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份，美国在修正3次GDP数据之后，公布了其2021年一季度的GDP总量数据—5381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为34.8万亿元，相比于中国的249310亿元，超出近10万亿元。不过从增速上看，我们的一季度增速高达18.3％，远超美国的6.4％。这让很多人调高了对中国未来的预期，可能不用等到2030年，中国GDP总量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过去我们一直奉行“蒙头发财”的策略，因此对外界的“是非”不闻不问，任凭西方对我们指手画脚，实在烦了，也是象征性反击一下。可是如今不同，我们不但要反击，而且要主动出击，像“阿根廷马岛”、“加拿大土著儿童”等问题，都成为我们反击的有力武器。

这种策略的改变，让我们今天面对西方无端指责的时候，不再一味地辩解。过去“一味辩解”让我们吃了很多的亏，搞得我们民族自信心丧失，总在怀疑自个儿哪儿做错了。近些年随着我国国际影响力的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也随之水涨船高，同时也在考虑“江山轮流做，能否取而代之”？

国际经济秩序的“圈层”

要想回答我们能否“取而代之”？首先搞清楚国际经济秩序，在翟东升教授《中国为什么有前途》一书当中总结了国际经济的格局，整个世界经济市场分为4个圈层，其中美国在最中央的核心圈层，随后第二层是西欧和日本；我们中国和大多数国家处在第三层，主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第四圈层是中东、澳洲等能源出口型国家，为工业国提供资源型产品。

一个国家所在圈层并不是由地理位置决定的，而是你所出口的产品所决定的，美国之所以处在圈层的核心，是因为它主导了整个国际市场的货币-美元，其次是一些无形资产，比如像可口可乐、麦当劳等大型国际品牌，还有好莱坞等文化产品。周边国家之所以对美国综合实力如此信任，因为追捧美元以及美国的无形资产。

处在第二圈的西欧与日本，他们主要依靠本国高附加值工业品和服务，比如汽车、半导体、工业软件服务等，这些背后都是其百余年工业发展积累的结果，同时结合其先进的研发与组织管理能力，牢牢占据圈层的第二层。

处在第三层的国家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服装、电子产品等，虽然中国慢慢从第三层跃迁到第二层，但是在过去我们和印度、南非、墨西哥一样，主要依靠“人口红利”，依靠相对便宜的劳动力价格。

处在最外圈层的是中东、东欧、中亚等一些资源出口型国家，这些国家经济完全不能独立，依靠工业国家的需求，如果工业国家降低需求，那么这些国家的经济将出现巨大的危机。

在这个巨大经济圈当中，核心区域当然是美国，依靠技术与金融优势，财富远超外围的国家，即使面临经济危机的时候，还可以通过自己货币霸权进行“逆周期”操作。比如2020年的金融危机，美国通过向全世界发债的方式，应对国内的经济危机。

当然这个中央也具有强大的虹吸效应，处在核心区域的美国就像一台超级抽水泵，把外围的资本、人力、技术等向中央拉入，我们可以看到外围国家人才通过留学等方式进入内圈国家，同时还通过投资移民的方式把资本也带入核心圈层。

圈层如何打破

当然这个圈层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我们把时间轴拉长，就会发现核心圈层一直在改变。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海上马车夫”荷兰成为最早的核心圈，200年后，核心圈来到了“日不落帝国”英国手里，到了20世纪，世界的经济秩序则由美国来把控。

如果细数这些曾经的核心圈，你会发现创新是这些国家崛起的秘密，比如荷兰得益于先进的造船技术以及金融制度，英国在荷兰基础上放大了其造船与金融的优势，并借助于其武力优势，迅速在全球扩张。而美国更是英国的放大版，利用英国那套成熟模式，直接拿过来用。

这就好比打通关游戏，只要有一位玩家率先通关，后面玩家通关的速度会快很多。大国竞争也是如此，通过学习别国成功经验，依靠自身规模优势，不断放大这些创新成果，颠覆之前的霸主。

过去整个世界信奉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认为每个国家都有其自身的优势产业，比如中国的优势就是“人口红利”，工人价格低，美国出口高端产品，把低端的衣服、电子产品等放到中国来生产。

然而中国巨大的规模优势让“李嘉图比较优势”失去了意义，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低端的鞋袜、玩具我们生产，高端的汽车制造、半导体、航空工业我们也生产。依靠我们巨大规模优势，圈层的中心由荷兰-英国-美国-中国转移。

同时大量的金融资本汇聚到中央国家，也会腐蚀掉其其余产业的核心竞争力。这个我们很容易理解，相对于金融产业，制造业、服务业、农业都是又苦又累的脏活，只要国内金融业高度发达，所有资本都会涌入这个行业，从而导致产业空心化。

大量的美国精英涌入华尔街，导致金融资本“良禽择木而栖”，从而导致底特律等传统制造业逐渐衰败，大量的产业工人失业。

中国为什么能崛起

中国之所以能够崛起，除了拥有规模优势以外，我们还具备后发优势，回避前人踩过的坑。在这些坑当中，最大的无疑是“拉美陷阱”，我们拿拉美的智利为例，这个地处亚热带的国家，气候温暖非常适宜农业生产，而且狭长的海岸线也有利于海运交通，同时背靠安第斯山脉，没有任何的领土纠纷，可谓一出生就拿到“4个2，一对王”。

然而智利从1970年开始就不断陷入政治动荡，阿连德在获得总统大选之后，就开始大搞土地国有化，之后开始搞计划经济、价格管制。阿连德为了讨好选民，同时开始疯狂印钞，天天给大家涨工资，可是钱虽然多了，但是东西就那么多，于是国内开始大规模通货膨胀。

这种民主政府看似公平合理，然而为了讨好选民，各种损招尽使，除了给大家发钞票，还与古巴的卡斯特罗打得火热，甚至让古巴人担当军事顾问，兼私人保镖。这让智利军方十分恼火，自己家的事，怎么还扯上外人了？

1973年9月11日，智利空军出动飞机，陆军出动坦克，咣咣咣轰炸总统府。阿连德自杀身亡。智利陆军参谋长皮诺切特上台。皮诺切特上台后开始疯狂变态模式，十几万人关进监狱，占到智利人口1%，随后直接杀掉3200余人。

这种政治动荡，让整个智利在拿到一手好牌的情况下，硬是被打得稀巴烂。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有多么重要，否则一切都免谈。

中国规避的第二个陷阱是“大跃进”，“大跃进”大家再熟悉不过了，为了“赶英超美”，我们抛弃科学发展规律，导致整个国民经济面临奔溃。

接受了上一次教训，我放平心态，不去直接发展高端工业，而是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半导体、钢铁、化工、造船、汽车、飞机、军事工业确实产业规模大，利润高，然而这些都是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原始资本严重匮乏的时候，发展这些产业就是“大跃进”，除了国家输血死撑，没有其他办法，长此以往整个国家都会失血而亡。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主动融入国际市场，利用人口优势，从低端制造业开始做起，不断向上游延伸，同时我们鼓励外贸、引进外资、管制外汇，引入了大量的外来资本。我们在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的同时也构筑了一道防火墙，抵御全球资本流动性带来的冲击。

总结

中国过去依靠学习核心圈层成功模式，并且依靠自身的规模优势，把学过来的能力不断放大。我们在正确的道路上，只要不犯大的错误，逐渐会从第三圈层跃向第二圈层，逐渐演变成为核心圈层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