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瓦格纳生命中的关键七天

理查德·瓦格纳生命中的关键七天

作者：乌尔里希·德吕纳

“瓦格纳的自传为什么如此成功且影响广泛？它具有非凡的文学素养！整篇关于革命的报告读起来就像一部激动人心的小说——但千万不要在判断时被误导。”本文摘自《瓦格纳传》。

1849年5月3日至9日的德累斯顿起义，最深刻、最猛烈地体现了理查德·瓦格纳充满各种事件、历经高峰低谷、体验“奇迹”与灾难的一生。这次革命也特别是瓦格纳接受史上的一块绊脚石，因为每个记录者都必须或至少尽可能地做出个人判断：作为革命者的瓦格纳是一个“罪犯”，一个“活该”被通缉的逃亡者，抑或他——至少就其意图而言——是“有理”的？如果德累斯顿革命获胜（若是没有普鲁士军队的干预，这本是可能的），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胜利的革命总是正确的——但是德累斯顿人失败了。那么因此它便是非法的吗？它“非法”只是因为，法律总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只是强权暴力，而不是法律，更不是人权，在一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决定了瓦格纳是否应当被视为“丧失了名誉”。

直到1968年之前，德国从根本上说都是一个专制国家，因此合法性经常被视为属于国家权力的一方，而瓦格纳当然就属于错误的一方。失败之后他很快就明白了这一点，因此他在1849年夏天的第一封信中就向后退缩，转而开始构建他的私人神话的另一部分，根据这一神话，他对革命的参与度处于可以原谅的范围内。典型的是《我的生平》中对事实的处理，熟练的春秋笔法尤为突出。瓦格纳在记忆中混淆了很多事情，并按错误的时间顺序描述了5月8日和9日的事件，这或许可以归咎于二十年后回顾时的记忆空白；他将过程英雄化和浪漫化了，这对于一部自传来说并不罕见。但是，他也隐瞒了有关他自己的暴力倾向的重要细节。

德累斯顿革命与现代革命有一些共同之处，它们在国际法上不再根据胜利者的原则，而是从人权的角度来判断。在萨克森国王解散了仅上任几个月的议会而违反了宪法之后，他下令自己的和境外的（普鲁士的）军队开枪射击那些敢于怀疑他的神授君权并发起叛乱的臣民。一个因自己的公民与其想法不同便朝他们开枪的国家元首，在今天会被剥夺其合法性。因此很显然，德累斯顿革命在原则上是合法的。即便1849年革命彻底失败了，也可以说瓦格纳的参与在根本上是合法的。他反对在当时就已经过时了的封建王国和腐败的官员制度，在1849年5月9日以后，官员与完全失控的军队一起实施了可怕的镇压。当时发生的事情就像所有可能发生的侵犯人权的血腥事件一样。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拒绝一百多年来的习惯，即又要接受当时国家的合法性，又要拯救革命者瓦格纳，而若不歪曲事实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1843年，《漂泊的荷兰人》在德累斯顿歌剧院首演的成功，让瓦格纳的声名得到了确立

对瓦格纳而言，失败的革命这一生活片段既不是偶然，也不是灾难，它是无可避免的。他处于完全被封杀的境地，德累斯顿剧院监督既不愿也不能上演他一年前就已完成的杰作《罗恩格林》。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瓦格纳已经放弃了追随统治者。监督冯·吕蒂肖必须阻止瓦格纳，这是他的职责。瓦格纳必须投降，或者打破封锁。在所有谈判尝试均告失败之后，就只剩下革命了。

1849年2月24日，自1848年3月上任的、由自由派政治家领导的政府辞职。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国王任命了弗里德里希·费迪南德·冯·博伊斯特男爵，一个忠于国王的反动派，他立即站到了所有自由派的对立面。3月23日，国民议会在法兰克福通过了《德意志帝国宪法》；3月28日，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获得了德意志帝国的皇冠，但他在4月3日拒绝了，因为它不是神授予的，而是民主选出的代表给他的。《德意志帝国宪法》为28个邦国所接受，只有普鲁士政府和卫星邦国汉诺威与萨克森的政府拒绝了它。萨克森的国民议会则在4月12日和14日投出了赞成票。在秘密勾结之下，普鲁士国王和萨克森国王分别于4月27日和4月30日解散了他们的国民议会；在德累斯顿，所有具有自由派思想的内阁大臣都被解雇了。萨克森的各个地方和民众的各个阶层都对国王提出了上诉，不愿反对选出的民众代表。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坚决反对，他充分了解自己正面临着起义的危险（正如柏林已经发生的）。他的大臣们似乎乐见其成，好以军事力量破坏民众的意志，在人民奋起暴力反抗之前。1849年5月2日，人们终于知道，萨克森政府已求助于柏林，好在爆发起义时请求普鲁士出兵。

萨克森国王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二世

1849年5月3日，谣言愈演愈烈，说普鲁士将对萨克森的宪法争端进行军事干预。德累斯顿王宫里开进了步兵和炮兵，人民开始建造街垒。当人群接近军械库时，步兵开枪还击；出现了第一批死者。由此，动乱才开始爆发。一个临时的民众代表机构形成了；在奇尔纳和指挥官海因策的陪同下，一个代表团被派去面见国王，尽管国王受到很大震撼，但他还是确认了他旧有的决定，只要普鲁士不承认《德意志帝国宪法》，他就不会接受它。

5月4日。国王和政府一早离开德累斯顿，逃往国王岩堡垒。国王逃走的消息传开后，德累斯顿的议员和安全委员会于下午两点左右选出临时政府。奇尔纳、霍伊布纳和托特先生当选。军队不时换边站。“纸条被绑在士兵们看得见的角落，并且用大号字母写着：你们和我们一起抵御外国军队吗？”傍晚，一部分国王政府人员返回德累斯顿。

法兰克福制宪会议

5月5日成为主要战斗日。许多德累斯顿人逃跑了。在一份公开声明中，政府发布了国王的公告，国王在其中确认了自己的决定权，并敦促动乱制造者投降。未果，军队于下午两点左右开始真正的战斗，实施了包围老城的策略。暂时只有王宫需要积极防御，起义者正集中力量进攻王宫。同时，第一支普鲁士军队抵达德累斯顿新城。

5月6日。被普鲁士干预的消息激怒，起义者在凌晨四点左右就开始向军队发起猛烈进攻。大约七点钟，老歌剧院和一部分的瓮城陷入大火。战斗持续了一整天，在普鲁士的支持下，军方继续包围并取得重要进展。

5月7日。巴枯宁对市政厅决策的影响导致防御努力残酷化。更多普鲁士军队抵达、参加战斗，在老城中越来越快地前进，房屋一座座被征服。傍晚，起义者逃离城市。

5月8日。军队已抵达圣十字教堂，但此后“由于双方的疲劳而停火”。更多的普鲁士援军抵达德累斯顿。

萨克森国王让自己的和普鲁士的军队向他的人民开枪。瓦格纳正在革命者队伍中。

5月9日。由普鲁士军队主导的大型街垒战始于凌晨两点。“这里仍然有许多血在流淌。听到这个消息，反叛者逃跑了，以奇尔纳、霍伊布纳、巴枯宁为首。”早晨发布了公开声明：“自上午九点半起停火。整个老城都在军队的控制下。反叛者四散奔逃。”共建立了约120处街垒。1.2万至2万名志愿者加入进来。事实上，这是一场内战，而不仅仅是一场“起义”（或“动乱”，如人们淡化它时所说的）。如同在内战中一样，士兵在镇压之后犯下了难以想象的残酷行为；国王的民政当局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建立了相当完善的报告和公开制度，以便在系统性的镇压中“安抚”整个国家。

资料显示，瓦格纳非常积极地参加了战斗。费迪南德·普雷格的记录很有帮助：“瓦格纳在1849年‘五月革命’期间更加活跃，尽管他后来付出了很多努力淡化了自己的活动。”马克斯·马利亚·冯·韦伯，《魔弹射手》作者的儿子，也证明了这一点：他曾看到瓦格纳拿着一支步枪；瓦格纳还建议，从屋顶上取铅下来制作子弹。在《我的生平》所隐瞒的瓦格纳的行动中，与奥古斯特·勒克尔的一次会面尤为重要：1849年5月初，他们俩一起在一个铜匠那里订购了手榴弹的金属盖。德累斯顿的文件显示，订购是勒克尔做的，但瓦格纳跟他一起去了。无论他参与的形式和程度如何，这在道德上都是有疑问的，因为在这个时间点，尚不能预见王室在宪法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各方都有保持和平的义务。如果瓦格纳由于参加革命而在原则上被“无罪释放”，那么那些预示着过早的暴力行动可能性的行为就必须批判性地强调。

在骚乱爆发之前，瓦格纳已经与其他民主主义者和革命者，如勒克尔和巴枯宁见面商议了。《我的生平》直到5月3日，革命的第一天，才提到这样的一次会议：他“绝对只是作为旁听者”参加了“祖国联合会的一次理事会议”，而且仅仅是为了勒克尔的杂志《人民报》。这是对事实的粗糙粉饰：所有故意的部分都被掩盖了；因此，他仿佛仅仅是出于对勒克尔的友谊才会陷入某种可怕的境地。

巴枯宁

他从1849年4月30日解散内阁开始积极参与起义的筹备工作。勒克尔在此次事件中失去了国会议员的豁免权，不得不火速逃往布拉格，以避免再次被捕。瓦格纳答应他，他不在时会照管《人民报》。他肯定事先就知道起义会爆发。起义有一份计划，并且透露给了他，这可以用他1849年5月2日写给布拉格的勒克尔的信来证明：“将爆发决定性的冲突，如果不是跟国王，也无论如何会跟普鲁士军队打起来；只知道一种恐惧，即一场革命可能爆发得过早了。”这封信在勒克尔被捕时由萨克森当局找到，并成为后来通缉逃亡的乐队长的主要罪证。既然瓦格纳知道这次密谋，他肯定也积极参与其中——这是德累斯顿法庭的推论。但这封信并不说明瓦格纳曾领导过起义，只是说明他事先肯定与领导者打过交道，并且了解很多。

当冲击军械库的骚动爆发时，瓦格纳正在城里，他是从祖国联合会的理事会议上出来的。他听到了警报，急忙赶去歌手蒂查切克家，想为祖国联合会征用他的步枪。瓦格纳跟着人群拥向老市场，施罗德—德弗林特正因为第一批平民的死亡向士兵怒吼。第二天早上，瓦格纳又回了城。他再度去市政厅打探消息。瓦格纳让人制作了五十厘米长、九厘米宽的纸条，上面用大号字母印刷着：“你们和我们一起抵御外国军队吗？”他确保这些海报张贴在老城和街垒上。这一行动受到广泛关注，并在所有关于这场起义的史书中被提及（只是没有提到瓦格纳的名字）。下午，他继续分发纸条，显然这让很多军官都陷入思考；事实上，确实有很多士兵叛逃到市民警卫队。毫无疑问，这是瓦格纳的一桩勇敢而有效的行动。

5月5日下午，据说瓦格纳曾申请向王宫和王子宫撒助燃剂并纵火，这当然为士兵所阻碍。他在《我的生平》中隐藏了这一尴尬的行动；此书里在这一时间点描写的是高贵的女士先生们在美好的春日天气里散步。实际上，那是第一批因混乱爆发而逃离城市的德累斯顿人。瓦格纳则写道，这是“娱乐的景象”，使他充满“完全的舒适感”。当开姆尼茨的机械工人拉来四门大炮时，瓦格纳正认真思考一部关于阿喀琉斯题材的戏剧。瓦格纳说，当他回到家时，他那几个布罗克豪斯家的外甥女正处于“最舒适的革命氛围之中”。考虑到实际情况的戏剧性，这些表达简直就是东拼西凑。

唐豪瑟剧本，这也是瓦格纳在德累斯顿时期的成功之作

5月6日凌晨的战斗开始之后，瓦格纳又回到城中，这次是去了九十六米高的圣十字教堂钟塔，这座城市的最高点。他写道，他“突然有个主意”想爬上去。但实际上，这似乎是市政厅指挥处的任务，因为市民警卫队的副官冯·齐希林斯基要找一个“可靠”的人在那上面观察。正如德累斯顿的档案中记录的那样，是要观察军队的动向并将之传递给市政厅的人。瓦格纳写了几张纸条，裹了一块石头扔下去，被下面奔跑的人接住再送往指挥部。丁格称之为“军事侦察”。毫无疑问，瓦格纳去钟塔是正式接到的任务，因为勒克尔去那里找了他。对于瓦格纳的全面参与，约阿希姆·克勒称其为总部和前线之间的联络人。这也适用于他第二天的主要活动，瓦格纳在那天将后备部队从郊区带路到了城里。

相反，在《我的生平》中只是对圣十字教堂钟塔那一夜的描写，完全是一出宏大的歌剧场景中诗意盎然的日出景象；这让人想到这部自传为什么如此成功且影响广泛：它具有非凡的文学素养！整篇关于革命的报告读起来就像一部激动人心的小说——应该“享受”它，但千万不要在判断时被误导。瓦格纳作为作家被不可饶恕地轻视了，尤其是被瓦格纳的崇拜者们。或许还因为可以对他的表述加以选择，将它工具化，并将“不合适的”东西淡化。瓦格纳是一个优秀的作家，应当注意他写的是什么——尽管要进行必要的文本批评：“在令人惊恐的沉重的钟塔钟声和普鲁士的子弹不间断命中钟塔墙壁的撞击声的近旁，我度过了一生中最奇怪不过的夜晚……5月7日［应为6日］，星期天，是这一年最美好的日子里的一天，我被一只歌唱的夜莺唤醒，它的鸣叫声从不远处我们守卫的花园那里传来，城市上空和从我所在的地方眺望德累斯顿广阔的周围一带，都充溢着一种神圣的寂静和清闲。只是在太阳升起时降下来一片薄雾，透过雾霭我们突然听见从塔兰特大街那边向我们清晰地传来了《马赛曲》的音乐。音乐越来越近，薄雾散了开来，鲜红的朝阳照得锃亮的武器闪闪发光，这是从城市开来的一支长长的队伍。这持续的印象令人无法抗拒。”欧仁·斯克里布完全可以在1849年这同一年将这段文字直接毫无改动地用到迈耶贝尔的《先知》当中去！

与她的丈夫相反，明娜·瓦格纳现在正用她自己的手段发动她自己的战争——为了争取和平。当瓦格纳为了他的侦察事务向她索要葡萄酒和烟草时，受到委托的守塔人带着答复回来说，乐队长先生应该立即回家，否则他的妻子就要离家出走了。他回到家后，明娜把房门钥匙藏了起来，因此瓦格纳不得不在那晚剩下的时间待在家里。他的外甥女们都在，一切都以一场快乐的革命盛典结束。但是第二天上午，瓦格纳又回到城里，将齐陶来的援军带领到街垒区。他碰到了勒克尔，后者从佩西色登过来，要点燃更多的火焰；这位朋友抱怨革命领导者缺乏强硬态度。瓦格纳在市政厅获悉，有计划要撤离难以坚守的德累斯顿，撤退到厄尔士山。他厌恶地看到了屠杀的惨状，赶紧回到家，请求明娜准备好去开姆尼茨的沃尔弗拉姆家（瓦格纳的姐姐克拉拉家），然后又迅速回到城中。据说，面对一个枪杀了一名十八岁青年的普鲁士士兵，他抓起一支步枪，跳上一辆马车，为保卫者助威：兄弟们，难道你们要眼睁睁看着你们的妻子女儿在我们这场争取自由和权利的神圣战斗中被害，而不愿意向这卑鄙的谋杀复仇吗？或许他还被子弹擦伤了；丁格如是说。

火中的德累斯顿剧院，1849年

斗争濒临失败，普鲁士人不可阻挡地向前推进。据说瓦格纳对无法携带猎枪感到遗憾，但意识到手无寸铁的人待在了错误的地方。如果他不是又矮又瘦，无法操作重武器的话，他会参加战斗吗？无论如何，他回了家，由于敌人的不断推进，他只能绕路走，然后弄到一辆去开姆尼茨的马车。普鲁士军队已经封锁了这座城市，他只能走在秘密的夜路上，否则他就会像勒克尔一样，一早就被捕了。

瓦格纳与明娜约好前往开姆尼茨。他在那里计划再次返回德累斯顿，这吓到了亲戚们。他为一个愿望而着迷，他要不错过一丝一毫，要在那里待到最后一枪。尽管得到许多支持，一切还是不可挽回了吗？他是弄错了，还是对普鲁士军队的残酷程度一无所知？只有穿过被打穿了的房屋，他才能不被注意地抵达市政厅，围绕着这里，人们已经为持续了好几天的巷战的最终阶段做好了准备。

第二天早晨的大风暴到来之前相对平静。瓦格纳发现临时执政霍伊布纳、奇尔纳和托特处于非常疲惫的状态，他们七天来几乎没有合过眼。撤退的准备是在清晨进行的。瓦格纳仍然期待着援军的奇迹，并答应从周围地区拉来增援的力量。午夜时分，他几乎未受干扰地抵达弗赖贝格。现在是5月9日，决定性的一天。普鲁士人于凌晨两点对街垒发起攻击，三点开始，胜利向军队一方倾斜，起义者越来越被压制。早上八点，圣十字教堂的钟塔传来三声钟响，宣布放弃：有能力的人就自救吧。

瓦格纳现在正赶往这座城市，他很快就遇到了临时政府的漂亮马车。他爬上车，在霍伊布纳和巴枯宁的对面坐下，在他旁边的是一个姓塞米希的教授，此人仔细地记下了发生的事情。他为了不错过梦想中的革命胜利而第三次返回德累斯顿的行程就这样中断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要尽力发挥所有口才。但是结束了，起义已被残酷地镇压。

人民之春的落幕

两天之内第三次离开德累斯顿的这段旅行，是长达十三年的时间跨度中的最后一次。瓦格纳变得十分疯狂——正如记述者弗里德里希·赫尔曼·塞米希所报道的，他完全失去了镇定，遭受了如今所说的精神崩溃。就这样，起义者的马车载着瓦格纳驶向虚无。

理查德·瓦格纳在可怕的德累斯顿起义中度过了超现实的、梦游般的一周。他还活着，仍然自由，要归功于令人难以置信的生存幸运，以及让他终生在最大的障碍之间辗转的惊人活力和敏捷。对于瓦格纳所做下的大事，这些极其危险的行为，人们能够理解吗？我们必须回到教育良好、情感细腻的胡戈·丁格1892年对这场革命特别重要和有价值的描述，格拉泽纳普非常粗暴地处理了这些记录。丁格是最后一个整理了尚不为人知的同时代目击者口头报告的人。特别重要的是弗里德里希·赫尔曼·塞米希的陈述。他于1839年5月在莱比锡学习神学和哲学，但最终一直到1844年都在研究历史。他也写东西，曾是莱比锡兄弟会的成员，并曾因与早期康米主义圈子的亲近而于1843年被判入狱三个月。他参加了德累斯顿的“五月起义”，不得不像瓦格纳一样逃亡，他选择了法国，在那里当了很久的老师。自从丁格做过记录以来，他的证词从未被完整刊印过，但全文都是衡量瓦格纳在那种混乱中失去镇定到何种程度所必需要了解的：

“但是，理查德·瓦格纳的闪光言论盖过了我们周围所有喧嚣，盖过了喊杀声和武器的轰鸣。我从未见过如此激动的人。……这天早晨，作曲家的一切都献给了政治革命。他大喊“战争”，不断重复“战争”，这是他嘴边和脑海中出现的唯一一个词，这是一场言语的风暴，让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但是，瓦格纳留给我的印象，我对那个时刻的回忆，周围是全副武装的人群，《尼伯龙人的指环》的伟大作曲家对我来说就像黎恩济，就像那位护民官……这种发作可能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我被坐在我旁边的——我应当说：沃坦或西格弗里德的——言语风暴震惊了，我无法对他说出一个字。这一时刻是那些可怕的残酷日子里最让我难忘的回忆之一。”

“这种发作可能持续了半个多小时……”这份报告可信吗？大概是的，因为装腔作势的人可能会更多地讲述崇高和受宠若惊，而较少出现尴尬，更不用说荒谬的和不可理解的、近乎病态的表现了。一名医生大概会立即认真对待这份证词，并说这是精神崩溃，鉴于以下事实：瓦格纳在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内就失去了在日后多年间谈论这场革命细节的能力。但是，同一天紧接着发生的震惊经历也可能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丁格引用了另一个消息来源，指出瓦格纳完全是具象化地“狂乱”了。瓦格纳的反应有些恶魔般的特质，某种梅菲斯托般的东西，这在将来会更加猛烈地出现。

作者: 【德】乌尔里希·德吕纳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译者：王蕾

出版年: 2021-8

页数: 8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