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新疆后如何治理成了问题，乾隆力排众议，为后世消除了隐患。这一历史事件虽已过去两个多世纪，但其背后蕴含的治理理念和决策智慧，依旧值得我们反复玩味。

在那个动荡年代，新疆作为西北重镇，归属曾一度成为朝野争论的焦点。一些官员出于种种考虑，主张放弃这块曾经动荡不安的领土；但乾隆坚持要将其纳入直接管辖，并做出一系列英明决策，最终为这片广袤土地带来长治久安。那么，乾隆为什么如此执着于统一新疆？他是如何将之化危为安的？这背后又蕴含着怎样的治国理念？

执著追求统一的原因

乾隆二十四年十月，准部和回部两大力量在新疆归顺于大清王朝，使这片横跨亚欧两大洲的广阔区域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但此前新疆曾长期陷于分裂割据的状态，民不聊生，是清王朝的心腹大患。

为何乾隆要不惜血战硝烟，执意将新疆纳入版图？其中的原因颇为复杂。

首先，新疆区位重要，乃是中国通往西域的战略要冲。这里不仅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也是大清与西亚、中亚各国贸易往来的枢纽。此外，伊犁河谷腹地沃壤，盛产马匹和珍禽异兽，自古就是草原上最富庶的一隅。一旦无法掌控，勢必威胁中原地区的安全。

其次，作为皇帝，乾隆理所当然地要维护王朝的统一。倘若准噶尔和回疆长期割据，对朝廷的统治都是一大隐患。数年前，准噶尔达瓦奇还曾率众劫掠新疆各地，在天山一带肆意烧杀扰民，简直就是大清一柄悬在咽喉的沈重杀器。

最后，乾隆也深知，若任由新疆继续动乱下去，终将酿成无法收拾的大祸。当年雍正皇帝出兵新疆，曾一度将其平定，但准噶尔和回疆内斗不休，新疆再次陷入动荡。乾隆自是不愿重蹈覆辙，因此决心彻底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

基于上述诸多考虑，乾隆毅然决然，发兵十余万，经过两年的艰苦征战，终于扫清了新疆多年来的祸患。但归顺后如何有效管控这块新疆疆土，如何让这里真正太平安康，又成了一大难题。

统一后的初步棘手

新疆归顺后，如何有效管控这一广阔地区便成了一大挑战。乾隆起初也有过轻率的想法，曾一度考虑沿袭前朝旧制，仅设伯克官员收取贡赋，不派官兵长驻。

这种做法固然可以减轻朝廷的人力物力负担，但从长远来看，必将酿成大祸。众所周知，之前新疆多年的动乱腥风血雨，就是由于各族力量内斗不休所致。若清廷对此熟视无睹，纵容这一隐患长期存在，将来终有一日会为之付出惨重代价。

此外，让当地世袭官员自行管辖，他们难免怀有私心，勾心斗角、藩篡分裂的祸患也将随之而生。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新疆问题，非得亲自派员把控不可。

乾隆身为一代明主，对此自是一清二楚。但让人没想到的是，围绕新疆如何治理的问题，朝野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甚至到了将要颠覆乾隆决策的地步。

争论的导火索，是由于这样一个细节:当年为平定新疆两年征战，所动用的军队多达十余万之众。按理说，结束战事后，这些人马也应当尽快班师回朝。然而现实情况是，很多将领和大员都主张在新疆长驻重兵，以防不测。

最激进的，是时任大学士的史贻直，其上疏言辞之激烈，近乎做出了最坏打算:＂新疆归顺，系因无力抗拒、权宜就降，倘我撤兵一空，他日必为后患！＂为此，他直接要求乾隆彻底放弃伊犁等处。

另一位大员陈世倌对新疆驻军虽也颇为顾虑，但未如史贻直般明言要割地求全，只是以＂粮饷、兵马、将帅＂三个难题，劝阻乾隆在新疆安插重兵云尔。

此外，还有不少官员认为，清军在新疆长驻势必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并可能引发民族冲突，因此也纷纷表示反对。眼见争论日趋白热化，乾隆一度也有了动摇。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满蒙将领却表现出了高度的远见卓识。尤其是曾亲赴疆场的阿桂、兆惠、舒赫德、明瑞等人，他们不约而同地建议乾隆在新疆设立专门的官员管辖，并长期派驻重兵屯垦，彻底根除动乱隐患。

人和事，往往出现矛盾对立，最终取决于主事者的英明决断。乾隆沉吟片刻后，果断听从了将领们的献策，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全面而细致的治理举措。这不仅化解了当下的危机，也为新疆赢得了长治久安的未来。

乾隆英明治理新疆之法

经过深思熟虑，乾隆终于拿定了主意，下定决心要将新疆牢牢掌控在手中。为此，他先后推行了一系列英明的治理举措。

首先是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乾隆二十五年八月，即命阿桂总理伊犁事务，次年又由明瑞接任。二十七年十月，乾隆正式设置＂总管伊犁等处将军＂一职，由明瑞担任，集中了新疆的最高军政大权。

将军统辖天山以北地区，下设都统、副都统、参赞大臣、领队大臣、理事大臣等官员，分驻各城镇执掌军国大事。至于天山以南的回疆，则沿用旧有制度，设立阿奇木伯克、伊沙噶伯克、噶杂拉伯克、商伯克等官职，负责维持当地的管理秩序。

这一＂新疆伯克制＂虽未对回疆进行根本改革，但朝廷已将两大区域的最高权力掌控在自己手中，有效杜绝了内斗和分裂的可能。

其次，乾隆着力于修筑城池，派兵长驻。战事告捷后，朝廷并未将所有军队尽数撤离，而是留下大批官兵长期驻守。短短十余年间，便在新疆地区陆续建成惠远、绥安、广仁、赡德、拱宸、熙春、塔尔奇、宁远等九座城池，史称＂伊犁九城＂。

从兵力部署上看，伊犁将军所驻惠远城就有满洲兵四千，惠宁城两千余，伊犁河南岸六城共六千二百名。其他如绥定等六城，则有绿营兵三千人镇守。天山北路总计达一万五千余名正规军。而在天山南路的回疆，也有五千七百余名兵力与伊犁城相峙。这支庞大的军队无疑将成为新疆和平稳定的坚实保障。

再者，乾隆还大力推行移民屯田，使新疆逐步实现自给自足。天山北路向来人烟稀少，粮食短缺。若长期仰仗内地输送，必将是一大负担。所以从二十五年开始，朝廷便大兴屯田。并从陕西、甘肃等地大量移民前来，东至巴里坤、西至伊犁、北至科布多、南至哈喇沙尔，蓬勃发展起兵屯、回屯、旗屯、户屯等各类屯田。

这一移民举措进展非常顺利。当时正值清朝中期人口激增，耕地不足早已成为普遍困扰，西北广阔的处女地无疑成了理想的宅基选择。史籍记载，＂屯田之人，挈妻携娃，跋涉千里，抵新疆后，无不拳踊欢呼，视为重获新生＂。可见此政策切合了民心所向，因而能够圆满顺利地落实。

最后，乾隆还下令将新疆的赋税降至最低，以减轻当地人民的负担。据史料记载，准噶尔统治时期，新疆的赋税极为残酷，严重阻碍了当地的生产发展。如今赋税大减，无疑将为新疆带来生机，从根本上消除了民怨。

乾隆治疆理念的独到之处

细细玩味乾隆治理新疆的一系列舍斥举措，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着英明的治国理念。

首先是乾隆对待问题的态度极其务实和因地制宜。他虽然是执掌天下的皇帝，理当鹰视狼顾，但在具体实施时，却十分注重实际效果。

比如说在旧疆的管理上，乾隆并未采取彻底的改革主义做法，而是沿袭明、清中叶以来，由世袭首领掌管政事的＂伯克制度＂。这显然是基于土尔扈特、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朝廷直接任命汉人管理反而可能引发不满情绪。

因此，乾隆顺应了当地人的意愿，将原有官职依然保留下来，只是加强了朝廷的监督和制约，从而较好地统合了各族力量。

同时，乾隆在建置防务和移民屯田时，也高度注重了地域特点。伊犁九城修筑的地理位置，无一不是新疆的交通枢纽或人口集中地，堪称兵家必争之地。而在拓垦屯田时，则充分发掘了各地的独特优势，使之达成了粮食自给的目标。

从中可以看出，乾隆并非一味从中央集权或教条主义出发，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对症下药，最大限度发挥了本土资源的潜能。这样一来，他的统治便无形之中获得了当地人的拥戴和认同。

其次，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在治理新疆时始终注重从长远出发，追求地区长治久安的根本目标。

细审乾隆此举措彼举措，皆未流于权宜之计，而是立足于消除动乱的祸根，为新疆赢得长期和平而努力。他坚持实行移民拓垦和降低赋税负担，从根本上解决了新疆人们的温饱问题；他大兴城防和驻军，则有效遏制了分裂和内战的发生。

更值得称道的是，乾隆在维护统一的同时，也极为尊重新疆各族的差异性。比如在管理准噶尔地区时，他继续采用世袭制度，未干涉当地的族内事务。在回疆，虽然实行军事管控和派员监管，但总体而言仍延续了明清中期以来的宽松做法。

这一切的安排，不啻是在融合各族文化、化解矛盾冲突方面作出了卓越的探索和努力。正所谓＂法之以文，与之以理＂，乾隆用最大的善意和智慧赢得了新疆各民族的拥护，为地区和平奠定了坚实的民心基础。

总的来看，乾隆治理新疆的种种方式举措，既坚持了皇权的统一原则，又尊重了地方的人文差异；体现了旗帜鲜明的中央集权色彩，又不失灵活务实。在推进大一统的同时，亦能确保边疆长治久安，可谓＂虽一统之帝，亦爱卿之君＂的典范写照。这正是乾隆等人在新疆经营一时之功，为后世消除隐患的独特见解和智慧所在。

治理新疆的喜人效果

乾隆针对新疆大规模推行的一系列治理举措，经过几年的实践运作，终于开始渐渐显现出了显著的成效。

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新疆局势开始出现明显的好转，社会秩序趋于稳定。从旧疆地区看，汗王们在旗下世袭臣民的监督约束下，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专横跋扈，纷争动乱也随之大为减少。

而在新疆北路，由于清军重兵镇守并推行了移民拓垦政策，人烟渐渐密集，粮食也不像以前那般短缺。随着军事力量与人口实力的增长，朝廷自然也就掌控了更大的主动权，足以震慑和威慑任何反叛和内乱的企图。

或许最让乾隆欣慰的，是收复之初曾令大员们忧心忡忡的伊犁地区，如今已渐趋于稳定有序。二十九年夏天，亲自前往当地视察的阿桂在疏报中高兴地写道:＂边境之地，烽烟已几无矣。＂他还特意对伊犁九城军民赞不绝口，＂城实甚雄，屯田积阜，壮汉若蚁，其将赖之以御仇寇于外，不啻有庸。＂

这番话自是有夸张之嫌，但由此可见，新疆治理取得了令人欣慰的重大进展。一切都似乎正如乾隆所愿，战火已逐渐远去，生产生活秩序正在恢复，一派和平安康的景象正在逐渐形成。

不过，或许正由于太过渴望和平，乾隆也未曾意识到，自己当年在治疆问题上的决策，尽管合乎时宜，但也埋下了新的祸根。

其中最令后人忧心的，莫过于乾隆为了确保新疆长治久安，在北路地区大规模实行的移民拓垦政策。按照乾隆的本意，通过开垦荒地、引进人口，无疑可以增加税赋来源，并壮大驻军实力，从而巩固清朝在新疆的统治。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这一政策的推行，不仅在新疆造成了人口失衡和民族矛盾激化的危险隐患，同时还导致了当地生态环境的恶化和资源的过度消耗。

据史载，二十九年夏，随阿桂视察的还有一位理番同行的官员。他在疏报中曾忧心忡忡地说:＂自渔阳而西，沟洫狭隘，芦荆盖之，塞蔽不通。比者大兴垦田，渐将水源竭耗。＂

这番话形象地描述了早期移民拓垦给新疆带来的环境负面影响。由于引种过度和耕地规模不断扩大，加之农牧民的滥垦滥伐，很快便导致了水土流失和绿洲荒漠化的严重问题。

直到今天，新疆生态环境的脆弱状况和资源短缺的矛盾，仍然是这一地区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而这一切的根源，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当年乾隆治疆时期那些鲁莽而盲目的做法。

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深思的教训。虽然乾隆的新疆政策在当时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从更长远来看，也暴露出了其中一些不足和隐患。事实再次说明，任何一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需要我们全面考虑它可能带来的各种影响，而不能只囿于一时一地的眼光。祖宗之法，益以圣贤之训，为的正是在这方面给我们以警醒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