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权者如何维系自己的权威？

导读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由马克斯·韦伯所著、冯克利所译的《学术与政治》，内容与“得到”《施展·国际政治学40讲》的第九讲“大革命时代：两场革命如何颠覆了国际秩序？”相关。

韦伯对于相关问题的分析，构成现代政治分析的基本范型。

就像历史上以往的制度一样，国家是ー种人支配人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由正当的（或被视为正当的）暴力手段来支持的。要让国家存在，被支配者就必须服从权カ宣称它所具有的权威。人们什么时候服从，为什么服从？这种支配权有什么内在的理据和外在的手段？

1. 权威的三大来源：传统、领袖魅力、法制

从原则上说，内在的理据——即基本的正当支配类型——有三。

首先，是“永恒的昨日”的权威，即通过源头渺不可及的古人的承认和人们的习于遵从，而被神圣化了的习俗的权威。昔日的家族长制和世袭君主所实行的，就是这种“传统的”支配。

还有ー种不同寻常的个人神宠（我称之为“超凡魅力”——charisma）型的权威，它来自极端的个人献身精神，个人对救赎、对英雄业绩的信念，或其他一些个人领袖的素质。这种“超凡魅力型”的支配，由先知们实行，在政治领域，则是由推举产生的战争头领、靠民众直接认可而当政的统治者、伟大的群众煽动家或政党领袖所实行。

最后，是依靠“法制”，依靠对法律条款之有效性和客观性“功能”的信任而实行的支配；这些法律，则是以理性方式建立的规则为基础的。在这种情况下，凡是合乎法规的职责履行，都可望得到服从。实行这种支配的，是近代的“国家官吏” ，以及所有那些在这方面同他类似的权力拥有者。

不难理解，在现实中，服从是由极强烈的惧怕或希望决定的——惧怕魔法的力量或掌权者的报复，希望得到这个世界或来世的奖赏。除此之外，服从还取决于十分不同的原因。这一点我们马上就会谈到。然而，在为服从的“正当性”寻求答案时，我们遇到的就是这三种“纯粹’’类型：“传统的”、“超凡魅力的”和“法制的”。

这些正当性概念和它们的内在理据，对于支配的结构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现实中，当然很难找到这些正当性的纯粹类型。不过今天我们无法讨论纯粹类型极其繁杂的变种、转型和组合形式，这属于“一般国家学说”的话题。

2. 人们信服领袖，实际上信服的是领袖所象征的卡里斯玛（charisma）

这里我们最为感兴趣的，是这些类型中的第二种：人们因服从纯属“领袖”个人的“超凡魅力”而产生的效忠，由此形成的支配。因为天职这个概念的最高表现，正是根植于这个支配类型之中。

对先知、战争首领、公民大会或议会中所有伟大的煽动家身上超凡魅力秉赋的效忠，意味着领袖本人被认为是一位内心“受天职召唤”的领袖。

人们服从他，不是因为传统或条律，而是因为对他怀有信仰。这位领袖如果不单纯是个狭隘虚荣、昙花—现的暴发户，他便是为他的事业而活着，“为他的工作不懈奋斗”。他的门徒、追随者、他个人的朋党所表现出的效忠，针对的是他本人，是他这个人所具有的素质。

超凡魅力型领袖在任何地方和任何历史时期都曾出现。以往，这种素质最重要地表现在两类人物身上，一类是巫师和先知，一类是战争头领、帮派首脑和雇佣兵队长。

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从城邦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自由“煽动家”这种类型的政治领袖。就像城邦一样，这种煽动家是西方，尤其是地中海文化所特有的。

此外，像议会党团领袖这种形式的政治领袖，滋生于宪政国家的土壤，而这种国家，也是西方的特产。

米开朗基罗名画《先知撒迦利亚》（撒迦利亚是《旧约圣经》中的人物，犹大王国的先知）

3. 权威用以维系其支配权的行政工具：组织化的幕僚、物质奖赏、社会荣誉

当然，这些“受天职召唤”的政治家——从“天职”ー词最真切的含义说——在任何地方都不是政治权カ斗争中唯一决定性的人物。他们所能调动的辅助手段也具有很大的决定性意义。

政治上居于支配地位的权力，如何来维持其支配呢？

这个问题适用于一切类型的支配，因此也适用于所有形态的政治支配，无论它是传统的、法制的或是超凡魅力的。

对支配的经营要有持续的行政管理，这要求人的行为服从那些声称拥有正当权力的主人。

另一方面，支配的经营需要通过这种服从，控制一些在既定情况下行使暴力不可缺少的物质资源。

因此，支配的经营需要控制ー批幕僚和物质的行政工具。

这批行政幕僚，外在地看代表着政治支配的组织。当然，就像任何组织一样，这个组织通过服从，而不仅仅是我们刚才说的正当性，同权力的拥有者联系在一起。

此外还有两种借助于个人利益的手段：物质奖赏和社会荣誉。封臣的采邑、世袭制下僚属的俸禄、近代国家官员的薪金、骑士的荣誉、身份特权以及官员的荣誉等等，构成了他们各自的酬劳。

担心失去这些酬劳，是僚属与掌权者结为一体的最后的和决定性的基础。在战争中，追随者有荣誉和战利品可得，煽动家的追随者则可“分赃”，即通过垄断官职，对被支配者进行盘剥，以及只有政治才能带来的好处和虚荣心的满足，这些报酬也都是来自ー个超凡魅力领袖实行的支配。

中世纪的骑士

4. 掌握对行政工具的所有权，掌权者才能真正意义上拥有对下属的支配权

正像经济组织ー样，利用暴力来维持支配，需要某些物质手段。一切国家都可以这样进行分类：看它原则上是依靠那些个人拥有行政工具的僚属，还是依靠那些同行政工具“分离”的僚属。这种区分，同我们今天说资本主义企业中同物质生产资料“分离”的领薪雇员和无产阶级，有着同样的含义。

对于僚属、官员或手下无论什么人的服从，掌权者要做到可以信赖。行政手段可以是钱财、建筑物、战争物资、车辆、马匹或其他什么东西。

这里的问题是，掌权者是否亲自领导和组织行政工作，只将执行权委派给他的个人侍从、受雇官员或个人宠臣和亲信，他们都不是行政工具的所有者，也就是说，他们本人无权使用物质的行政工具，而是要受主人的指挥，行政工具所有权的有无这种区別，存在于以往的一切行政组织之中。

有些政治团体，它的物质的行政工具，全部或部分由独立的行政僚属自主控制，可以称这些团体为“身份制的” 团体。

例如，封建团体中的封臣，自己掏腰包支付他封地内的行政和司法费用。他提供自己的装备和给养用于战争，他下一级的封臣也是如此。

当然，这对领主的权力地位是有影响的，他所能依靠的，只是ー种个人信任的关系，和这样一个事实：他拥有采邑，拥有社会荣誉方面的正当性，其来源则是上面的主人。

但是，从最早的政治形态以降，我们随处都可以看到领主亲自领导行政的情形。

他让那些奴隶、家臣、随从、“得宠者”，以及他拿自己库房的钱财供养的受俸牧师，对他产生人身依附，以求把行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他力求用他自己的钱袋，用他家庭财产的岁入，支付各种费用；他努力建立起一支依附于他个人的军队，因为军队的装备和给养来自他的粮库、钱库和武库。

封臣向领主宣誓效忠

在“身份制”团体中，领主在独立的“贵族阶层”的协助下进行统治，因此他要同他们分享他的支配权；

亲自实施行政管理的领主，或是靠他的家族成员支持，或是靠平民的支持。这是些没有自身社会荣誉的无财产阶层，他们在物质上完全同他拴在ー起，自己没有任何足以抗衡的力量。

所有形式的家族长制和世袭制的支配，苏丹的独裁制以及官僚制国家，都属于这后一种类型。官僚制的国家制度尤其重要，其最理性化的发展，正是近代国家的特征。

5. 近代国家最终垄断了对一切行政工具的正当支配权

近代国家的发展，无论在何处，都是由君主发动的。

对于君主周围那些自主的、“私人”拥有执行权的人，那些有权拥有自己的行政、战争和金融工具，拥有一切可用作政治资本的人，为剥夺这些人铺平道路的，便是君主。这整个过程，同资本主义企业通过逐渐剥夺独立生产者而得到发展如出一辙。

近代国家最后控制了进行政治组织的所有工具，实际上将它们全部集中在一个首脑的统治之下。没有哪一个官员，对于他所支出的钱，或他管理的房屋、仓库、工具和武器，拥有所有权。

在当时的“国家”中，行政僚属（包括行政官员和工作人员）同行政组织的物质工具的“分离”——这是国家这ー概念的基本要素——终告完成。最具近代精神的发展便由此开始，我们亲眼看到，那些曾剥夺政治工具，因而也剥夺政治权力的人，也面对着被剥夺的企图。

至少从领袖已取得了合法的权威地位这个角度说，这场革命大有收获；这些领袖通过篡夺或选举，已经取得了对行政班子和物质资源机构的控制权。

无论他们是否有权这样做，他们从被统治者那里推论出自己的正当性。在这个至少是表面上成功的基础上，他们是不是可以正确地抱着希望，在资本主义企业内实行剥夺，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虽然同行政机构的管理有着深刻的相似性，两者所遵行的规律毕竟十分不同。

今天，我只为我们的思考做ー些纯概念的说明：近代国家是组织支配权的强制性团体，它已经成功地做到了在一定疆域之内，将作为支配手段的暴力的正当使用权加以垄断。

为了这一目的，国家将组织的物质工具集中到其领导人的手中，并且对以往有权支配这些工具的所有自主的身份制官员，实行了剥夺。如今，国家占据了他们的位置，处在最顶端。

这一政治剥夺过程取得的成功各有不同，但它出现在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之中，由此出现了另ー种意义上的“职业政治家” ，他们首先是出现在君主的臣僚之中。

他们是这样一群人，同超凡魅力型的领袖不同，他们不打算自己成为主子，而是只想成为政治主子的臣僚。在剥夺的斗争中，他们站在君主一边为他所用，通过替君主料理政事，他们一方面挣得生活所需，另一方面也获得了理想的生活内容。

我们又一次发现，只有在西方，才有这种也为君主之外的权力服务的职业政客。在过去，他们一直是君主最重要的权力工具和政治剥夺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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