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 我眼中的高文彬先生

高文彬，1922年12月生，上海市人，法学家、翻译家、历史学者。1945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1946年5月至1948年8月期间，高文彬参加东京审判，先后任国际检察局翻译、中国检察官办事处秘书职务，是全程参与东京审判的亲历者。2019年8月16日，我馆工作人员曾专程赴上海，为老人录制口述史。高文彬先生于2020年9月7日凌晨3点10分去世。（相关链接：痛惜！中国最后一位东京审判全程见证者高文彬今天凌晨去世）

今天，是老先生的周年。让我们通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先生之子向隆万的口述，了解他眼中的高文彬先生。

△高文彬先生

向隆万：我眼中的高文彬先生

东京审判前，我父亲到上海来找翻译人员，高文彬先生正好从东吴大学毕业不久。东吴的刘世芳教授和我父亲是大学同学，推荐了两位高材生，其中一位就是高文彬。面试合格后，两人都被录用了。东京审判进行将近一年，翻译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只有高先生转任我父亲的秘书，一直工作到结束后回国。

我们两家关系很好。高先生家在虹口新建路，我家在安国路，相距很近。我小时候常去他家，每次去，他母亲都会拿点心招待我。高先生结婚我也参加了。我父亲是主婚人，倪征燠先生是介绍人。据高先生讲，东京审判结束后有四位东吴校友关系特别好，是莫逆之交，除了我父亲、倪先生、高先生外，还有一位杨寿林先生。差不多每两星期就会相约吃饭，直到高先生蒙难为止。

高先生蒙难到江西后，我父亲鼓励他不要放弃希望，英文、法律知识将来也许会有用。父亲经常邮寄《北京周报》等英文资料给他，后来高先生在农场里果然有用武之地。农场管理者遇到一些外文资料，就请高先生帮他们翻译。高先生留在农场工作后还到当地一所中学教英文，很受学生欢迎，直到前年，还有当年的学生从国内外相约到上海拜访高先生。

回到上海后，高先生作为亟需人才被上海海运学院（现上海海事大学）聘为教授。那时我在西安交大教学，寒暑假回来，会去拜访高先生。

最近十年我跟高先生接触特别多。前面提到的《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和《东京审判征战记》分别出版于2010年和2019年，相隔十年，高先生都欣然作序，还题了词，我真是由衷感谢。

△东京审判中的中方检察官向哲濬

我是教数学的教师，为什么会做这件事？高先生起了很大的作用。2006年《东京审判》故事片放映，我和高先生一起出席首映式。此前许多人不知道东京审判，电影以艺术的形式把这件事情还原，让国人了解，这是好事情。但由于缺少相关资料，很多镜头不真实。当听到电影导演说要拿到东京去放映，高先生立刻说，现在日本右翼认为东京审判是“胜利者的审判”，企图否定这场正义的审判，他们连南京大屠杀也认为是虚构的，你现在虚构了这些情节，正好授人以柄。当时梅汝璈法官的儿子和我也上台发言。很多国内外的记者，如上海电视台、《解放日报》《文汇报》记者，还有日本NHK记者都来采访。东京审判时我刚上小学，仅知道父亲到东京去审判日本战犯，我长大后，父亲也很少谈及东京审判，所以我非常惭愧，讲不出什么有价值的话语。

2006年初，我有机会到美国访问，到华盛顿的时候顺便访问国会图书馆，了解到那里有东京审判的资料，当时没有时间，只得匆匆离开。同年5月，我小儿子在美国一所大学硕士毕业，我和太太去参加他的毕业典礼。然后就在华盛顿、纽约查找有关东京审判的资料。特别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收获很大，因为改革开放以后，我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了两年，对那里的老师和图书馆比较熟。果然，我在该校东亚图书馆找到了全套当年庭审记录纸质版，从索引查到我父亲的十次讲话。我就把我父亲讲话复印后带回国，然后翻译成中文，连同在美国翻拍的一些照片，出版了第一本书。

2011年5月3日，东京审判开庭65周年的时候，上海交大成立东京审判研究中心，高先生是我们顾问。这十年里高先生给了我们许多指导。他不是挂名顾问， 2013年在中国举办关于东京审判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美国、日本还有国内来了一些专家学者，高先生也参加并发言，有他这样亲历东京审判的人国内外都很少。2016年，同样的会议又在上海举行。这次有美国、日本、法国、新西兰等好几个国家的专家参会，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也有人员出席，高先生也在会上作了发言。当时全国几十家媒体对高先生争相采访。

在国家的支持下，我们中心集中了校内外、国内外专家的力量，从无到有，把缺失的东京审判第一手资料编辑出版。在这个过程中，高先生起了很大作用。比如庭审记录是英文，还涉及到一些人名地名，我们一有疑难问题就请教他，高先生都能给我们非常确切的答复。

目前，庭审记录英文版和索引已经出来了，中文全译本也在进行中。海内外学者都认为这是重大的贡献。

2019年9月18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了东京审判图片展。九十八岁高龄的高先生前去参会，在会上作了发言，最后讲道：人民必胜，和平必胜，正义必胜。当时我们都一起参加，各地记者纷纷采访高先生，影响非常大。每次活动，只要高先生在，他就是中心。（相关链接：今天9·18，《正义的审判——纪念东京审判宣判71周年图片展》在我馆开展）

△2019年9月18日，高文彬老人来到我馆的“东京审判”主题展览，敲法槌，为展览开幕。

2016年，高先生曾经提出一个倡议，在上海建立东京审判纪念馆。倡议书以他领衔，我们几个后人，包括我，梅汝璈法官的儿子、女儿，还有倪先生首席顾问的女儿等都积极响应。

另外，我还知道他和好多东吴老校友编撰《元照英美法词典》一书，他送过我一本，这也非常了不起。2019年，我陪同台北东吴大学副校长访问高先生，他对高先生说：大陆这本《元照英美法词典》，全世界都没有，是他们学校重要的教学工具。

高先生在我印象中，一直是一丝不苟，风度翩翩。裤腿都有两条缝，衣服总是穿的干干净净；头发三七开，一丝不乱，待人彬彬有礼。出门前，眼镜、钢笔、手表，衣服三件套、皮鞋都要认真检查。高先生平时并不健谈，但是一旦他话匣子打开，话会很多，一直到老年也是这样。

△高文彬先生

高先生在海运学院执教时，学校请了国外专家教授来讲学。后来人家也想回请，希望海运学院派教授去他们学校讲中国的法律情况。当时人才紧缺，海运学院领导问高先生能不能去讲学，高先生欣然领命。他到美国两所大学直接用英文讲中国法律，真是很了不起。

苏州大学百年校庆时，我见到全国很多大学法学院院长。我问他们：“现在学生英语四级、六级、八级都不错，要是让他到国外的法学院用英文直接讲中国法律行不行”？大部分院长摇头说八九拿不下来。这就说明，一方面是当时东吴教学质量确实好；另外高先生严格要求自己，包括蒙难时在江西农场，他还是坚持学习英文、法律等知识。他在江西农场读我们国家出版的英文资料，还背英文原文小说。他告诉我，我父亲教他一个学英语的好办法，看到一个好句子，或者听到一个好句子，赶快拿小本子写下来，然后背出来，变成自己的东西。这样十句、二十句，一百句，两百句，如果都能够烂熟于心的话，你就能张口而出。高先生就吸收了这个经验。所以在江西的时候他也是这样，比如说毛主席语录、英文语录，《北京周报》中的警句，他就记下来背。

尽管高先生的个人命运非常坎坷和不幸，但他对民族、对国家的责任从不动摇，高先生的重大贡献人们用永远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