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儿童：40年来的乡村伤痛

今天看《留守儿童：被牺牲的6100万，现在长大了》，当看到：

留守儿童背景的犯人入狱之后，孩子不仅成为第二代留守儿童，而且抚养他们的老人日趋衰老，辈更大，经济情形更差。

这是一条隐秘的链条，在隔代之间传递，超出了监狱心理矫治体系的边界。监狱内的犯人年龄不少是70-80后，留守儿童的代际传递正在他们入狱前的儿女身上发生。

巧哥的心情格外沉重，如果了解巧哥的人，都知道巧哥一直在关注留守儿童、留守老人。这“一老一小”的问题，巧哥就写过文章百篇。

去年9月，巧哥与“免费午餐基金”的邓飞先生联系，希望能为巧哥家乡的村小申请免费午餐。可没想到这所学校已被合并，这所希望小学其实并没建多久。

我们村的孩子以前只要走几百米路，如今却要走几公里的路程才能到校。

乡村学校在合并、在消失，不完全是因为孩子越来越少，而是优秀老师都跑进了城，优质教育资源大都被城市所垄断。在乡村读书，考不上好初中，也就考不上重点高中，考不上重点高中，也就考不上好大学。

与之相反的是县城的学校越建越多，越建越大。要来县城读书，就得在县城买房，于是县城的房价居高不下，一平方卖6000多元。

而那些打工的父母，怎么能买得起6000元一平方米的房子？因为买了还要装修、买家具，一套下来上百万元。所以，他们的孩子，还得在乡村学校读书，或者跟着父母出去打工，或者游闲在家。

这是巧哥2018年4月13日写的：

留守儿童：30年来的乡村伤痛

洪巧俊

这是几年前的事，却一直烙印在我的心里，想起就焦虑。

我下乡调研，一个小伙子赖洋洋地躺在大门口晒的被子上，这么好的时光，小伙子不用干活？陪同的村干部大概知道我的心思，说，他都如此，玩了睡，睡了玩，烂泥扶不上壁，破罐子破碎，光棍一条，父母管不了。

他介绍说，父母长年累月在外打工，爷爷奶奶带大的，从小就是饭来张嘴，衣来伸手，娇生惯养了，什么也不会干。父母把一辈子积蓄为他娶了一门媳妇，不到一年就跑了，哪个女人愿意跟这样好吃懒做的男人过一辈子？

他指着另外一家说，这家的孩子就更糟糕，好吃懒做不说，没钱就去抢，抓去坐牢了，“这都是隔代教育种下的祸根”。

去年11月我到一村调研，一位老人忧愁对我说，他的孙子早过了娶媳生子的年龄，就是娶不上老婆，过了这个年龄段打光棍就差不多定了。老人说，这个300来人的村庄有光棍汉30多人。这些光棍汉大都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吃不了苦，挣不了钱。那些进城经商打工，肯努力拼搏的年青人，都从外面带回了媳妇。

今天朋友带了一个安徽的小伙子，24岁，一米七多的个头，人也长得帅，娶了个比他大4岁的女人，还说是幸运的。他说，如今乡村女人少，娶个老婆要彩礼30多万，县城要有房，还要有车，送女方“四金”，娶个媳妇要过百万元。他也说，从小跟着父母在外打拼的，打光棍的就比较少。

这些都反映了一个隔代教育的问题，也就是留守儿童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叠现，恰恰是第一代进城农民工的家庭问题。

二三十年前，他们也是青年，怀着进城的梦想，为了讨生活，他们不得不把孩子交给父母。如今孩子也是他们当年怀揣梦想的年龄，他们没有想到在城里拼打，吃尽了苦头，最后却把孩子给荒废了，孩子找不上媳妇，还啃老，甚至犯罪，这让这些60、70后的父母多么痛心。

30多年留守儿童的伤痛，已累积为重大社会问题。

留守儿童相关的悲剧屡屡刺痛民众的心，比如2014年1月安徽望江9岁留守儿童自缢事件；2015年6月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茨竹村的一起全家四名留守儿童在家中死亡事件；2012年12月河南光山县小学生被砍伤事件， 该事件一共有受伤学生23人，其中7人重伤，全都是留守儿童……

这些是现实中出现的问题，而留守儿童“后遗症”问题，将给社会带来更大的问题。有统计显示，在某些地方，留守儿童已占到未成年人犯罪的70%。

中国究竟有多少留守儿童？可以说，至今也缺乏一个权威的统计，据2013年全国妇联发布的报告推算留守儿童人数达6102.55万，加上3600多万流动的未成年人，约占内地3亿未成年人的三分之一。

当前，许多农村青年生了一胎就不愿再生，除了生活压力，就是不想让孩子做留守儿童。在调研中发现，许多农村夫妇，生了一个男孩就不想再生，他们说，如果还生了一个男孩，这一辈子就没好日子过。

他们最担心的是孩子长大了，娶不上老婆打光棍，做父母的没有什么比这更痛苦，老来悲凉。

有什么比无法待在父母身边，更能伤害孩子？《世上只有妈妈好》的歌为何震撼人心？应该知道，没父母在身边的孩子同样像稻草。

所以，我一直不赞同城市化加快，应该缓慢城市脚步。如果企业不集中大城市，在乡镇，他们就可就近就业，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与老人，也就不会有如此之多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问题。

早在2004年，我就反对过度发展城市，盲目鼓励农民进城。那是2004年2月，《新京报》刊登了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王春光的《减少农民数量才能富裕农民》的文章，王研究员说，“要使农民增收，前提是减少农民数量，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我写文《减少农民数量就能富裕农民?》(载2004年02月13日人民网)反驳说，要使农民富裕，靠减少农民数量来解决，显然是理想主义的一厢情愿。按照王研究员说的观点，其实就好比一个人在挑担，把后面箩筐里的东西拿到前面的箩筐里一样，肩上的重量没有变。也就是说国家的负担不但没有减轻，还有可能失去平衡，增加“肩上”的压力。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并不完全是农民多的因素，重要的还是农民没有享受到国民待遇。

在《宁夏11名留守儿童性侵创伤何时能抚平？》我说，中国人最善讲“化悲痛为量”，但少了在悲痛中反省。我们该问问故乡沦陷，留守儿童性侵，留守老人自杀，留守妇女成乡村二奶……这些问题是不是因为盲目加快城市化进程的结果？如果是，我们是不是要缓慢城市化脚步，是不是要反哺农村？

在《中国国4500万人将将丢饭碗,是不是骇人听闻?》说，不要动不动就要建设大城市，这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与实际。中国土地辽阔，又是个农业大国，农民跑到大城市工作需要路费、租房等，如果在自己家乡的城镇就近打工，就减少了路费与租房的钱，还能在自己的责任田里种点粮食与蔬菜，生活成本显然降低，同时还可照顾孩子老人，减小留守儿童。别再诱惑他们进城买房，甚至逼他们进城，这只能暂时缓解当地财政的捉襟见肘，决不是长久之计。

未来人口的素质，是一个国家和社会未来的成色。如果有6000万儿童都无法生活一个健全的家庭中，我们又怎能期望国家在未来会变得强大？

当今光棍数量在聚增，除了男女比例失调，更重要的是那些姑娘进城后，对沦陷的故乡感到失望，她们宁可在城市里“剩着”，也不愿嫁给那孩提时的小伙伴们。

城市化制造了中国父母与孩子的分离。留守儿童的伤痛，已让第一代农民工有了切身之痛。那些远离父母的孩子，因缺失亲情，缺失健康的家庭教育，有的沦为边缘人，有的对社会失去信任而仇视社会，而走上了犯罪道路。

孩子是国家的未来，城市问题、环境问题再大，也没有这个问题大。

有评论家说，“对每个家庭来说，只有当孩子与父母生活在一起了，政府才算完成了公共服务的‘最后一米’。”保护留守儿童，不能单方面强调家庭和父母的责任，更要强化地方政府与国家的责任。

虽然这篇文章是6年前写的，但当今留守儿童的问题仍然没有什么改变？而且这些留守儿童长大后，是光棍更多，问题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