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年前的中国首富

两百年前，中国的首富叫伍秉鉴，是一个做对外贸易的广州人。

那时，清廷闭关锁国，只允许在广东进行“一口通商”，并且这种对外贸易的特权，还被清政府所特许经营的少数商行所垄断把持，这也就是后来俗称的广州“十三行”。而伍秉鉴的怡和洋行，是其中翘楚，通过经营茶叶出口等垄断性贸易，迅速崛起为一个帝国的巨富新星。伍秉鉴曾说，他的资产达2600多万白银，而当时整个大清帝国一整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4000万两白银。

伍秉鉴的生意不仅在国内，且扩张到了世界范围：通过代理人，伍秉鉴甚至投资了美国的铁路生意，并广泛参与了美国的证券交易和保险业务；伍秉鉴的金融业务甚至广及欧美，他还是当时在世界范围内赫赫有名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可以说，在清朝中期，他是大清帝国绝无仅有的具有世界意识的企业家。美国学者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弗兰克•萨奈罗感叹：伍秉鉴“不仅是（广州）行商最重要的成员，而且可能是那个时候世界上的首富”。

在中国几千年特有的政治生态中，作为“士农工商”的垫底阶层，商人永远是最为卑微的阶层，哪怕你贵为首富和超级富豪，也是如此。

商人，永远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那个阶层。伍秉鉴生活的那个时代，更是如此。

对于大清帝国时期，广州十三行的商人们，在帝国官员和政治生态前的卑微地位，欧美人的观察非常透彻，伍秉鉴的同时代人、英国人约翰•巴罗说：

“行商见了官府最低的小吏，也会发抖……”

英国人岱摩，对于中国商人的这种卑微感，观察得更为仔细，对于当时十三行的富豪和商人们，他说：

“在海关监督面前——他们都是高级官员——行商们从来都行跪拜礼，跪倒在地，叩首多次。即使某位骄傲的官员允许他们起身，他们的眼睛也从不会超过他的官服的第九粒扣子，疏忽了这项严格礼节，行商就会遭到最严厉的乱棒责打，如同处罚一个普普通通的轿夫。”

岱摩注意到，大清帝国的富豪和商人们，在官员们面前，眼光仅仅只能到达他的“第九粒扣子”，而第九粒扣子是什么位置？领口是第一个，第九粒扣子的位置大家可想而知，帝国商人们的卑微感，哪怕你贵为首富，也仅仅只能如此了。

超级财富来自垄断性的贸易，而垄断性的贸易，自然需要政治的加持。

所以，为了维持这种垄断贸易地位、继续当上十三行的行商，大把撒钱，自然是伍秉鉴的第一选择。

根据现有的历史资料统计，从1800年到1843年，伍氏家族先后自愿或被迫“捐”出了1600万两白银，而这还不包括各种私底下的贿赂及送礼。

在政治和官员面前的自卑，也使得清朝的富豪都有个特点，就是都喜欢捐钱买个虚职的官衔，然后穿下官服过过瘾，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关于伍秉鉴的画像，都有他穿着官服的样子——通过捐钱，伍秉鉴买到了一个三品官员的虚职。

大清帝国道光六年，58岁的帝国首富伍秉鉴在广州宣布退休。

首富退休，哪能那么便宜。不久之后的鸦片战争，首富被迫拿出200多万元代政府赔偿英国。

随着清廷的战败，广东“一口通商”的垄断地位被废除，清廷又新增了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作为通商口岸，“五口通商”局面的出现，加上《南京条约》取消了外商在华做生意必须经过十三行行商代理中介的规定，各种垄断特权的消失，也使得伍秉鉴家族等十三行行商的垄断贸易地位一去不返。

失去了政治保护伞和商业垄断特权，伍秉鉴的首富家族，也开始被迅速打下神坛。

就在《南京条约》签订后几个月，1842年12月，伍秉鉴在写给他的美国朋友罗伯特•福布斯的信中写道：

“如果我现在是青年，我将认真地考虑乘船前往美国，在你附近的某处定居。”

他也想移民了，可是老了。

在宣布退休多年后，这位大清帝国乃至当时的世界首富，在政治和战争的风雨中，已经心力交瘁。

发出这封信半年后，1843年，75岁的首富伍秉鉴，最终在大清帝国的风雨飘摇中撒手人寰，他一手建立的商业帝国，最终逐渐崩溃瓦解，他本以为退休后就可以安享的晚福，直至他死，也没有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