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关键时期，“开山斧”改革经济体系

这次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远没有见顶，建议分三个阶段施政：

第一阶段，迎接返程复工复产。

未来十天，各地陆陆续续将迎来返程车流、人流。这期间，防止疫情传播极为重要。既要把好入城关，也要积极促进企业复产。

交通部要求，各地不得采取封闭高速公路、阻断国省干线公路等措施，保障春运期间公路基本通行顺畅；不得简单采取堆填、挖断等硬隔离方式，阻碍农村公路交通。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障顺利返程、促进企业复工复产。这也侧面反应，企业恢复供应的紧迫性。

第二阶段，补贴，减税，修复企业资产负债表。

不管未来十天，战“疫”能否取得实质性胜利，政府都需要给予企业实质性的补贴，大规模减税降费以支持企业度过难关。

有些人说，企业负担最重，承担了员工工资，应该要求业主减免房租，让有钱的“地主”来承担一部分。

这种想法不具有可行性，更违背了经济规律。意识形态和“劫富济贫”的思维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市场是一组组私人契约的集合，“上帝之手”的调配都会破坏竞争规则，于他人不公。

这种情况下，真正勇于担当的应该是政府。政府应该动用财政，向市场让利，向国人让利，对企业进行补贴，大规模减税降费。若不是人为导致的市场失灵，让企业及家庭承受如此巨大的经济压力，我并不主张政府直接补贴企业。

具体操作时要顾及执行的成本以及公平性。具体建议如下：

一、国有商业银行降低已有家庭及企业的贷款利息率，降低家庭房贷及企业贷款的还贷压力（注意控制金融风险）；

二、政府动用财政直接补贴社保，降低企业社保成本（确定时间范围）；

三、对企业实施大规模实质性的减税降费，对影视、旅游等特定行业可定向退税。

可能有人担心，此举可能推高政府负债率。目前，中央层面的负债率不算太高，财政赤字率可考虑在3%以上。地方政府的负债率偏高，主要是地方城投领域。但是，地方政府还有大量可盘活的国有资产，若将国有资产盘活、高效使用，可大大降低债务压力。

另外，这些年央企及国企利润大户，尤其是商业银行、烟草、电网、石油、国有房地产等，它们需要更大幅度地划拨资产充实社保，上缴利润支持国民经济解困。值得注意的是，需要防止个别国企刻意提高员工工资、发放巨额奖金、顶格购买社保和公积金，采用各种方法做小利润，以降低上缴税金及利润金额。

总之，国难当头，政府担当，国企出钱，国民解困。

第三阶段，降低刺激性经济政策，大刀阔斧改革经济体系。

当前，我们最不能忽略的一大宏观经济背景，那就是中美贸易摩擦。2020年，我们要关注，中美贸易摩擦与这次疫情对经济的叠加影响。

这两者如何相互影响？

今年初，中美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这个协议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及改革推进是利好的，但短期内若改革未及时跟进，民营经济的承压可能加大。

比如说，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全球产业链充足，部分产业转移越南、印尼、印度等国家。珠三角一些企业面临内迁还是出海的两难选择。

若这次疫情没能有效控制，企业复工复产困难，招工用工成本增加，很可能出现交货违约、价格上涨及质量不稳定等问题，那么国际订单流失的可能性将大增。

事实上，国际订单转移到他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容易得多。如今一两个月无法供货，客户关系则很难维系。越南、柬埔寨的工厂，一些也是内地及台湾转移过去的，他们承接这边流失订单的更可能性大。

另外，若未来十天疫情未得到控制，世界卫生组织将中国列入疫情国的可能性加大。如此，国际市场将对疫区实行旅行及部分贸易限制，如此中国出口制造企业将遭受重击。

我下面说深层次的交叉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涉及范围广泛，双方就市场开发达成了许多共识，这将推动中国非竞争领域开放等改革。

预计，春节后，更可能是疫情缓解后，中美将立即启动第二阶段的经贸谈判。可以预测，第二阶段的经贸谈判将更加复杂与严峻，其中不少将涉及第一阶段已达成共识的结构性改革——具体细节及执行方案。

所以，2020年，中美经贸谈判的核心应该是结构性改革。

二、随着中美贸易谈判深入及金融市场开放，中国实施刺激性增长的空间缩小。

过去中国经济增长依赖于财政、货币、产业、汇率及金融政策的组合拳。但是，随着中国金融进一步对外开放，逐渐融入国际市场，扩张性政策的施政空间越来越小。

贸易战开打以来，中国抑制房地产价格上涨，提出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的政策方向，而且谨防信贷流入房地产，目的之一就是防止金融市场开放触发资产泡沫风险。

刺激性政策与改革性政策往往存在对立性，刺激带来的短期增长往往阻碍了迫切的改革，加剧了问题的严峻性。

总结起来，2020年，中美贸易谈判及金融开放，正在倒逼国内减少刺激性政策，加强结构性改革。但是，过去有些改革一直拖而不决，遭遇巨大阻力。

如今，中国经济遭遇这次疫情打击，何不趁抗击疫情、恢复经济之机，行共赴国难、助企富民之实，变被动为主动，变压力为动力，一举铲除改革阻力，对经济系统实施大刀阔斧的结构性改革。

更何况，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经济下行的压力，有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三大因素。中央也多次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推动触动灵魂的改革。

比如说，这次国难当前，央企及国有企业必须更有作为，需要大力向市场、民企、国民输血，支持国民经济度过难关。何不借此机会，主动先向国内开放非竞争性市场，倒逼国企提升竞争力，削弱行政性垄断利润，让民营企业在竞争中获利。

比如说，国有银行对民营企业的信贷歧视问题长期存在，这次民企亟需银行输血。何不借此机会，启动制度性改革，破除体制障碍，改革资本市场二元结构，打通资金通道，让信贷流向民营企业。

比如说，不少地方政府依赖于房地产经济，存在保房价、保增长的政策。何不借此机会，掐住货币大规模供应的闸门，倒逼地方政府摆脱土地财政，将政府财政收入重新回到经济增长、税收增收上。

比如说，过去经济增长依赖于宽松政策支持下的基建投资。何不借此机会，减少无效、低效的基建投资，将节省的预算投放到社会民生、教育科研、公共卫生、减税降费降社保上，以支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升科技创新力，提升医疗技术应对未来可能爆发的疫情。

所以，不论是中美贸易、金融开放、顶层设计，还是抗击疫情、恢复经济、救助中小企业，都共同指向结构性改革。

需要提防的是，宣布伟大胜利后，反而强化了对市场的不信任以及对举国体制的依赖；此后，再以抗击疫情、恢复经济之名，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大搞低效基建投资，放松房地产调控，刺激房地产保增长，如此，将加剧滞胀。（作者：清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