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云烟179-文天祥的老部下生祭：文天祥该死，必须死，赶快死？

九

文天祥没有绝食而死，这让南宋的很多遗民们坐卧不安了，他们想让文天祥尽快殉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文天祥的老部下王炎午。

文天祥起兵时，王炎午加入他的幕府，并力劝他变卖家产勤王。“愿名公复毁家产，供给军饷，以倡士民助义之心，请购淮卒，条错戎行，以训江广乌合之众......”文天祥听从了他的建议。正待共赴国难、英雄喋血之际，王炎午向文天祥哭诉，自己的父亲去世，还没有下葬，母亲又病危。按照他的意思，是既怕难以尽忠，又怕难以尽孝，所以进退两难。

其实王炎午的意思很明显：天下大势，已然不可挽回，所以他怕难以尽忠；既然如此，还不如回家尽孝。在我看来，他王炎午，才是真正的贪生怕死之辈。国家存亡关头，臣民“临危一死报君王”，就是最大的忠。既然如此，为何还要说难以尽忠？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舍小家，保大家，不正是正直之人应该有的气节吗？

文天祥是何其深明大义之人，他知道凡事不可强求，特别是明知不可挽回败局的情形之下。于是，他准许王炎午回家，为父守孝，为母尽孝。

不成想，在文天祥被俘北上，路过江西之时，王炎午又跳出来了。他饱含热泪，满怀深情，洋洋洒洒地写下了1800多字的《生祭文丞相文》。其中有如是话语：“呜呼，大丞相可死矣！......斯文不朽，可死。......为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将相，功名事业，可死。仗义勤王，使用权命，不辱不负所学，可死。......可死。......虽举事率无所成，而大节亦已无愧，所欠一死耳。奈何再执，涉月愈时，就义寂寥，闻者惊惜。岂丞相尚欲脱去耶？尚欲有所为耶？或以不屈为心，而以不似为事也？抑旧主尚在，不忍弃捐耶？......”

这篇激情澎湃的祭文，主旨只有一个：文天祥该死，必须死，而且要赶快死。因为只有一死，才能名重泰山；如果忍辱偷生丧失名节，就会被人鄙视。据王炎午所说，之所以盼丞相速死，是为了报答他的恩情。

为了报恩，竟是希望恩人快点去死！这又是怎样的逆天逻辑？

不要惊奇，在许多南宋遗民的心里，这是很正常的逻辑。到了南宋以后，文人的气节就如同女人的贞操一样，被提上了新的文化高度。特别是在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等理学家的催化下，中国的文人与女人，就走进了一座光怪陆离的围城。在这座围城中，无论是文人还是女人，都失去了之前的那种活泼泼的生命状态，大多变得拘束拘谨，变得毫无生气。

可悲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多数人都会对别人的道德要求很高，而自己却做不到。南宋的绝大多数遗民，即是如此。他们不去殉道，却扛着道德的大旗，去让别人殉道，比如王炎午。表面上看，他很爱国；而实际上，他很懦弱、很冷漠。他想用祭文来判文天祥死刑，从对生命的终极关怀上说，这不是成全，而是地地道道的谋杀。

王炎午自己的所作所为，与他对文天祥的至高要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文天祥散尽家财勤王，为活着的文天祥写祭文，都像是作秀一般的演出，因为他“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勤王又退出；文天祥死后，他还不是在大元的天空下，以著名遗民的身份，又潇洒地活了四十多载？

文天祥是不一样，他是状元宰相，忠义楷模。在众人的眼中，他就应该是完美的，国亡了，他就应该义不容辞，为了气节而殉道。高调的道德要求，形成了高调的道德压力。这种潜在的思想，以至于形成一股巨大的社会洪流，汇聚成了王炎午的《生祭文丞相文》。

为了让文丞相看到这篇“空前绝后，千古未闻”的促死文，在他的必经之路上，在驿站、码头、山墙、店壁等许多地方，都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张贴。不仅张贴，他还到处宣传。

我在想，如果文天祥看到了这篇祭奠他的文字，该会作何感想。立刻去死吗？不可能！如果因为一篇文字而死，那才叫轻于鸿毛。死与不死，何时去死，不是衡量文天祥生命价值的标准，也不是他王炎午说的算，他还没有这个资格。

当道德价值的实现，对个体生命产生消耗甚至危害时，又有多少人打着道德价值的幌子，进行戕害生命之举啊！王炎午的生祭文，是对文天祥生命的冷漠与践踏。它的出现，与其说值得夸耀的千古奇文，不如说是一种莫大的文化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