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次婚姻

我叫李付生，今年76岁，现居住林州市五龙镇石官村赵官自然村，上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初，在石官大队南片任支部书记，1979年大队分家后，我任石官村支书直至1991年。现在家中务农，过着和村中其他老年人一样的生活。

我今天和大家讲一段前年的事情，也就是2019年秋天，大约是八月份，我和大伙一样，去生产队里分给我的红薯窑地里翻红薯秧。那块地在水库的南面，有一分地，离我家的祖坟不远，坟地埋着我的第一任妻子，临近处是我邻居家种的黄豆。我正在翻红薯秧，转身一看，在紧靠红薯秧的地边，卧着一个漂亮的小花猫，两眼水汪汪地看着我，卧在那里一动不动，瞪着眼看我翻红薯秧。按理说，在我们农村野外遇到的野猫，一见到人就都马上离开了。可这天不同，我翻了将近一个上午红薯秧，小花猫还没有走的意思。

看着小花猫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我不禁浮想联翩，时光把我带回了六十年前。

那是一个秋收季节，当时我只有十六岁，还在泽下中学上学，担任着全校的学生会主席兼副班长。记得那年秋天，公社正在陈家岗村东召开万人大会，听说是枪毙人，柳溪河两岸人山人海，各生产大队和小队的人员都来参加大会，我们学校的学生也去参加这个会议。虽说是全公社开会，但各队的人坐得都不乱，一个生产队一个方块，当时还没有扩音器，只记得开会处的人讲一句话，前边的人再用铁皮卷成的大喇叭再重复一次，这样可以把声音传得更远，台下静悄悄的，没有人说话，只听得大喇叭的喊话声音。

我的父亲叫李建红，当时是泽下公社的干部，他在河头村驻队，当时草帽很时兴，如果看到一人能带上用洁白的麦秸秆编织的草帽，不用说这人一定是吃国家饭。当天天气很热，父亲捎信让我把草帽给他送过去，我拿着草帽送到陈家岗村的麦场，河头村的干部群众正在围着麦秸垛处闲聊，只听得一个说道，这不是李建红的儿子吗？看看长得多帅气，老刘回村之后把你们家里的姑娘给这个小伙说一说，成就一门亲事，放下草帽后，我低着头从大伙的议论中赶紧走开。

李付生（图左二）

由于父亲在河头工作，这几年我去过河头村几次，村上的部分干部认识我，他们说的老刘，就是村上的刘二，其实当时我并不认识他。后来经过村干部说合，刘二回去和家妇女商量了一下，又去泽下中学暗暗地看了几次，于是就决定把女儿嫁给我，当然这事都是瞒着我的。

没过几天，父亲捎信说让我去河头村给他送衣服，那时去河头十多公里，山路弯弯曲曲，我步行硬是走了十多公里路，走到前往河头村的漫水桥时，我还专门下来，到河边洗了洗脸，几个姑娘在河边洗衣裳，也有一些妇女在河边不停地嬉笑打闹，说着一些悄悄话。

又过了几天，听母亲说，河头村一位姓马的老乡要来我家中，给我说了一门亲事，让我在家里等候。那天正好是星期天，我不去上学，心里又激动又害怕。激动的是我第一次被相亲，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女方；害怕的是如果被女方拒绝，心里感到忐忑不安。正在此时，河头村的姓马的干部领着一位姑娘走进家里来了，我害羞地躲到了一旁。他们走进屋后，和我的母亲说了一会话，然后把叫我进屋里，一进门姓马的干部就说，这是我们村的社员刘桃英，今年16岁，我给你们当媒人了，你们先见个面，看一看人，如果觉得合适，就进一步谈，如果觉得不合适，就当认了个熟人，说着村干部就走开了。

屋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我抬起头，只见眼前一位身材修长、瓜子脸，柳叶眉，两个水汪汪的大眼睛，高挑的鼻梁下长着一只樱桃小口，开口便笑，一身方格呢衣服配在她穿着的蓝色裤子上，就像当时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一样。

姑娘笑着说，其实上一次你去河头时，我家里人让我去河边洗衣服，就是为了看你，说实在话，那次见过面后，对我的印象很深，同时家里也对你在学校的表现等情况作了进一步的了解。我觉得女人找男人，就应该找你这样有文化知识的人。一席话，说得我不好意思，真的，这个女人很漂亮，也很会说话，我还能有什么不同意的。

就这样，我们算是见了面，双方也都感觉满意，相互来往起来，毕业后的第二年，刚到结婚年龄，我俩就到公社登记了。后来的实践证明，她不仅长得漂亮，说话之前开口先笑，属于“未弹曲调先有情”之人。而且做得一手好家务，和街坊邻居都相处得很好。那时在生产队里做工，男人们做一天挣11分，而她干一天可挣10个工分。可以说我们结婚后，我在大队里跑前跑后，她在家里教育女儿，家里的事情我根本不用操心。

李付生（提着红袋子的那位）

1968年，大队成立革命委员会，我就在南片担任会计。1969年七月，大队需要刻一枚“石官大队革命委员会抓革命促生产专用章”，那时临淇公社和泽下公社都没有刻章的地方，我骑着新买的自行车，拿着大队的介绍信又换成公社的介绍信，去北边东姚公社刻章。说实在话，那时自行车是衡量一个家庭的实力，不仅需要钱，还需看有没有积分，不是国家干部和长期工人还买不到自行车。

东姚公社在泽下公社的正北边，离泽下公社有20公里，那时泽下与东姚刚修成两米宽的石子土路，天刚蒙蒙亮，我就上路了，去时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我骑着车穿过河头村的漫水桥，沿着前往东姚集上的九岭十八凹，虽然一溜临上坡，但那时年轻，也没有感觉特别的累。到东姚集上后，我把手续内容交给刻章的后，他们让我下午三时去取章，我则在东姚集上吃了饭。

拿到公章后，我骑着车过南窑村，这时天气突然转变，从南往北乌云密布，黑云压城，紧接着雷声大作，闪电轰鸣，一场急风暴雨疾驰而来，而且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走到东姚冯举沟村时，大雨顷盆而下，我急忙到冯举沟大队去躲雨。

冯举沟大队位于山村的一个大院中，三间堂屋，一进门的桌子上放着一个电话机，屋西头的两间房各有一个大炕，大队干部都在炕边坐着说话。我刚进去坐了一会儿，窗外电光闪闪，雷声轰轰，大雨倾盆。突然一道闪电破门而入，在屋内形成一个红色的圆球状，倾刻旋转而出，只听得头上响起震耳的雷鸣，震得屋内墙上的土都掉下来，几个村干部目瞪口呆，好象臆症了一般，到桌前一看，一个电话机被震坏，电线都被烧糊了。

李付生上南山的照片

雨下了整整一个小时，下边就是九岭十八凹，新修的路面没法走，有的地方被大水冲毁了，自行车没法骑了，雨下得小了一些，我摸了摸公章还在，就一步一步地推着自行车向丁家庄村走去。

没有走几步，我的自行车的两个轮子就被红泥粘满了，我只好停下来，用身边的小木棍把车上的红泥挖掉，没有办法，我只好扛着自行车，一步一步地走到了黄贝沟的路上，这时天色已经看不见了。

雨夜里，我扛着车子，感觉特别的累，每走一步，肩上扛的似乎都有千斤重。脚下的泥似乎更重了，看起来像穿了一个尺把高的靴子，走一段路，我就得把鞋子上的泥重新刮一次。走过丁家庄村，走过黄贝沟村，走几十步我歇一歇。此时的礁臼岭上，不时传来几声猫头鹰的叫声，在空旷的夜里，显得特别的寂静。淇河岸边刁公岩的北河沟，绿油油的小灯笼飞来飞去。此时我也不知道害怕了，直管扛着自行车、拖着两条泥腿往河头村走，我实在走不动了，竟不知道什么时候把鞋走丢了，走到我岳父家门口，刚敲开门，我便瘫倒在她家里不省人事。后来岳父家里为我换洗了衣服，让我喝了面条汤我才缓过劲来。他们说那天夜里，到达他家时，正好是夜里两点钟。第二天吃过午饭，家人把我送回赵官村，妻子在家里不离不弃，让我休息了整整两天。

就这样的平静日子只过了8年，那年的正月十九，传说是老天爷的生日，也就是那天，我家妇女在地里干活时不幸感染疾病，经常呕吐、头痛，医生一直按怀孕保胎治疗，最后没有抢救过来，于二月初三去世，她只活了26岁，按后来的医生说，她是得的急性脑膜炎。

我嚎啕大哭，感觉自己没有时光过了，我们还有一个4岁的女儿，家里乱成了一锅粥。这时，公社干部和大队干部及街坊邻居都过来我家里看望，嘱咐我“人死了不能再活过来”宽心话，让我放下心来，多往后看，把孩子照顾好。

这次我在地里翻红薯秧，看到这只卧着不走的花猫，两只眼睛不停地看着我，不离不弃，就像我的漂亮前妻一样，一眨眼，我再去看花猫时，却怎么也找不到它往那里去了，我的心里一直困惑不已。可以说在人生的最美好季节，我的第一任媳妇把自己的身心都贡献给了这个家庭，以至于我在以后的多年，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和她在一起的时光，真是“不思量，自难忘”啊！

（根据李付生同志口述整理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