋时左丘明所著，是我国古代一部史学和文学著作。

汉朝初年，"北平侯张益及长沙王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等皆修写《春秋左氏传》"，贾谊将《左传》授予赵国人贯长卿，人称之为贯公，被刘德招为博士，随将《左传》系统加工整理、校实解释，才成为今古名篇。

经过艰苦的校勘著作而整理出大批的正本书籍，对于当时书典十分匮乏的汉朝廷真是雪中送炭。史载刘德多次车载《诗》、《书》等古籍应诏入朝。汉武帝刘彻看到刘德带来这么多书籍献于朝廷，十分高兴，每次都要举行隆重的接书仪式，并在 "三雍宫"召见，还询问有关儒学的30多个问题，刘德当场对答如流，论之有据。当时，各诸侯王和重臣们也有献书献策者，但多是一些杂家所论，没什么参考和收藏价值，唯刘德所献之书，才称得上真正的儒家经典，多是 "精品" 。因此，汉武帝对这位同父异母的哥哥十分器重，多次亲自把盏钦命赐酒，并赐金帛奖赏，一时之间刘德贤名传遍天下。

刘德所聚集之诸儒士中不乏对儒家经典研究颇深的大学者，毛苌和贯公为其中之佼佼者。明张岱《夜航船·文学部·诗经传》：“卜商始序《诗》，辕固作传为《齐诗》，申公作训诂为《鲁诗》，浮丘伯授。毛苌作故训为《毛诗》，毛亨授。”毛苌先从毛亨学习《诗训诂传》，后被立为河间国博士，河间王刘德为之建筑君子馆。毛亨所论《诗》传自孔子学生子夏，最合古意。明张岱《夜航船·文学部·毛诗》：“荀卿授汉人鲁国毛亨作训诂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以（毛）亨为大毛公，（毛）苌为小毛公，以二公所传，故名《毛诗》。”《鲁诗》亡于西晋、《齐诗》亡于曹魏，《韩诗》亡于北宋，惟独《毛诗》，由于献王刘德建君子馆作为毛苌传经之所，向天下学士广为传讲，得以流传下来，滋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学士。清端木国瑚有诗：“礼士贤王汉古风，昔人已往今人老。传《诗》博士毛公里，筑馆犹闻说君子。”

贯公先从贾谊学《左传》，后被立为河间国博士。其所传《左传》递相传续，直至西汉末年学者刘歆。清张穆《汉河间献王君子馆专歌为仙露同年赋》诗有句：“汉兴荡除挟书律，如日杲杲生于东。三辅邸舍廓有容，碔砆金玉错其中。坦坦大河壖，神禹厮二渠。献王筑馆河之濒，实说神乐孰《诗》《书》。蒲轮朅来呕咦水，河北诸儒为王起。兰陵客死绪示棼，毛贯诸公尽君子。君子几凋零，王功在六经。”毛指毛苌，贯指贯公。“荡除挟书律”，指汉惠帝刘盈废黜秦代禁止民家私家藏书之严苛法律。《汉书·惠帝纪》：“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唐颜师古注引张晏曰：“秦律敢有挟书者族。”

汉武帝刘彻建元五年（前136年），朝廷设《易》、《书》、《诗》、《礼》、《春秋》五经博士。京师设立太学，由五经博士任教师。博士教授弟子的经书，均用汉朝通行之隶书书写，故称“今文经”。董仲舒是今文经学的创始人，把《易经》阴阳五行学说加以引申、发挥，提出儒学“天人感应”理论和“三纲五常”道德规范。这些理论在当时有利于维护国家大一统的局面和社会的稳定，部分学说受到汉武帝的支持，朝廷于是确立尊儒重书之国策，这对于一心想要振复儒学的河间王刘德来说鼓舞极大。

刘德满怀信心地带上河间国内的儒学研究成果，奔赴长安，进献朝廷。据《史记》记载，刘德来朝时间在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6）冬十月，武帝在三雍宫召见刘德，向他问策。《史记·五宗世家》裴骃集解引《汉名臣奏》：“河间献王经术通明，积德累行，天下雄俊众儒皆归之。孝武帝时，献王朝，被服造次必于仁义。（汉武帝）问以五策，献王辄对无穷。”河间献王刘德在京师长安期间，还和一些儒臣进行过儒学讨论。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对》即记载有与刘德的对话，并涉及《孝经》，而《孝经》也是刘德所收集上来的佚书之一。宋末元初著名学者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志》转引宋代陈振孙曰：“世传秦火之后，河间人颜芝得《孝经》藏之，以献河间王。”

《隋书·经籍志》记载：汉初，河间献王刘德好古爱学、收集余烬，得而献之《士礼经》，合五十六篇，并记威仪之事。又得《司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阴阳之记》，并无敢于传论之学者。《周官》盖周公所制官政之法，李氏得《周官》进献于河间献王，独阙《冬官》一篇。河间献王购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记》以补其处，合成《周官》六篇奏之。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而又得《明堂阴阳之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汉代礼学家，字延君，世称大戴）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字次君，世称小戴）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明张岱《夜航船·文学部·乐记》：“汉文帝始得窦公所献周公《大司乐》章，河间献王与毛生采作《乐记》。”

从学术上讲，汉朝廷所立之五经博士均讲授“今文经学”。而今文经学按照当时实用政治的需要，穿凿附会地解说儒家经典，属于典型的实用主义政治哲学，学术上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与今文经学相对的是古文经学，古文经籍是用先秦古文字书写而成的典籍。古文经典书籍的来源主要有二：一是汉景十三王之一的鲁国恭（共）王刘馀“孔壁藏书”，另一便是河间献王刘德所收集之书。汉代学者训诂解释这些古文经籍，从而形成“古文经学”，此即《隋书·经籍志》所载：“汉鲁恭王、河间献王所得古文，（学者）参而考之，以成其学，谓之‘古学’”。鲁恭（共）王刘馀好治宫室苑囿，为扩建宫苑而拆毁曲阜孔子旧宅，从墙壁中发现很多古文书籍。有些孔壁藏书竟辗转流传到河间王刘德手中，据宋元学者马端临《文献通考》记载：“河间献王得《古礼》五十六篇，乃孔壁所藏之书。”宋陈普《河间献王》诗云：“礼乐将兴汉德凉，活麟天把付锄商。《周官》千载埋黄壤，两汉如今几献王。”《周官》一书在地下埋藏千年之后，由于河间献王的缘故而重见天日，其功绩可谓惠及千秋万代。但两汉四百余年的时光，没有几位刘氏诸侯王能够修学好古的刘德那样的。

刘德收集整理儒学典籍的功绩和其在武帝京师问策中表现出来的儒学造诣，按理说一定会受到朝臣的尊敬，也理应得到号称“独尊儒术”的武帝的赞赏。然而，令刘德意想不到的是，武帝对德行与学问兼盛且声著朝野的他心生猜忌，并向他发出了严厉的警告。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五宗世家》记载：“孝武帝艴然难之，谓献王曰：‘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献）王知其意，归即纵酒听乐，因以终。”汉武帝的意思是：殷商汤王、周文王姬昌，都是由地方方圆七十里与百里的小国之王而夺取天下的古代贤王。汉武帝刘彻这样告诫刘德，其用意当然十分明显：你刘德要谨守诸侯藩王的身份，不得觊觎汉朝神器。这对衷心献书、渴望汉朝儒学昌盛的刘德来说，无疑是当头棒喝。且刘德所献书籍被朝廷有意藏之秘府、暗处仓库而未有发挥作用；所献雅乐虽然也让乐官演习，但并不常为朝廷所用。

心灰意冷的刘德回到封国后，纵酒听乐，自我麻痹。四个月后，刘德命归黄泉，享年不足五十。

宋王安石《北行过河间》诗云：“北行出河间，千岁想贤王。胡麻生蓬中，诘曲终自伤。好德尚如此，恃材宜见戕。乃知阴自修，彼不为倾商。区区三世家，庙册富文章。教子以空言，得祚果不良。”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河间献王刘德进京进献典籍与雅乐反遭遇汉武帝冷落，可谓事出有因。从政治哲学上讲，武帝好儒也只是用儒学教民，治国之术则三代王道与春秋霸道并用、儒家与法家兼施。“七国之乱”以后，朝廷加强中央集权，规定诸侯国只收租税、不管政事，即分土而不治民。武帝刘彻有十三个兄弟被分封为王（世称“汉景十三王”），都须提防。武帝对诸王，大多“以宫室相高，狗马相尚”。诸王耽于享乐而不足为患。东汉班固《汉书·叙传》中讲：“（汉）景十三王，承文之庆。鲁恭馆室、江都轻、赵敬险、中山淫、长沙寂寞、广川无声、胶东不亮、常山骄盈。四国绝祀，河间贤明，礼乐是修，为汉宗英。”汉景帝刘启所分封的十三位诸侯王中，鲁恭（共）王刘余好修建宫室楼台、江都王刘非轻浮傲慢、赵王刘彭祖阴险狡诈、中山王刘胜好色好乐、长沙王刘发寂寞无才、广川王刘越无声无息、胶东王刘寄隐晦愚暗、常山王刘舜骄傲自大，有四国国王因为行为不法而遭诛绝祀。可见汉景帝刘启所封的十三位诸侯王之中，唯刘德“夫惟大雅，卓尔不群”，为汉室英杰、诸王楷模。

一千多年以后，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论道：“王公贵人不好侈靡而喜书者，固鲜矣。不喜浮辩而好正道，知之明而信之笃，守之纯而行之勤者无一二焉。”因此，汉武帝发现自己的同父异母兄弟刘德有德有才、不同流俗、志向高远时，就有意疏落、压抑他，意在敬告刘德，切莫为非作歹。

清端木国瑚《献王祠》诗云：“孝景分封尚俨然，汉家难得此亲贤。名王造次称儒者，天子荒唐事列仙。传我遗经刘子政，坏人雅乐李延年。后来一听斑车入，空记河间姹女钱。”诗中提到的刘子政，即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刘向，原名更生、字子政，乃西汉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李延年，汉武帝时造诣很高的通俗音乐家，中山人（今河北定州），出身倡伎之家，父母兄弟姊妹通音乐，是以奏乐歌舞为职业的艺人，代表作《佳人曲》。其妹即受宠于武帝的李夫人。

献县历史文化悠久，献县因献王而得名。我县将献王文化作为创建文化之城的核心内容，近年来，先后修建了文化公园、献王纪念园、献王奉祀园、献王酒博馆等景点，着力打造全省首家省级文化旅游知名品牌——献王文化旅游示范区，弘扬优秀历史文化，扩大献县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尹店村子的西边有个汉墓，我们叫大冢子，北边就是一条小河，小时候经常和小伙伴去那里玩，有时是在河里游着到那里去的，到了后光着脚丫子就往上爬，期间还要小心被蒺藜扎脚。大冢子有二十几米高，西南边有空地，从西北边沿着山脊开始往上爬，上去用不了多长时间，但就是接近大冢子时，经常有蛇出没，我们很是害怕，见到后赶紧跑开，大冢子上没有绿植覆盖，只是光秃秃的，但土质是比较坚实的。大冢子北边被人掏出了个洞，我们经常爬进去看，有大青砖在里边包裹，不知道这里边埋得是什么。随着改革开放后，胆子大的人开始将大冢子的土拉回家去填自家的宅基地或者院子，这样没多长时间就把大冢子东边的土就给挖没了，挖出了能直接通河里去的一个宽十几米的通道，将大冢子慢慢的从脚底下挖小了。村里的人们开始利用大冢子南边改造成了烧砖窑，烧砖窑用过一次后，就没土可用了，于是就废弃了。村子里边胆子大的人开始挖掘，试图进入大冢子里，有一天终于打开了，有人进去里边，从里边盗出很多文物来，我的邻居胆子也大，也进去拿了个碗出来，在太阳底下一照，通透。这些盗墓的村民将盗出来文物拿回家了，县公安局和文物局知道后，来村里通知进去盗墓的人将文物交上来，否则就以偷盗文物罪起诉了，吓得村民们纷纷将从大冢子里盗出来文物上交了。至于我的邻居也没有幸免逃过。这麽多年了，每次回到家里时也没有时间再去爬一下，只是站在河边马路上远远的看看。

后来才听说，这曾与我童年顽皮结缘的古墓下，长眠的竟是跟随献王刘德整理秦火劫后典籍的《左传》博士贯长卿。是和传承《诗经》的毛苌齐名的先哲古贤。《左传》奥意深邃，但深奥寓于朴素与通俗。一九四五年黄炎培先生初到延安，在和毛主席谈论起历代总难跳出人亡政息的“周期律”时，他们引用的“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名句，即出自《左传》。毛主席接着坚定的对黄先生说：我们找到了跳出这个周期律的办法，就是让人民群众起来监督政府。正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毛苌墓在献县十五级乡尹店村的西边，被万亩竹林包围着，说实话就是在自己的家乡这么近的地方，由于没有被开发保护，也没有老师给讲解过，所以自己就对毛苌墓没有什么印象。或许是因为小的时候我们村被分为三个行政村，我住在尹三村，距离北边的河道，西边是尹一村，东南边是尹二村，村里的土地也是这样划分的，就是挨着哪个村近的地方的土地就归属哪个行政村，所以尹一村就是挨着毛苌墓那边了，自己小的时候很少去尹一村活动，更别提去毛苌墓了，小的时候和大哥去县城赶集时路过，但只是一个秃秃的土冢子，也没有标明是毛苌墓，也没有修建庭阁，随着自己上高中时骑着自行车路过那里也不知道这就是毛公墓。记得第一次去毛苌墓是自己从北京回老家，在同学孙树坤开车陪同下去参观的。刚到墓冢下，看到有牌子标明毛苌墓，这是自己第一次看到关于毛苌的信息，抬头看到了墓顶上新修的庭阁，我们爬了上去，四周远眺，绿色尽收眼底，往东边望去就是自己的老家尹店了。感叹呀！虽然自己读书了，但对中国的文化历史一点不通呀！也对中国的教育制度感到一丝丝的悲凉，很多中国自己的文化不能普及到每个读书人。

最近在听余秋雨教授中国文化必修课程，逐渐才知道了毛苌。毛苌，是他整理的《诗经》被后人保留下来了，现在由余秋雨写的序，由著名的书法家管军书写的《诗经》碑，在沧州已经修立起来了。世界各民族开头的时候都有诗，但是把诗当作经的只有中华民族。

张衡的地动仪、蔡伦的造纸术哪怕是三国诸葛亮的木牛流马，都充满了神奇和梦幻。毛公不是诗的发明者，毛公只是诗的采撷者和播种者。 两千多年前的一个晴朗的日子，毛公从遥远的赵国一路跋涉来到这九河之间。行囊里装满了对诗的挚爱，双手接过河间王刘德的嘱托。他撒种，耕耘，埋头一做就是十数载。在诗歌的王国里，他“左右采之”“左右芼之”“辗转反侧”“寤寐求之”。日华宫的杏花开了又落，落了又开；君子馆的车声来了又去，去了又来。银汉皎皎，大汉的上空，流光溢彩，贯若长虹。浴秦坑火而重生的《诗经》，终于化作凤凰！此时，天宇间能与之同辉的只有印度的《梨俱吠陀》和希腊的《荷马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