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居者！！

曾节：蜗居关乎尊严。尊严是自己努力赢得的，不是别人赐予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可以砌筑尊严，而财富和社会地位一旦失去，尊严就失去凭借而坍塌；勉力维持，则已经贬值为虚荣。雪山崩塌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失措众生，惶惶无计；是真英雄，忍辱奋起！人生的分野异常鲜明。封闭蜗居，是自馁。别人没有把你怎么着，是自己没有放下。

我与张济川读小学和初中都在同一学校。同级不同班。髙中同窗。冥冥之中似乎有种定数和巧合。

他身材适中，椭圆脸，眉宇间透出一股英气。是班上女生心目中的性感男神。曾经有女生为他青春萌动，偷偷给他写个纸条。他全身油光水滑，外号“钢鳅”。这外号被同学叫了一生。

张济川性格幽默风趣，爱开玩笑而把握适度，深得同学喜爱。他多才多艺，能歌善舞，拉得一手好二胡，手臂手腕特别灵活，拉琴时张弛有度，琴人合一，如行云流水。能将一首“江河水”演奏得如诉如泣，悲天悯人。他的快弓、顿弓、颤弓、抛弓运用娴熟，能将“赛马”那种万马奔腾，马蹄飞扬，酣畅淋漓的场景展示得淋漓尽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济川因为红五类身份首批串联进京，接受检阅，令班上被打入“另册”的同学羡慕不已。他后来参加了内高总部红号兵宣传队，在舞蹈队中跳主角，乐队中客串主力伴奏，曾经叱咤风云一时，光环耀眼。

他在文革后期响应号召，插队到简阳贾家农村当知青，与原红号兵宣传队乐队主力周乐鑫、颜炎林同一生产队。三人搭伙吃饭，他有一手好厨艺，有一手调味的绝活。一次他拌的一大盆大头菜，辣油海椒煎得好，原准备吃一天，结果三人一顿就风卷残云，一扫而光。害得周乐鑫半夜火冲起来，牙齿痛得坐等天亮。

他们三人为骨干担任了大队文艺宣传队伴奏手，走村串户，披星戴月，爬山路，跨田坎，踏遍青山绿水，为贫下中农表演革命样板戏。演出一般都利用晚上的时间，一无灯光二无道具三无化妆品，他们因陋就简，化妆品用红药水紫药水代替，演正面人物用红药水抹面，反面人物用紫药水抹面，晒坝当舞台，手电筒、亮壶打灯光。一次演奇袭白虎团，奇葩的演出差点让观众笑翻了场子。三人齐奏二胡“北京有个金太阳”。引得观众掌声、欢笑声一片。在那文化生活极度匮乏的年月，他们的演出深受贫下中农喜爱。

七十年代初四川手扶式拖拉机厂落户简阳，并面向下乡知青招工。张济川第一批被推荐，他家庭成分工人，根红苗正，政审毫无悬念通过，顺利招工到川拖厂。从此的命运进入高光期。

上世纪七十年代，空分空压、川拖厂占据了大半个简阳城，气魄的厂房，全新的流水线设备，令多少知青和简阳人羡慕眼红。厂里那些穿劳动布卡克工装的小伙子成了丈母娘选女婿的首选。张济川离开生产队时，贫下中农用羡慕的语气说: 这下你娃整对了！进城舀甑子干饭了！那年月，舀甑子干饭，整碗冒二头对农村人来说，简直是一种奢望。

张济川到川拖厂后，分配在小件车间任车工，他对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勤于钻研，待人诚恳友善，深受车间领导赏识和职工爱戴。

当时我还在农村苦熬，实在撑不住了，便进城到川拖厂找张济川，蹭白米干饭，虽油荤不大，但比起在农村吃红苕玉米糊糊也算上等佳肴。我所在的生产队每年人均分40多斤谷子，以红苕玉米为主，能吃上一顿白米干饭相当于打牙祭。那时城里人粮食定量，但我每次去张济川特别高兴，在单身宿舍里，他谈笑风生，摆厂里的趣闻轶事，回忆学生时代的往事，回忆知青往事，畅谈人生，不时发出朗朗笑声。从他酣畅的笑声中我感受到了他对现状的满足，对未来充满希望。龙门阵摆完，他会即兴用二胡演奏他拿手的“江河水”和“赛马”两首曲子。两种快慢和风格截然不同的曲子，代表了我与他截然不同的两种境遇和心情。

不久，张济川拉二胡的名气也在厂里传开，不少家长慕名而来，带着小孩上门拜师。他总是有求必应。对那些小徒弟耐心施教，循循善诱，耿耿丹心育桃李，累累硕果耀初心。他带出了不少得意门生。那段时期张济川风光无限。

三年学徒期满，转正定级后，张济川因技术精湛，表现突出被提拔为生产组长，同时受到本厂女工周蓉的亲睐。周蓉进厂前是重庆知青，身材窈窕，鹅蛋脸，丹凤眼，一对乌黑发亮的麻花辫，典型的古代美女风范。又有山城妹子那种爽快耿直的性格，与张济川天造地设的一对。二人情投意合，不久结为伉俪。婚后二人相濡以沬，恩爱有加，很快结晶生子。张济川爱情事业双丰收。他们在一生活区分得居室一套，从此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天地，娇妻爱子，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小日子过得甜甜蜜蜜。

就在张济川惬意之时，命运再次青睐于他。因他在车间表现突出，加之他多才多艺，文字功底厚实，受到厂领导重视，不久便被调到厂宣传教育科工作。

在宣教科工作期间，他学习了大量的企业管理知识，写了不少管理方面的文章，成了宣教科的一支笔。在此期间他的才华发挥到了极致，事业到了鼎盛时期，是他人生的高光时段。

光阴荏苒，岁月匆匆，转瞬间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就在张济川事业有成，家庭幸福，光环耀眼的时候，国际国内经济气候突变。随着我国加入WTO，市场与国际接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天道轮回，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空分空压，川拖厂这样的国企大厦轰然坍塌，空分空压转制重组，川拖厂宣布破产。川拖人遭受了壮士断腕那种撕心裂肺的阵痛。川拖厂由外地迁入，不少老职工三代人以厂为家。为川拖厂他们贡献了青春，有的贡献了终身。倾刻间他们及家人赖以生存的大厦坍塌，从云端高处跌落低谷，沦为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成为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失落、徬惶、迷茫、无助，他们觉得天都塌了。长期以来，他们适应了那种朝八晚五，准时上下班，每月准时签字领工资，衣食无忧，公费医疗。这一切瞬间化为乌有，所有的荣誉和光环成过眼云烟，一切从零开始。

此时张济川夫妇已人到中年，与多数川拖人一样，三万块钱买断工龄，下岗自寻出路。他岳父岳母也是川拖厂老工人，本地无任何社会人脉资源。夫妻俩买断工龄六万块钱，既要维持一家生计，还要供儿子上大学，自费交社保医保，一时捉襟见肘。沉重的家庭负担压得夫妻二人喘不过气。无奈之下，周蓉放下身段，参加了中老年打鼓队，靠替商家作宣传获得微薄收入补贴家用。而张济川的笔杆子功夫则很难在社会上有用武之地。

张济川命运大起大落，残酷的现实让他一时难以接受，便成天蜗居家中，成了名副其实的家庭“煮”夫，闲暇之余便与二胡为伴。此时他已不再拉“赛马”，整天反反复复拉“二泉映月”的曲子。哀婉、凄凉、低沉而压抑，抒发着命运的多舛、艰涩。一往情深痴迷二胡，将整个精神世界全寄托于二胡。

那段时期我们过从甚密，当时我所在的企业亦破产重组，相似的命运让我俩惺惺相惜。我见他成天痴迷二胡不能自拔，便用激将法刺激他，说他是浪费资源，告诉他内江拉二胡和小提琴的张春明在家里办了二胡和小提琴培训班，招收了不少学员，搞得风生水起，收入颇丰。我力劝张济川走张春明的路子，他夫人也极力怂恿、推波助澜。

面对社会变革，机遇与挑战，时势造就了一批弄潮儿。他们审时度势，顺应潮流，功成名就，也有人折戟沉沙，铩羽而归。张济川顾虑重重，摇摆不定。我们这代人从小受正统教育的熏导，久呆国企的他，因循守旧。在这诡谲贪婪，充满诱惑和陷阱的环境中，有的人坚守底线，适者生存。也有人断崖堕落，不守底线，灵魂卑污，巧取豪夺，甚至残噬亲朋，人性嬗变。他坚守自己的底线，没敢迈出这一步。

但严酷的现实让张济川倍感压力。随着家庭生活开支的日渐支出，六万元买断工龄费所剩无几，夫人打鼓队的零星收入无异于杯水车薪。万般无奈之下，生活逼迫他不得已走出家门，寻求谋生之路。他写得一手漂亮的行书，曾上街卖过字画，无奈生意惨淡。几经周折，他终于在简阳西门车站旁边租了一个简易门面。他久当家庭“煮”夫，加之一手调味手艺绝活，此时派上了用场。他用这门面开了一家面馆，每天起早贪黑，不辞辛劳，把内江风味的牛肉面经营得逐渐有了起色。有次大热天，我路过西门车站，看见他正大汗淋漓地站在灶台前，用漏勺一碗一碗地捞面条。店里客人满座，我心里不免五味杂陈，陡生怜意，第二天我便约了两个朋友到他店里，一人要了一碗面。朋友都赞叹味道巴适。走时我递给他一张百元钞票，对他说不用找了，他一下对我急了，说什么也不收我的钱。他说他再穷，同学三碗面的招待还是办得起。双方争执不下，互相拧不过谁，最后他才按实价收了费。从那以后我便不好再去他店里。

张济川自面馆开张后便与二胡断了缘份，全身心投入到面馆生意上。开始只是车站流动旅客光顾他的生意，不久名气传开，不少人慕名而来，川拖内江人也好这一口，他的面馆生意一时风生水起。他的腰包也逐渐鼓了起来，除去家用开支，儿子学费，竟有了些结余。

斗转星移，时间来到公元二十一世纪。张济川靠卖碗碗面点滴积累，解决了一家人的生计，供儿子上完了大学。儿子大学毕业顺利找到工作，不久娶妻生子。孙子的到来，给张济川一家带来天伦之乐，夫人和他也先后熬到了退休年龄，总算是老有所依，衣食无忧，苦尽甘来。

峰回路转，随着经济逐步宽裕，张济川关闭了面馆，蜗居家中，侍侯一家老小，含贻弄孙，成了全职家庭宅男。后来互联网普及，他把微信网名也取为“宅男”。每次与他见面，总是我主动登他家门。他开始品茶，我去了也跟我泡一杯，他喝的是大众绿茶，他端起茶杯，习惯性地吹了吹浮在面上的茶叶，非常惬意地品一口，长舒一口气，悠然自得地说: 总算熬出头了！你我都要好生珍惜这辈子剩下的时间！即使我们能活到80多岁，这辈子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该好生享受享受了！我听他这话，心里掠过一丝凄凉，命运多舛的他，能在家当“煮”夫侍侯孙子，闲暇之余品品茶，已然是一种享受。我乘机反过来开导他说:“ 来日方短，关爱自我！趁还走得动，多出门走走，多参加同学聚会。”

他叹了口气说: “你老兄现实点吧！我们髙中班上大部分同学都比你我有脸面，有堂而皇之的体制内人员，有事业有成的姣姣者，有的成了富豪，有的成了富婆，像你我这种弱势群体跟人家站在一起，只能仰视人家。他们有的人会居高临下的谦虚，彬彬有礼，惺惺作态。吃饭他们会争着买单，打麻将斗地主至少10块钱一炮，你我哪有这种经济实力，还是有自知之明为好，别自讨没趣。”我觉得他的话有一定道理，但不敢完全苟同，喟叹一声，闷头喝茶。

他后来又干起了老本行，在沱江对面钟声帮私人企业当车工。2017年内高红号兵50周年聚会，周乐鑫电话邀他到内江参加，他以帮人为由拒绝了。又说现在好了，没有两个月存折上又有几千块钱了，儿子和媳妇去成都打工，他和老婆就在家里把孙子带倒。

就这样，张济川长期与同学断了往来，不参加任何同学聚会，自我封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煮饭带孙，享受天伦之乐，再苦再累，心甘情愿。我把他“宅男”的网名拉入了高中班级群中，但他在群里长期潜水，从不冒泡。

张济川看似晚年幸福，但三代人五口之家共居50多平米小屋，却有诸多不便之处。此时简阳城市发展日新月异，昔日以简阳旅馆为标志性建筑，黑瓦一片的旧城已逐渐被髙楼林立的新城所替代。昔日川拖厂令人羡慕的生活区红砖建筑已沦为棚户区，而简阳市政府开发川拖棚户区的规划终未落实。此时张济川经济上已有了一定积蓄，儿子也有了住房供给金，有按揭贷款资格，便将棚户区小屋出租，在川拖附近的蓝水湾小区按揭三室一厅住房一套。新家宽敞明亮，十分大气，一家人欢天喜地，乔迁新居。

张济川搬家没通知任何人，这符合他低调的性格。我几次到棚户区去找他都无音讯，后来通电话才知道他已搬新居。因疫情原因，小区封闭式管理，我不便再去打扰，以后竟一直未谋面。

前年秋季开同学会我曾去参加。原张济川的同桌，组织者刘玉琛见他又没参加，非常遗憾。我把张济川的经历告诉了他，他长叹一口气，唏嘘不已。

去年二月，高中同桌刘代贵突然在群里发微信告诉大家: 张济川因患舌癌，不堪痛苦，跳楼身亡。疫情期间，他手机关闭，音讯全无，好不容易传来消息，竟是噩耗。我顿时感到五雷轰顶，痛彻心扉！半天回过神来，才打电话问他详情，他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我: “张济川患舌癌后，进食困难，夜不能寐。疫情期间无法到川医住院治疗，一个多月时间病情急剧恶化，体重骤减，枯瘦如柴，浑身无力，生不如死。实不堪忍受，趁夫人出门办事之时，费力挪动身躯至窗台，纵身一跃…… 驾鹤归西。” 张济川走了，带着遗憾、委屈和痛苦离开了人世，享年71岁。没有活到他规划的80多岁。

很长一段时间，我脑海里都会浮现刘代贵描述的那个惨景。如鲠在喉，令人窒息。他的去世，成了我心里一道过不去的坎。张济川把他一生献给了事业和家庭，无论是高光还是低谷，都实现了一个大男人的担当。每想到他，耳边就会响起“二泉映月”的曲子，哀婉凄凉，如诉如泣，悲天悯人！

疫情解封后，我遇见空分厂的同窗张聚平，谈起张济川的遭遇，唏嘘复唏嘘！同是张家人，异乡涕泗流。

祈祷济川极乐安生！到日仙尘同寂寂，坐来云我共悠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