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求实，以行践言——管理学者阎雨先生的知行体用

数十年来，在中国学术思想的舞台上，各路文士贤哲各领风骚、各家流派学说各擅胜场，一时间，当代的人文思潮也可谓争鸣熙攘，好不喧嚣。纷杂过后，再去冷眼旁观、静心思量，就会发现，期间总是不乏侮食之客，曲学之辈，于学术一无造诣、于社会更无半点裨益，却能占据要津、鼓动风潮。人们开始觉悟并思考，如何才是知识分子的风骨？如何才是当代学术的真精神？也许，每一个人的心中，对于学者、对于学术文化都有一个衡量的标杆。对于笔者，每思及此，便总会想起管理哲学践行者——阎雨先生。因在他的身上，时常可见一份洒脱而温润的学者性情，一种崇尚独立、自由、平等、包容的学术精神。这种性情与精神，不独见于其已经问世的经典著述，更可见于其以行践言的问学之道、求实之风。

认识阎雨先生的时间虽不算长，却是闻名已久。北大初见之时，先生比想象中的还要年轻，而这位未及不惑之年的“年轻”学者，已是桃李过万千。在当代学界，多数知识分子固守一隅之地，求学的门径愈来愈窄，能够做到“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之人更是寥寥。而在人文社科学界中，阎雨先生却称得上是一个“大家”。在学术的世界里，作为一个以管理学、经济学为方向的专家学者，他从来不曾放下早年的“文化理想”，悠游文史哲、徜徉儒释道，于传承、传播、传世中国宏通精雅的传统文明，开展文明比较、文明发展研究，更是孜孜不倦。在他的身上，会发现一种浓重的古典文化情结，一种传统知识分子的治学风范。“打通”二字在古之学人来说并不罕见，在今天而言却是稀有。而在先生看来，政经也好，文史也罢，无不深植于文明传承的深厚土壤。只有立足国学根脉，萃取百家菁华，方能为光大中华文明略尽绵薄之力。正因如此，才有了后来那部汲取中国儒、道、墨、法、兵五家精髓，融合易经、禅宗文化，并结合西方现代管理工具，所创建的理论与实践融通自新的《中国管理C模式》。

若仅仅是一位书斋式学者，即使学术精深，著述等身，阎雨先生当然也不会取得今日的成就与声名。先生平生孜孜追寻真理，尤其推崇古代大师讲学、文人游学式的文化之道。作为师者，与友朋、弟子之间，以学问相济、以道义相期；作为一位漫漫学路上的求索之人，则以行践言，力达知行合一。他常说，学术理论必须走出深闺，这是一条实现平民化、普世化的必由之路。所以，他多年来奋进不止，想要早日实现自己心中隐蕴多年的一个书院之梦。如同古代延请天下名师，讲学修业立德的书院文明一般，他的希冀，是在现在与未来的中国，重拾起那些早已被遗忘的书院式治学理念，一洗今日的文风士气，以达人文学界的昂扬盛济。与当代许多有志、有识于复兴中华文明的同道中人一样，他坚定地认为，只有文化，才是一个国家的存世根基、才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血脉。而他的所思、所为，无不是为了实现一位平凡的文化人，一个不平凡的理想。

不同于当下明星学者式的哗众与浮躁，阎雨先生所走的拓荒之路，注定是一条孤寂、坎坷的路。因他坚信文化的真实信息就在文明的田野现场，只有在那里找到文化的源代码，才能调和出一剂人类大同的文化之汤。所以，他又往往不避万里之遥，在东亚、中东、欧美等各种世界文明的轨道里穿行，在求同存异的文化之门中，锲而不舍地追求着人类共存、共荣的管理哲学。因有这样的学术宏图，并不辞艰辛躬身践行，才有了今天《禅与现代管理》、《文化与经济论衡》、《心灵的河流》等多部学术思想的饕餮盛宴，在充盈人们精神世界的同时，更可直接介入现实，助力社会改良。在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先生在著书立说之余，已主持推动多场政产学研领域的学术研讨会与国家级战略经济区规划，力争最大限度地将前沿学术成果，转化成为现实生产力，为国家的发展献策尽力。这是一位学者的立身本末，一种“家国天下”的担当。

学者之担当，在于甘于寂寞、潜心问学；在于彰显师道、传播思想；在于走出书斋、忧乐天下；在于以己之学，还报家国。而值得庆幸的是，还有这么一些先生，用自己思想的臂膀，为中国的学术拓开了一片丰饶、自由的土地，撑起了一片高远、独立的长天。阎雨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坚守并践行着当代知识分子的良知与修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