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京和《攀登者》：总有人要仰望星空，总有人要勇攀高峰

（一）似曾相识——上映前的差评

国庆献礼片《攀登者》上映之前，出现了不少无脑打一星的差评。舆论似乎有些似曾相识，曾记得《流浪地球》上映之前也是差评满篇，可见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上面两篇文章其实有些标题党，我去豆瓣看了一下真正无脑黑的差评确实有，但没有那么夸张。具体差评分为两类，一类是标准的“吴京·爱国题材·一星”体，这种无脑言论我们就不分析了，弱智什么时候都有，我们没必要去较真；还有一类也很具有代表性，质疑“六十年代我们国家还有很多人吃不饱饭，为什么要攀登珠峰？”

当然还有这种，就是实在不知道怎么黑但我一定也要黑一下的：

本文就主要说一说第二种言论，系统的分析一下当年攀登珠峰的伟大意义。本文标题其实就是一个高度概括的意义：总有人要仰望星空，总有人要勇攀高峰。下面我们由小及大具体说一说。

（二）中国的国土要留下中国人的脚印

60年登顶珠峰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与西南邻国的边境争端。

中尼边境划定一直是一个未敲定的问题，58年西藏叛乱时我们跟某西南邻国的关系有些僵，于是在59年边境问题就成为两国一个矛盾点了。但是我们在边境谈判中有一个天然的劣势：中国人并没有登上过珠穆朗玛峰。

虽然从法理的角度上讲这并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但是谈判中肯定是没办法理直气壮的：你说这个地方是你的，怎么你们国家还没有人去过呢？

于是国家紧急组建珠峰登山队，60年登顶成功，61年与该国边境问题谈判成功。中国领土中自此名正言顺地囊括了世界最高点。

所以说中国登山队登顶珠峰绝对是有着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的。可以看看当年的史料：针对外国媒体舆论以中国登山队胜利攀登珠峰一事挑拨两国友好关系的言论，“该国外交部发言人称，‘我政府无理由对此事担心’，因为爬山队是从西藏的一部分，峰的北坡爬山”。（来源：《刍议中尼边界谈判中的焦点：“珠峰”问题的处理》）

还有一种言论认为，我们对小国的领土谈判是低三下四：

这种言论同样属于无知者无畏。我们新中国外交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我们不是蛮不讲理的帝国主义或大国沙文主义，再小的国家我们也与之平等交流、相互尊重。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没有新中国十几年间的“广结善缘”，也没有第三世界兄弟国家把我们抬进联合国这种事情了。

他们人认为“珠峰”属于他们，中国人认为“珠峰”属于中国，两国人民对珠穆朗玛峰都有强烈的民族感情，都对“珠峰”寄托着宗教意义。毛泽东主席在接见该国首相柯伊拉腊时也谈到：这个山峰“全给你们，我们感情上过不去。全给我们，你们感情上过不去”周恩来总理也认为：“珠穆朗玛峰，它在我们境内是有根据的，但是这个峰在全世界是有名的，它不仅涉及中国的民族感情，我们也应该照顾到你们的民族感情。它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象征，这件事可以由两国总理直接解决”(来源同上)

这就是60年攀登珠峰最为现实的意义：中国人的领土上，要留下中国人的脚印。

还有一个小插曲，这一过程还略有波折：我们登顶成功后，与我们谈判的邻国是承认的，苏联阵营也是承认的，但西方国家有质疑的声音。因为我们登山队登顶时间是在凌晨四点，当时的光线不足以完成拍摄；所以我们的队员只拍摄了一下自己的脚印，和周围一些模糊的影像，然后这就成为了西方人的攻击点。

不过我们当时在山顶留下了“物证”：一面五星红旗，一座毛泽东主席半身像和一张写着中国登山队登山时间的小纸条。等到1975年我们第二次登顶，带着摄像机全程记录，然后又挖出了当年的五星红旗、毛主席半身像和小纸条。从此世界上就再也没有质疑声了。

（三）重塑民族性——新中国的史诗

关于领土问题是登顶珠峰最现实最迫切的意义，还有更拔高的一层意义，就是关于国民自信心、国家凝聚力的问题。

我在《十月一日的意义》这篇文章中就分析过：新中国建立的过程，就是中华民族重塑民族性的过程。

重塑民族性涵盖的范围很广，例如推翻三座大山、土地改革、农村合作社运动、城市文明建设、没收官僚资本、收回租界和帝国主义一切特权、农村农田水利建设、普及识字消灭文盲、取缔烟馆妓院赌场、消灭天花霍乱血吸虫病，再到后来的乡村教师、赤脚医生等等等等一系列举措，让现代文明之光第一次照进中华大地最基层的角落，让所有的让中国人民都囊括祖国这个“大共同体之中”，我们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才重塑了“民族性”。

近代中国是被列强凌辱的中国，不平等条约、殖民地、治外法权、租借、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首都被外族屠城等等，对于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是摧毁的。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北平时，毛泽东主席特别电令解放军部队要穿过东交民巷。因为东交民巷在旧社会是属于外国老爷们的“特权区域”，外国人派兵驻守，中国军警无权进入，中国人更不能入住。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则要证明：旧时代结束了，我们中国人就是要光明正大从我们自己领土上走过。用毛主席的话讲：“东交民巷是长在中国人脸上的一个疮，是到了根治的时候了。”

再比如抗美援朝。很多生活在和平时代的年轻人无法理解抗美援朝的伟大意义，很简单，看看前两年韩国部署萨德的事情，知道别人在你家门口插个眼是什么感受了吧？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胜利，问题会更加严峻：朝鲜半岛将建立起一个人口、面积相当于德国的法西斯国家——没有错，南朝鲜李承晚政府就是一个法西斯政权——这对于我们国家将会是一个不可估量的安全威胁。

在当时，中国一直都是以一个积贫积弱的形象出现在世界舞台的，美国舰队说进台湾海峡就进台湾海峡，说轰炸丹东就轰炸丹东，一旦朝鲜半岛成为西方的势力范围，中国东北必将面临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当时美国将军就叫嚣：中国的边界不在鸭绿江，而是在山海关。可见美国的狼子野心。而一旦东北至于西方的威胁之下，新中国政府必将不得不接受苏联的援助，苏联势力必将无法抑制地入侵东北。所以说一旦失去朝鲜，东北的下场是要么成为美国的殖民地，要么成为苏联的半殖民地。于是御敌于国门之外成为了最好的选择——早打比晚打要好，在国外打比在国内打要好。

最终我们打赢了，彭德怀元帅说的这句话再精确不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海边，架起几门大炮，就能让中国屈服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所谓“一仗打出五十年和平”就是这个意思。和平，是要有代价的。你首先要展示了自己的实力，别人才不会欺负你。

中国人在朝鲜打出国威，距南京大屠杀十三年，距豫湘桂大溃败仅仅七年。要知道，共产党的部队里有大批国民党的降军，同样一拨人为什么在抗日战争、解放战场上一溃千里，在朝鲜就能打出个“万岁军”来，总得有什么道理吧？例如攻入汉城的50军，就是由辽沈战役中起义的国民党60军改编的，全歼英国皇家坦克营、十八勇士夜袭水原城、血战白云山，都是这支部队的赫赫战功。——这就是民族性的重塑。

再比如我们国家的建设成就，同样属于民族性的重塑。比如红旗渠：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林县十万人靠双手用十年的时间，开凿出一条全长1500公里的大渠。1500公里，相当于北京到武汉的距离。1974年4月，邓小平副总理带了《红旗渠》等十部电影纪录片到联合国宣传新中国建设成就，第一部放映的就是《红旗渠》。日本《朝日新闻》称“红旗渠是世界第八大奇迹”。

比如鞍钢宪法：《鞍钢宪法》的核心内容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命中相结合”，是工人阶级自下而上建立规则的一次实践，强调基层工人和技术人员在生产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甚至被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这是工人争取“经济民主”的重要尝试。

比如医疗卫生建设：1950年公共卫生局颁布《传染病预防及处理暂行办法》，确定了14种法定传染病，同时将鼠疫、霍乱、天花列为3大烈性传染病，随即展开全民灭鼠、灭蝇运动（后发展为“除四害”）。对城市中阴沟、污水池、粪坑、粪场、垃圾堆和56000余户住宅，喷洒杀虫药剂灭虫，在农村中开展全民打鼠运动。新中国至今未爆发大规模鼠疫、霍乱。

1960年11月，全中国最后一例天花被消灭。1952年，卫生部发出指示要求实行全民普及种痘，经过八年的努力，曾经的烈性传染病、无药可治的绝症、至少造成１亿人死亡、另外２亿人失明或留下终生疤痕、被称为“文明杀手”的天花病毒，在人口最多、贫穷人口最多的国家里，销声匿迹。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国民性的重塑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构建：所有人都是新中国的建设者、所有人都是历史进程的参与者，所有人也都分享了国家发展的果实。这就是“万方乐奏有于阗”，这就是“六亿神州尽舜尧”，这就是宏观叙事。也自此，“国家”的概念不再是精英阶层的“想象共同体”，才属于了所有的人，属于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底层人民。

登顶珠峰的三位勇士中，有一位藏族同胞，说明什么？说明少数民族也参与进重塑中华民族国民性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了。很好理解的现象，曾经西藏总人口的95%是农奴——也就是说西藏是属于那些上层贵族的，奴隶只是被动卷入贵族们的秩序中。但共产党解放了农奴，让他们获得了自由、土地与牲畜；在西藏建起了学校、医院，修起了公路、铁路。举个小例子，以前底层西藏人民生病了怎么办——卖光家里的财产换来黄金捐给当地的寺庙，让喇嘛去给病人“祈福”，美其名曰“信仰”；现在呢，别管医疗条件怎么样，最起码是在治病了。

那么我们来看，藏民们是会跟谁有国家认同感呢？是会什么时候产生大共同体意识呢？不言而喻。

曾经，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人是东亚病夫，是黄祸，是傅满洲，是不配与高贵的民族平起平坐的。

毛主席说：“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毛主席又说：“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攀登珠峰就是要证明我们“行”——西方人上的山我们也上的去。

最后登上珠峰的三位勇士，一个是伐木工人，一个是警卫员，一个是消防员——都是平凡而伟大的劳动人民。“六亿神州尽舜尧”当如是也。

（四）永远的攀登者

所以我们明白了，攀登珠峰本身就是一个提高国民自信心、国民凝聚力的举措，软实力也是实力，人心更是价值连城的东西。

物质重要，精神就不重要了吗？课本里怎么讲的啊，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困难的年代里，信心值千金，凝聚力值千金。你说信心没有用，看看老股民会不会糊你两巴掌？总有些端起碗吃肉放下碗BB的人，说什么国家还有人吃不饱饭，还要去爬珠峰；国家还有人吃不饱饭，还要造两弹一星；国家还有人吃不饱饭，还要养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国家还有人吃不饱饭，还要搞三峡大坝；国家还有人吃不饱饭，还要载人航天；国家还有人吃不饱饭，还要造航母……脑子里面全是吃，您这是饭桶吧？

当然，现在的网络上部分年轻人质疑那个极端困难年代中的种种举措，也是有原因的：因为现在生活好了，大家肚子吃饱了，国家在国际上已经不会被人没事踩两脚了。所以觉得一切都理所应当了，所以觉得先辈们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自己可聪明可行呢。说来说去还是要怪袁隆平，让他们吃得太饱了。

攀登珠峰的故事是我小学时候学过的课文，种种情节至今记忆犹新。我记得当时读到队长为了把氧气留给其他的队员，毅然在8000的高山上摘下了面罩，心揪得不行，后来又读到队长平安无事，长出了一口气。

记得08年左右的时候看过登顶英雄屈银华的采访。第一次登顶时北坡的第二阶梯还是一道天堑，我们登山队员搭起人梯才能爬上；于是爬人梯的屈银华脱下了鞋，在零下几十度的空气中光脚爬上了第二台阶，然后再放下绳索拉另外两位队友上去。屈老先生的两个脚掌也因为严重冻伤而截肢，落下了终身残疾。

我记得采访里老先生说，他如果不脱鞋，是一定上不去的；如果脱了鞋，他有机会能上去——他一点也不后悔。屈老先生的女儿也说，父亲因为截取了半只脚掌，走起路来想一只“鸭子”晃来晃去，所以小时候觉得父亲一点也不酷，比如别人家的父亲威风凛凛。后来她才知道，父亲是因为真正的大写的人。

屈老先生的故事很多次都被我用作高中作文时的素材，今天我再一次写下这一篇文章，向当年的先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这就是在我们当代去重温那一段历史的意义，只有我们了解了那些细节、熟悉了那时的环境，才能深刻体会到我们先辈们的不易，才能切身感受到他们种种举措的出发点——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活下去，只有手挽着手才能站起来。

所以《攀登者》的题材太好了，这就是我们当下需要的，当今把这个题材再拍成电影真的是有心人，国庆放假我一定会去支持这一部电影。

我们中华民族何尝不是一个勇往直前的“攀登者”，从半殖民地社会到独立自主的大国，从一穷二白到国富民强，从东亚病夫到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也在攀登着一座又一座的高峰，登山队员们勇敢无畏与奋进的精神，恰恰就是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的投射。

本文的最后我找到了当年小学课本里的原文，郭超人的《英雄登上地球之巅》，让我们再重温一遍令人心潮澎湃的故事：

刘连满在王富洲等3 人离开后，便在背风岩石后睡下，当时他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估计，已无生存的可能。于是他花了半个多小时，吃力地用红铅笔在日记本上给王富洲写下一封短信：

王富洲：……我知道我不行了，我看氧气瓶里还有点氧，给你们3 人回来时用则也许管用。永别了！同志们。你们的同志刘连满。5．24。

……这时，夜光表的指针正指着北京时间4时20分，这已是5月25日黎明前的时分了。

珠穆朗玛峰南面是一片皑皑的积雪，北面是灰色的岩石，在积雪和灰岩交界的一块椭圆形的地带，这就是神秘而为世界各国登山家所向往的珠穆朗玛峰的顶峰。

经过了近十九个小时的搏斗，英勇的登山英雄王富洲、屈银华、贡布三人虽然已极度疲劳，但是，胜利的喜悦使他们变得那样兴奋和激动。

藏族队员贡布从背包里拿出了登山队委托他们带上顶峰的一面五星红旗和一座小型白色毛主席半身石膏像，放到顶峰西北边一块大岩石上，然后用细石保护起来。

这时，王富洲摸着黑，拿出一本“体育日记”本，用黑色自动铅笔在上面写道：

“王富洲等三人征服了珠峰。1960年5月25日4时20分”

因为天黑看不清楚，双手又被严寒冻僵，王富洲花了约三分钟时间才歪歪斜斜地写完了这行字句。

贡布走过来，帮他把这张值得纪念的纸条撕下来，放在一只白色羊毛织的手套里，然后也埋进了垒垒的细石堆里。

……在拔海八七米的地方的刘连满一觉醒来，发现在通向顶峰的雪坡上留下了脚印，他知道王富洲等三人已经上了顶峰。一股劲就使他站了起来。当他看到王富洲等三人安全地回来时，第一句话就是让他们吸他冒着生命危险留下的最后几十公升人造氧气。当他把氧气筒交给王富洲等三人使用时，他们都感动地落下泪来。

这四位勇敢的登山队员又汇集在一起，高兴地向山下走去。他们胜利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山下，传到了大本营，传到了全国，传到了全世界。人们欢呼着、跳跃着，为我们优秀登山运动员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无比的光荣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