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富带后富,浙江这么做

​前段时间,中央给浙江布置了一项新任务: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个拥有约6500万人口的东部省份,将率先探索建设共同富裕的美好社会。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的优势自不待言。人们更关心的,是浙江如何实现共同富裕?有哪些可借鉴推广的做法?小组最近去了趟浙江,了解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建设经验和先进探索。


先富带后富,浙江这么做

浙江省余姚市梁弄镇横坎头村(余姚市委宣传部供图)





共同富裕示范区怎么建?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妨从一个浙东乡村的发展讲起。


浙江余姚梁弄镇横坎头村曾是浙东抗日根据地指挥中心。过去十几年,横坎头村立足红色资源,建民宿、搞旅游、兴产业,一路爬坡过坎,愣是把闭塞落后的小山村建成了远近闻名的小康村。


除了横坎头村,在四明山腹地,还有甘宣村、白水冲村、贺溪村等村庄。不同的是,这些地方囿于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等限制,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发展门路,经济建设相对迟滞。如何从“一枝独秀”变为“百花齐放”,成为梁弄镇各级干部面前的一道考题。


先富带后富,浙江这么做

横坎头村一景(余姚市委宣传部供图)




今年,当地想到了一个法子——
打造“共同富裕联盟”


啥是“共同富裕联盟”?“‘共富联盟’是以横坎头村为核心,加上毗邻的5个村,再算上镇里经济落后的3个村,共同组建而成。”梁弄镇党委书记蔡亚红最近正忙着“共富联盟”的推进工作,她告诉小组,现在
由“联盟”承接生意订单,然后再派单给“联盟”各村;各村也能通过统一电商平台,销售毛笋等特色农产品。


拿旅游来说,横坎头村把游客吸引来后,不会独自“消化”掉全部订单,而是将餐饮、民宿等部分订单与“联盟”各村共享,做到“有生意大家一块做,有项目各村一起推进”。


在浙江,这样的“共富联盟”并非孤例。比如,
在宁波市奉化区,各村打破行政边界,形成以滕头村为圆心的生态休闲旅游综合体;台州市黄岩区则筛选出40个“党建强、发展强”的行政村,与40个集体经济薄弱村结成帮扶关系。


乡村蓬勃发展,不少青年也主动“回流”。采访中,小组遇到不少这样的例子。“90后”海归黄徐洁回到余姚横坎头村,办起了红色主题农家乐;创业青年黄娅蝉返乡创业,将台州沙滩村特色美食炊圆销往全国……他们带着先进知识经验回乡,反过来又激发了乡村发展活力。


这种“强村帮弱村”“富村带穷村”的探索,无疑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提供了新经验。浙江也给自己设了一个“小目标”:到2025年,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到1.9以内,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先行示范。


先富带后富,浙江这么做

浙江省宁波市滕头村(图源:学习小组)





如果说,乡村通过抱团发展找到一条共富之路,那么,不同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又该如何缩小呢?


浙江区域发展虽然相对均衡,但地区之间发展差距客观存在,特别是山区26县与省内发达地区相比差距较大。2020年,山区26县GDP总量为6238亿元,仅占全省的9.65%;人均GDP为61363元,为全省的61.3%。从某种意义上讲,山区26县表面上看是浙江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短板,却也是潜力所在。


实现山区县跨越式发展,离不开产业支撑。山区县虽有土地、矿产等资源优势,但区位不佳、资金不足,产业发展滞后。相较而言,沿海发达地区技术、管理经验丰富,却面临土地承载力趋紧等压力。如何把“山”的特色与“海”的优势更好结合起来呢?答案是念好新时代的“山海经”。


这里的“山海经”指“山海协作”,是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提出的“八八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简言之,就是优化全省生产力和人口空间布局,让人口由相对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资金由发达地区向相对落后地区流动,在宏观层面促进对流,实现山海之间的人才、资源互融互通,逐步解决区域发展不均衡的问题。


先富带后富,浙江这么做

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凤卧镇一景(温州市委宣传部供图)



浙江之行,小组特意去了山区26县之一的温州市平阳县。平阳县副县长郑义是个“老山海”,他告诉小组,2007年,平阳县被列为浙江省山海协作受援县,与乐清市形成结对关系。此后10年,平阳县累计接受乐清市援建资金2390万元,援建项目533个。


2018年,平阳、乐清两地进一步深化合作,不仅共建产业园区、发展飞地经济,还依托平阳丰富的红色资源,大力打造旅游产业。郑义说:“今年上半年,平阳县的游客数就达到126万人次,带动了民宿、餐饮等相关产业,提振了山区经济。”


平阳县的变化只是山海协作的一个缩影,而山海协作的内涵也不仅局限于产业发展,教育、医疗等资源的协作共享也是题中之义。比如,温州市实验中学与泰顺县罗阳二中开展教育山海协作,通过5G同步课堂,让不同地方的孩子玩在一起、学在一起,致力于“教育共富”。


先富带后富,浙江这么做

温州市实验中学与泰顺县罗阳二中同步课堂(图源:学习小组)




无论是“共富联盟”还是“山海协作”,本质都是“先带后”“强帮弱”。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多次提到,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通过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也就是说,先富只是手段、途径和方法,共富才是最终目的。


但先富带后富并非“劫富济贫”“削峰填谷”,也不会动先富地区和先富人群的“奶酪”,而是要构建先富带后富的体制机制和社会氛围。也许有人要问,先富愿意主动带后富吗?怎么激励先富帮助后富?


从现实经验看,“先富带后富”并非想象中的“单方面付出”,而是在不断做大“蛋糕”的基础上,把“蛋糕”分得更好,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双赢。正如小组在采访中常听到的一句话,“
一村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


举例来说,以前梁弄镇各村发展旅游都是“单打独斗”,一个村只能留住游客几小时。今年4月,当地“共富联盟”推出一条精品旅游线路,把横坎头村、甘宣村、贺溪村等串联起来。短短几个月下来,横坎头村民就感受到明显变化:“游玩的地方多了,留下来的客人也多了!”


郑义也跟小组分享了一个故事。去年疫情期间,为保障乐清市农产品供给,平阳县发挥农业优势,一次就捐赠新鲜蔬菜30吨、鸽蛋200箱、黄年糕2200箱等物资。“前段时间,乐清市相关领导还打电话问,说平阳县的黄年糕很好吃,能不能将黄年糕更多地销往乐清。”


更重要的是,在“先富带后富”的实践中形成系统化的帮扶机制,探索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做法。日前公布的《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已明确提出,“
系统化建立先富带后富的帮促政策制度,集成建设省域帮促数字化系统,建设新型帮共体。

来源:学习小组

文/钟祺 编辑/九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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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更新:2024-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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