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晚清时期,基督教重新进入中国
早在唐朝,基督教就已经传入中国了。
不过,基督教要求信徒崇拜唯一的神,这和中国人祭祀祖先、孔子的习俗,以及灶王爷、财神爷之类的民间信仰之间存在冲突。
所以,清政府从康熙晚期就开始禁止基督教在中国传播。
这项禁令实行了一百多年,直到鸦片战争后,在列强的要求下,清政府才被迫解除了对基督教的禁令。
西方各国这才重新派出传教士,在中国内地展开传教活动。
被禁了一百多年,这个时候传入中国的基督教,在一般老百姓的眼里,就是一个洋人带来的陌生宗教。
人们对陌生的东西总是很容易产生恐惧和猜忌,更何况,洋人是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
陌生感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产生了许多关于洋教的恐怖传闻。
相信这些传闻的可不只是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人,就连见多识广的大学者也信。
比如,中国近代有位非常重要的思想家,叫魏源,就是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那个魏源,他的《海国图志》是一本向当时的中国人介绍世界地理和西方科学知识的书。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一本书里,都出现了洋人用药迷惑人信教,传教士用中国人的眼睛入药,种种荒谬的内容,可见当时的国人对基督教的误解有多深。
更麻烦的是,基督教会和中国的地方政府之间,逐渐展开了权力的抗衡。
在古时候,老百姓之间发生了争端,有人犯了法,一般的解决方案,是到衙门里去,请县太爷来主持公道。
但是现在,他们多了一个选项,就是投靠基督教会。
基督教会背靠着洋人的支持,一般的地方官员也不敢和他们发生正面冲突。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犯了法,官府要捉拿他,那他只要皈依基督教,教会就会替他出面,帮他把事情摆平。
这么一来,教会实际上成了中国社会内部的一个独立政府。
一些传教士甚至像中国的官员那样,头戴顶珠,出门坐大轿,一副和县太爷平起平坐的气派。
既然出现了教会和官府两个权力中心,老百姓可就要选边站了。
那些选择皈依基督教的人,在一定程度上逃脱了官府的辖制,也开始拒绝一些传统社会的习俗。
你可想而知,他们在剩下的乡民眼里,就是一帮数典忘祖,投靠洋人的人。
再加上一些现实利益的冲突,基督徒和一般民众的积怨越来越深。
事情到了这一步,中国民间已经形成了一种普遍的针对基督教的敌意。
这种敌意里夹杂了对陌生事物的恐惧,对列强入侵中国的愤慨,以及现实中权力和利益的对抗。
不过到目前为止,教案还只是一种民间纠纷。
02
天津教案,谣言引发的外交事件
清政府是怎么处理教案问题的呢?
答案是,借着教案来搞权力斗争。
自从中国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挑战,清政府内部就大致分裂成了两派。
洋务派痛定思痛,主张学习西方的技术实现国家富强。
顽固派盲目守旧,只是一味地仇视洋人和与洋人有关的现代科技和制度。
这两派人当然互相看不顺眼了,他们之间的权力斗争经常演变到这样的局面。
洋务派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却背上了崇洋媚外的骂名。
而顽固派往往搞砸了重大的决策,为国家招来了大麻烦,最后却不得不由洋务派出来收拾烂摊子。
教案经常就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我们来看一场著名的教案:天津教案。
庚子国变的三十年前,1870年6月,法国驻天津的领事,被一伙愤怒的天津群众打死了。
不仅杀了领事,他们还烧了法国人的教堂,还牵连到英国、美国、俄国的教堂、公馆、洋行,前前后后,死了二十个洋人。
这当然是一起重大的外交事故了。
那事情是怎么发展到这么严重的地步的呢?
起因就是天津的顽固派官员,利用了一则民间的谣言。
我们知道,基督教会除了传教,通常还会承担一些慈善事业。
天津的法国教会就开设了育婴堂,收养了一些没人养的中国婴儿。
结果,很不幸,教案发生前的几个月,天津正好闹瘟疫,法国教会收养的很多体弱多病的孩子就没扛过去,病死了。
这时候,天津民间谣言四起。
中国老百姓本来就对陌生的洋人宗教有很多误解,这时候就有人传说,这些孩子是被法国人害死的,传教士要用孩子的眼睛做药引子。
正当谣言越传越凶的时候,天津的官府拿住了几个拐卖儿童的人贩子。
这个案子知府审得很草率,头天提审,第二天就下令把这几个人贩子处决了。
官府还发布了一张告示,里面有句话,大意是:风闻这几个人是受人指使,专门抓小孩来做药引子。
就是这句话惹来了大麻烦。
官府的告示里居然引用了一句未经证实的风闻,而且这句风闻正好印证了这段时期民间对基督教会的恐怖传说。
这样一来,矛头自然就指向了教会。
一时间,群情激愤,数万天津市民围堵在教堂门外抗议,这就惹出了打死法国领事,和后面的一系列事端。
03
天津教案,一场保守派和变革派权力斗争的闹剧
按说官府的责任原本应该是澄清谣言,为什么天津府反倒要传播谣言,造成社会动荡呢?
这就牵扯到清政府高层的态度了。
天津教案发生的时候,朝廷里顽固派的势力非常强大。
这帮人既仇恨洋人,又不敢跟洋人正面对抗,于是想出了一个主意:利用民意来抵制洋人。
就在天津教案发生的前一年,顽固派的代表人物醇亲王奕譞就曾公开发表言论,主张发动民众烧教堂、抢洋货、杀洋商、沉洋船。
那要是外国使馆找上门来,问中国政府讨说法呢?
奕譞的主意非常不切实际,就两个字,拖着。
我们要是拿奕譞的思路来看天津府的所作所为,是不是就合理多了?
既然民间对洋人的教会有误解,有积怨,那官府正好帮着煽风点火,把民怨发泄到洋人的身上。
可是奕譞的这套主张真的能摆平天津教案吗?
当然不行。法、英、美、俄、普、比、西七国直接向清政府发难,威胁要出动兵舰。
这时候,顽固派没辙了,他们不懂怎么跟洋人谈判。
眼见事情闹大了无法收场,奕譞这帮人又想出了一个主意,他们要把洋务派里的大人物曾国藩拖下水。
曾国藩是晚清的重臣,他剿灭太平天国,为清政府立下了汗马功劳,无论是在朝中还是在民间,他都有很高的威望。
在天津教案前不久,奕譞正忙着和他哥哥,洋务派的领导人奕䜣争权。
为此,他三番五次地向曾国藩示好,想要拉拢他。
可是曾国藩为官很小心,他知道自己身为汉臣,不方便掺和满族皇室的家务事,所以对奕譞的示好表现得比较冷淡。
这就招来了奕譞的记恨。
这时候,天津教案发生了,奕譞一下子意识到,这是整垮曾国藩的大好机会。
在顽固派的推动下,曾国藩接下了天津教案这个烂摊子。
办教案是件两头不讨好的差事。
一方面,天津的民众群情激愤,他们相信洋人的教堂是杀害孩子的窝点,期待着政府严惩洋人,替他们做主。
另一方面,洋人也要求清政府处决天津的地方官员,不然就兵戎相见。
夹在两伙愤怒的人中间,曾国藩选择了尊重事实。
经过一番调查,他向公众澄清,洋人并没有抓小孩来做药引,原先传说教堂里有装着小孩眼睛的瓶子,其实打开一看,里面不过是洋人腌制的洋葱头。
那既然谣言澄清了,烧教堂、杀洋人自然是理亏的。
为了平息列强的怒火,曾国藩临时抓来了二十个中国人,为教案中死去的二十个洋人偿命。
这些抓来充数的犯人,有不少原本就是死囚。
草草办完了天津教案,曾国藩的名誉一落千丈,他从举国称颂的“中兴名臣”变成了人人喊打的“卖国贼”。
顽固派趁机起来大肆攻击洋务派的政策主张,要求皇帝讨伐洋教,惩办崇洋媚外的官员。
到这里,天津教案已经从一场民间冲突,演变成了清政府高层权力斗争的舞台。
从民间对洋教产生积怨,到顽固派利用民怨攻击洋人,再到洋人发难,洋务派出来息事宁人,晚清的教案,大致都经历过这三个阶段。
这当然会给清政府的合法性带来严重的损害。
从老百姓的角度想一想,一开始,大家只是听说洋人在教堂里搞什么鬼把戏,忽然政府发公告,把谣传的事情坐实了。
那这怎么办?
大家得把洋人除掉呀,结果政府又出来抓了一帮中国人,杀了向洋人赔罪。
老百姓哪里搞得清楚这里面复杂的权力游戏?
洋务派、顽固派,在他们眼里都是官。
他们只看到清政府朝令夕改,自己的爱国热情被反复玩弄。
从1860年到1900年,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教案发生过八百多起。
这些案子当然会让清政府一次又一次失信于民,合法性大大下降。
04
戊戌变法失败,顽固派掌握朝廷大权
当然,真正给清政府的合法性造成致命打击的,还是1900年的庚子国变。
在庚子国变的两年前,1898年,中国还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著名的戊戌变法。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主张引进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来改变古老的中国。
他们取得了光绪皇帝的支持,变法运动搞了一百零三天。
结果,慈禧太后和一帮保守的王公大臣们看不下去了。
他们突然发动政变,把维新派的主要人物抓起来杀了。
康有为、梁启超逃到了国外,光绪皇帝被软禁在瀛台。
这样一来,维新派和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就摆到了明面上。
1898年,慈禧太后六十三岁,光绪皇帝二十七岁。
保守派虽然暂时按住了维新派,但他们当然也会担心,再过几年,慈禧太后老到没力气处理朝政了。
而光绪皇帝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康有为、梁启超这帮人还在海外宣传变法维新,取得了列强的同情和支持。
到那个时候,维新派重新掌权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也就是说,保守派离被清算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那怎么才能避免维新派翻盘呢?
对保守派来说,只有彻底断绝光绪皇帝掌权的可能,心里才踏实。
他们中间就有人开始盘算,要废掉光绪皇帝。
作为保守派的老大,慈禧太后当然要有所作为。
她相中了一个人,端王载漪。
载漪是满族皇室中极端保守的一号人物。
他性情鲁莽,没怎么读过书,只喜欢舞枪弄棒,对外强烈地仇视洋人,对内又排斥汉人。
在1898年保守派和维新派的斗争中,载漪坚定地站在慈禧太后这一边,取得了慈禧的信任。
到了慈禧要培植自己的党羽的时候,载漪自然就成了比较合适的人选。
那慈禧要怎么拉拢载漪呢?
要知道,光绪皇帝没有儿子,载漪又和光绪平辈。
既然要架空光绪,又要扶植载漪,慈禧太后就决定,把载漪的儿子溥俊立为皇太子。
1900年1月24日,慈禧太后发布了一则谕旨。
在这则谕旨中,她以光绪皇帝的口吻昭告天下:朕得了重病,又没有儿子,所以立端王载漪的儿子溥俊为皇太子,好让同治皇帝后继有人。
注意了,慈禧太后立的这个皇太子,可没有给光绪皇帝留下一点掌权的机会。
她没有把溥俊过继给光绪,而是过继给了光绪的前任,已经死了二十五年的同治皇帝。
也就是说,哪怕是光绪皇帝活着退位,把皇位传给了溥俊,那光绪也不是太上皇,没有摄政的资格。
慈禧太后的这步棋,彻底抹杀了光绪回到权力中心的可能性。
慈禧太后的这一番操作,当然让西方列强非常不满。
在列强眼里,光绪皇帝是维新派的象征,是有可能引领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领袖。
他们当然不希望看到保守的慈禧一派将维新派扼杀掉。
早在戊戌政变发生后不久,列强就一再发声,催促慈禧还政给光绪,还派了西洋医生到宫里给光绪检查身体,向公众澄清,光绪皇帝根本没生什么大病,完全可以执政。
这些事,端王载漪看在眼里,恨在心里。
他原本就仇视洋人,这时候又多了一层现实利益的考量:洋人在阻挠自己的儿子当皇帝。
他急于找到一种能够战胜洋人的力量。
朝中的权力斗争发展到这一步,那按照教案的逻辑,只要被保守派找到了一把民间的烈火,事态就会向更严重的方向发展了。
就在这个时候,义和团运动在山东西北部迅速兴起。
05
义和团的兴起
义和团的兴起,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反洋教”。
和大多数教案中攻击洋人的中国民众一样,义和团怀着朴素的民族情感,仇视一切与洋人有关的东西。
他们把传教士称为“毛子”,基督徒称为“二毛子”,了解西洋的学问、会说外语、用外国的商品,这样的人就是“三毛子”“四毛子”“五毛子”……
一直排到“十毛子”,通通在义和团的打击范围之内。
不过,和一般教案中的中国民众相比,义和团也有它的特殊性。
它兴起于山东的西北部,在晚清的时候,那个地方实在是太穷了。
穷到什么程度呢?没有地主阶层。
其实在中国乡间,经常会出现一些民众自发组织起来的团体,这其中很多是地方乡绅的私人武装。
官方如果要剿灭这样的团体,通常只需要把带头的乡绅抓起来,他手下的人自己就散了。
但是义和团可不一样。
因为山东西北部没有地主阶层,义和团的组织形式非常松散,并不需要固定的领导者。
这只是一帮练武的流民,他们相信,通过修炼一种“神拳”,会有神灵降下来附在他们身上,使他们获得刀枪不入的能力。
而这种能力,人人都可以获得。
这就让义和团成了一把无法扑灭的野火。
如果官府想要镇压他们,抓捕了几个头领,那新的头领立刻就能通过降神仪式,在别的地方生长出来。
对于官方来说,义和团注定是一支极难驾驭的力量。
不过载漪这帮人可不管那么多。
你不是反洋教吗?正好为我所用。
前面说了,载漪自己就是个习武之人,他相信义和团修炼的“神功”确实能让人获得超常的战斗力,足以击败洋人。
载漪到底信不信义和团,这事倒也没法考证了。
不过,不信也没关系,载漪要的就是一支仇恨洋人的武装力量,他是铁了心要用义和团的。
朝廷里的大臣倒是有些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但是他们明白,反对大权在握的载漪,无异于以卵击石。
既然盲目地保守派把持着朝政,明眼人又不敢吭声,那朝廷中央获取情报的途径也就被堵死了。
为了搞清楚义和团的真实战斗力,慈禧太后派了个大臣去打探虚实。
这个人去了一天就已经明白,义和团所谓的“神功”全是假的。
但他忌惮载漪的权势,回来就跟太后报告说,义和团神功了得,可以一战。
你说这个大臣不怕欺君之罪吗?
当然怕,但在那个时候,他又能怎么办呢?说谎似乎是他唯一可以活命的选择。
06
义和团进京:引火烧身的清政府
就这样,在保守派势力的支持下,义和团于1900年6月7日开进了北京城。
清政府根本无法驾驭义和团,这支力量迅速失控。
从12日开始,义和团烧毁北京的教堂,对传教士和教徒,不分男女老幼,大肆屠杀。
不仅如此,他们还敲诈勒索一般的民众,如果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就污蔑对方是洋教徒,格杀勿论。
他们还捣毁了一切带“洋”字的东西,包括铁路、电线、机器、轮船。
很快,这把野火就烧到了王公大臣们自己的身上。
保守派里有位大学士叫徐桐,原本是极力支持义和团的,还给义和团的一位头领写过一副歌功颂德的对联,结果义和团进京,把徐桐的宅邸洗劫一空,他本人险些丧命。
徐桐算是官小的,义和团所到之处,就连贝勒爷溥伦、军机大臣荣禄的府邸都遭了殃。
义和团里甚至有人提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口号:“愿得一龙二虎头”。
“二虎”指的是庆亲王奕劻和大学士李鸿章,而“一龙”指的是当朝皇帝光绪。
连皇帝都敢杀,你说这义和团还有什么干不出来。
义和团进京引发了更大的危机,英、美、法、德、俄、日、奥、意八国组成联军,以保卫使馆为由,开向北京城。
眼看着局面已经不可收拾,慈禧太后决定,一不做二不休。
6月21日,在她的主持下,清政府向洋人宣战,并派出官兵,和义和团一道,围攻洋人的使馆区。
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8月14日,八国联军攻破北京,残酷剿杀义和团,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皇外逃。
列强的铁蹄踏进了象征皇权神圣的紫禁城,清政府的威严一落千丈。
庚子国变的结局也和一般的教案没什么两样。
在逃命途中,慈禧就一再催促两广总督李鸿章北上和洋人议和,保守派闯下的大祸,再次要靠主张改革的新派官员来收拾残局。
只不过,和一般的教案相比,庚子国变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一年后,李鸿章和八国联军签下了《辛丑条约》。
按照条约的要求,清政府要向列强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
当时的中国有四亿五千万国民,一人赔一两银子,这笔赔款是对全中国人的惩罚。
07
大清王朝,亡于庚子国变,葬于辛亥革命
从教案到庚子国变,清政府始终陷在一个怪圈里。
它既没有实力驱逐外国侵略者,又总是挑动民间朴素的爱国热情,向列强挑衅。
而一旦惹下了处理不了的事端,它又不得不向自己的国民露出残酷的嘴脸,巴望着靠镇压民怨来平息洋人的怒火。
由于新旧两派的权力斗争,数十年间,清政府内部在涉及洋人的问题上始终没有达成共识,这使得它的政策总是朝令夕改,前后矛盾。
从民间看来,官府一会儿号召大家反抗洋人,自己却缩在后面没什么动作,一会儿又在洋人面前卑躬屈膝,反倒把屠刀砍向了自己的老百姓。
这样一个政府,当然是不堪信任的。
就这样,清政府的合法性,在一起起教案中不断磨损,直到庚子国变,终于无力回天。
可以说,大清王朝,在庚子国变时,已经亡了。
最早察觉到1900年前后这一重大变化的人,可能是革命者孙中山。
他在1895年和1900年的10月分别策动了两场武装起义。
虽然这两场起义都失败了,但他敏锐地感觉到,在这五年间,国人对革命者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在1895年的广州起义后,举国上下都把革命者视为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
可是到了1900年的惠州起义之后,国人对革命者的恶评就不多见了,一些有识之士,甚至开始为革命的失败感到惋惜。
事后,孙中山对这一年发生的事有两个基本的洞察。
第一,“皇权的威信扫地以尽”。
第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早已经死了大清王朝,终于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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