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很多年前,就看过一部电影,描写进步人士在狱中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故事,其中有个人物叫华子良,用装疯来隐藏自己,为狱中的战友们做了大量的工作。
这个华子良的原型就是韩子栋。
韩子栋1908年出生在山东省阳谷县,在北平读大学时就接触了革命,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参加爱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加入了地下党组织,并被派打入军统的前身蓝衣社组织做地下情报工作,秘密发展情报网。
他出色的工作得到了党组织的肯定,可不幸的是,1934年,他被叛徒出卖而遭逮捕,他知道特务并无实质证据,所以无论遇到怎样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他都守口如瓶严守秘密,始终没有暴露真实身份。最后作为军统严重违纪人员被关押在多个监狱,后又转到了重庆,与渣滓洞的犯人关在一起。
但是他在监狱里的活动还是比较自由的,他可以在院子里做些杂活,能够自由活动。他每天在院子里不停地跑跑颠颠,给特务留下了疯子的印象,时间长了自然就真把他当作了疯子,对他的防范也相对疏疏松。
他曾和罗世文关押一室,利用敌人对他的麻痹,做了许多情报的传递工作,起到了其他政治犯无可替代的作用。
他曾想组织大家集体越狱,但是监狱不断加强看守防范,而关押的人也经常变化,狱中党组织最后指示他伺机逃走,能保存一份力量是一份。
他利用和看守外出买菜运货的机会,每天都观察地形和路线,为出逃做准备。
1947年8月17日,看守卢兆春带着他去磁器口买菜,他们经常去那一带采购,所以认识的人很多。许多熟人见了面,纷纷邀请卢兆春进屋喝茶打麻将。
这次把所需的货物采购完毕后,货主又邀他进屋打麻将,卢兆春进屋喝了一杯茶后,来了兴致,看时间还早,就跟货主打起了麻将。
韩子栋如往常一样,依旧坐在门口的石阶上等候,他看准了这个机会,先来到卢兆春跟前,说自己要去方便一下,卢兆春正赢了一把牌,兴高采烈,随便一摆手示意他去吧。
他按捺住砰砰跳的内心,装作若无其事地朝街口走去。一出街口,看看左右无人,他就撒腿朝河边猛跑,到了河边焦急地寻视河面,还好正巧有一条打鱼的小船,他喊来了船家,声称自己有急事,要他渡他过河。
船家答应,他上了船,还没到对岸就把钱给了船家。到了江北的石马场靠岸,还未等船停稳,他就跳下船头朝岸上跑去。他不走大路,专拣小路或没有路的地方跑,遇到了河水就毫不犹豫地跳下去涉水过河,只是为了躲避特务的警犬追击。
韩子栋整整跑了六个小时,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跑到一个靠山的窑洞,他钻进去歇息,又困又乏的他倒地呼呼大睡,连被蚊子咬了一身红包也不知道。
一觉睡醒后又接着走,渐渐地走到了河南地面,到了河南郑州,他找到了蒋介石的哥哥郑大发子。
这个郑大发子曾经到重庆找蒋介石认亲,因蒋介石怕他泄露自己的身世,叫戴笠给了他些钱打发他回家。可郑大发子来见兄弟没有见到,怎会只为了区区几十块钱呢,所以赖着不走。还把蒋介石的身世对报纸的记者讲了出来。
说蒋介石原是河南人,从小失去父亲,母亲带着他们改嫁到了浙江,他把这些对媒体记者诉说了一遍,记者们写好了专题就要登报报道,蒋介石怎么会允许自己的身世被泄露呢,便令戴笠把这些稿子全部压下,不准宣扬,同时交给戴笠一手经办。
戴笠只好把郑大发子幽禁起来,好吃好喝有钱花,只是不能随意走动,韩子栋一度和他关在一起。
满腹辛酸的郑大发子为了发泄内心的烦闷,把一肚子委屈倾诉给这个看起来并不糊涂的“疯老头”。
韩子栋除了给他以充分的同情,也尽量给予了他生活上的照料,郑大发子心里非常感激,两人结为好友,还把自己在河南的地址给了韩子栋,说以后有能帮得到的时候可以来找他……
见到了狱中的难友,郑大发子果然很高兴,不负前言,为韩子栋搞到了一张特别通行证,韩子栋这才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山东。
经过多方努力寻找,他联系到了党组织,组织上把他送到医院疗养,一段时间后,他被组织安排到冀鲁豫参加土改。
解放后,他担任了镇委书记,又先后在中央财经委员会、北京机械厂、中央人事部任职。1958年,他被调到贵州,担任贵阳市委书记处书记,市委副书记、政协主席,后来又到省政协担任顾问委员会委员,1985年离休。
1992年5月19日,这位红色特工走完了他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因病逝世于贵阳医院。
页面更新:2024-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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