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死前非要睡地板，其子得知此事，侧室听说后哭道：他还记得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然而，令人尴尬的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奠基人孙中山，竟身边有一妻一妾。他的妻子是正妻卢慕贞，而侧室则是革命同志陈粹芬。

在当年2月，陈粹芬和卢慕贞带着两个女儿回国，抵达香港后，由邓泽如护送卢夫人和女儿前往南京与孙中山团聚。然而，在此期间，陈粹芬却悄悄前往广州，主动选择不前往南京与孙中山相会。此时，他们已经相伴整整二十年。

随着民国的建立，参与革命的最忠实同志陈粹芬却悄悄地隐退了。

当决定离开孙中山的那一年，陈粹芬年届40。由于长期投身革命，陪伴孙中山经历风雨的岁月，使得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七八岁。

自进入2月以来，陈粹芬一直保持紧绷的状态。然而，当目标达成后，人们往往会自然而然地松懈下来，她也未能例外。在突然松懈的时刻，她在梳妆时发现自己老了。

“为什么突然之间长出这么多白发？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在意识到自己老去的那一天，陈粹芬侧头对着镜子摸索着自己的鬓角，轻声自语。她发现不仅头发白了很多，甚至颧骨似乎比以前更高，使她本已疲惫的面容增添了几分沧桑感。

或许女人最大的悲剧就在于此：他正风华正茂，而自己却已如花凋零。

除了感觉到自己已经“老了”这一点，还有一个因素迫使她必须认真考虑自己的未来：她的侧室身份。作为革命者的孙中山，在过去的20年里，虽然一直与她保持事实上的夫妻关系，但毕竟未与原配卢慕贞离婚。因此，她的存在不仅让自己感到尴尬，也可能让孙中山感到为难。身为民国大总统，竟然还沿用封建时代的“三妻四妾”制度，一旦这事传开去，必将损害他的形象。

在面临重大决策时，人们的头脑往往比平时更加清醒。在做出决定的几天里，她一直告诉自己：现在离开，是最明智的选择。

陈粹芬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句诗，她却有着深刻的感悟。她对于“朝朝暮暮”的情感表示羡慕，却内心向往的是“长久”。她心里明白，真正长久的感情并不在于每天的相处，而是心中时刻挂念。

陈粹芬经历了太多的分离与团聚，她比任何人都清楚：真正让男女之间心有牵挂的，是带有愧疚的思念。她深知，只有一个人心中感到内疚，他（她）才会时刻挂念着对方。

在做出决定离开后，陈粹芬对于自己未来的去向进行了深思熟虑。在反复权衡之后，她决定前往澳门，投奔孙中山的哥哥孙眉。她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尽管已经决定离开孙中山，但她并不打算与他断绝一切联系。相反，她想一直保持“孙家人”的身份。

陈粹芬的离去让孙中山感到十分惊讶。在当年4、5月间，孙家在广州和香山故居门前拍摄的全家合影中，人们已经找不到陈粹芬的身影。

孙中山终于明白了发生的一切，然而，一切都已无法挽回。幸好，他知道陈粹芬并没有离开去别处，而是回到了哥哥孙眉在澳门风顺堂4号的家中。

正如陈粹芬所预料的那样，她离开后，孙中山经常想起她。特别是当他回忆起她为他们共同的革命事业所做出的贡献时，他心中的感受变得复杂而深刻。

在革命的早期，孙中山长时间面临通缉，每次被通缉，她总是毫不犹豫地跟随着他转移。在惠州起义失败后，她随他一同流亡日本，接下来的四年里，他们先后到过越南、泰国、香山、旧金山、华盛顿、纽约、伦敦、巴黎、新加坡等地。

孙中山几乎带有一丝悲哀地意识到：如果陈粹芬跟着的是一个普通男子，她的人生定不会如此曲折。过去，他组织的许多革命都以失败告终，无数人曾离开他，但她，作为最辛苦、最劳累的伴侣，从未考虑过离开。

陪同孙中山前往南洋进行革命时，陈粹芬不辞辛劳，亲自参与印刷宣传片，包括反清檄文。在日本时，她甚至利用自己的女性身份，协助革命者传递书信。革命者刘成禺曾为她题写诗歌，赞美她在日本横滨进行的革命壮举，其中写到：

“望门投宿宅能之，亡命何曾见细儿，只有香菱贤国妪，能飘白发说微时。”

这首诗中的“香菱”正是陈粹芬的别名。孙中山非常喜欢这首诗，但诗中的“亡命”一词让他感到心酸。一个女子，亡命，任何时候都意味着悲壮。

在支持孙中山革命的同时，她一直照顾着他的生活起居。无论是在横滨还是在南洋，她都包揽大小家务。她还给予了孙中山身边的革命党人精心的照顾。蒋介石、汪精卫、寥仲恺等人都曾受到她的关照，他们亲切地称她为“四姑”。

陈粹芬的付出看似微不足道，实际上在无形中增强了革命党人对党魁的凝聚力。孙中山对此深感感激，他内心的感情已超越一般夫妻的情感。

陈粹芬对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悉心照顾让曾亲眼目睹的孙中山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的夫人槌子十分震动。她在后来的《我对辛亥革命的回忆》一文中写道：

“照顾孙先生日常生活的那位中国妇女同志，真是个女杰，她那用长筷子、瞪着很大的眼睛、像男人在吃饭的样子，革命家的女性只有这样才能担当大事。”

由于对陈粹芬的崇敬，她还鼓励自己的弟媳多向陈粹芬学习。

孙中山虽未亲自阅读槌子的回忆录，但其中对陈粹芬的赞美却与他的欣赏相契合。他一直以能有陈粹芬这样的女子为傲，她拥有传统南方女子的婉约，却也具备北方女子的大气。用“女杰”来形容她，最为贴切。

陈粹芬对孙中山深情厚意，正因为如此，她才对他的任何事情都极为关心。当共居于马来半岛槟榔屿（今新加坡）晚晴园时，他曾将故乡翠亨村的一棵树移植到园内。为了确保这棵“外来树”在异国能够生存，陈粹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刚种下小树时，陈粹芬每天都会走过去为它浇水，一有天气变化，她就紧张地采取行动。在雨水过多时，她甚至采取“引流”措施，以防小树生长受阻。

在她精心的照顾下，这棵“外来树”茁壮成长，每当有革命者前来，孙中山都会领着他们欣赏这棵家乡的奇特树。他总是说：

“这树用刀割破树身，立刻会流出酷似鲜血一样的红色汁液。”

每当看到这棵来自孙中山家乡的特殊小树，革命者们都会感叹：它的汁液是如此鲜红且容易凝结，仿佛是烈士的鲜血，为了革命不畏牺牲，英勇奋斗。

陈粹芬早就了解：孙中山钟爱这棵树，是因为它与革命者太过相似，这也是她对这棵树如此在意的原因。

陈粹芬并非一个善于说情话的女子，但她深情的心意，孙中山却时刻能够感受到。他曾默默发誓：此生绝不能辜负她。然而最终，他没有辜负她，却是她主动离开了……

孙中山原以为：她的离去是因为患上了肺结核。作为男人，他并未能想到更深层次的原因，他认为：等到病情稳定，她或许就能回来了。

陈粹芬离开后不久，卢慕贞决定将女儿留给孙中山，并独自返回广东老家翠亨村。

在陈粹芬自愿离开孙中山三年后，当孙中山打算迎娶宋庆龄时，曾特意向陈粹芬征求她的意见。得知这个消息后，她二话不说便表示同意，并称：

“中山娶了宋夫人之后有人贤内助，诸事尚顺利，应为他们祝福。”

虽然陈粹芬为孙中山找到了一个最适合他的伴侣而感到欣慰，但在她表达欣慰之词中，“应”字却显露出她复杂的情感。这里的“应”表示情理上的必要，只是一种应有的举动。换句话说，她“为他们祝福”是她“应该有的行为”，而并非发自内心的愿意。

从内心深处来看，任何曾经深爱过一个男人的女子，在看到他寻找新欢时，都很难真心为他们送上祝福。

相比与陈粹芬的结合，孙中山对宋庆龄的婚姻明显更加用心：为了迎娶她，他与卢慕贞签署了离婚协议。与陈粹芬一样，卢慕贞对他的选择也表示出支持。当革命党人胡汉明、朱执信等强烈反对孙、卢离婚时，她站出来说：

“这些年，为了他的革命，我奔波劳碌、提心吊胆，这样的日子我早不想过了，我只希望在家乡安度。既然现有人照料身边的生活，且有助于政治，我当然愿意成全其事，答应与孙先生离婚。”

卢慕贞的言辞与陈粹芬如出一辙，令人惊叹两人似乎事先已经达成默契。卢慕贞和陈粹芬对孙、宋婚姻的支持不仅维护了孙中山的体面，也赢得了孙氏家族上下的尊敬。

相较于早已经释怀孙中山的卢慕贞，陈粹芬对他的感情一直保持着深厚。每当有重要人物来访时，她总是拿出那只大如小螃蟹的金质怀表，这是孙中山送给她的礼物。她指着金壳上的英文字母说道：

“这上面写的是‘YS·Sun’，是中山伦敦蒙难脱险东归时，他的恩师康德黎博士特意送给他的。”

这枚金表贵重无比，孙中山将其作为信物赠予她，足以表达他曾对她深切的感情。

然而，纵然感情再深，也难逃现实的考验。历史上多少男女，最终只能同度患难，而无法“共享荣华”。陈粹芬对于未知的未来并不敢有所奢望，因此，在富贵降临之际，她选择以“养病”为借口，提前退出。她的离开，表面看似是匆忙的逃避，实际上却是另一种形式的“圆满”。

陈粹芬的深思熟虑，只有少数人能够理解。大多数人认为她当年离开孙中山是被迫的。毕竟，他已经成为大总统，而她却在这个关键时刻选择了离去，这看起来一定是被迫的。然而，陈粹芬从未对这些论调作出回应，她似乎深知：理解她的人，无需解释，他们自会明白。

直到1942年，一位国民党将领采访陈粹芬时，再次提及当年的离别，并直言“孙中山对不起她”时，年近古稀的她激动地回应：

“我跟孙中山反清建立了中华民国，我救国救民的志愿已达成，我视富贵如浮云；中山自伦敦蒙难后，全世界的华侨都把他当作人民的救星；当了总统之后，他身为元首备受崇拜；共同度患难易，共享富贵艰难。

“我自知出身贫苦，知识有限，自愿分离，并不是中山弃我，中山待我不薄，也不负我。外界言论，是不了解我。”

在此时，人们才恍然大悟：这位曾与孙中山共度二十年的女性，拥有非同寻常的品格，她的风采早已超越了尘世。

最伟大的爱情，是互相成全。尤其珍贵的是，在成全了孙中山之后，陈粹芬也“圆满”了自己。但“圆满”并非代表不再爱，有时候，它更是深深的爱的象征。

在分别的十多年里，陈粹芬从未放过任何与孙中山相关的消息。1925年春，孙中山在北京危急时，远在南洋的陈粹芬每天晚上都梦见他在空中飞翔。她对他的思念之深已入骨。

孙中山去世的消息传来后，陈粹芬痛苦不已，竟特设灵坛远程祭拜，为期七天，感情之深，义理之长！南洋的侨胞听闻此事，无不为之动容！

正是在南洋期间，感到孤独难耐的陈粹芬收养了一个女婴，原名苏仲英，后来改名为孙容。女孩长大后，她常常向孩子述说她和孙中山的往事。

几年过去，孙中山的长子孙科去南洋探望陈粹芬，闲谈中提到了父亲临终时的奇怪举动，他说：

“真是奇怪，他临终竟然睡到地上，还说‘地下不冷，有冰才好’。”

孙科的话音刚落，陈粹芬的眼泪就如泉水般涌下，她低语道：“他还记得我们曾经共患难的时刻，记得我们曾经拥有的感情。”

后来，孙科才得知，父亲和陈粹芬在革命期间曾受到清政府的通缉。在被通缉期间，为了防止清廷深夜逮捕，陈粹芬选择睡在地上，这样一有动静她就能迅速听到。

孙中山心疼她，于是提出要睡在地上。陈粹芬不同意，说：“地下冷。”孙中山回应道：“有冰更好。”

仅仅是“记得”，就让她如此感动。也正因为这份“记得”，她对于当年的“离去”感到庆幸。

孙中山辞世后，无论她们母女身在何处，她始终与孙家保持密切联系。1932年，孙科邀请母女俩到广东东山二沙头渔庐公馆，托付她照顾就读于岭南大学附中的儿子孙治平、孙治强兄弟。接到邀请后，她欣然答应。只要是孙家的事，她都全力以赴。

抗战爆发后，陈粹芬年老体弱，仍志愿投身抗日后援工作，到处宣传抗日。无论她走到何处，都充满豪情壮志地说：

“日寇国小民穷资源匮乏，难以持久，只要中国坚持下去，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为了展现中国的必胜信念，她为几个外孙取名为必胜、必兴、必达、必成、必立。她常想：若中山知晓他们的名字，他也会感到高兴吧。

抗战胜利后，陈粹芬携女儿一家定居在中山石岐。在此居住期间，她经常与居住澳门的卢慕贞相聚。每次相聚，她们互相慰问、倾心倾谈，情同姐妹。

1949年，孙科等人前往澳门为母亲卢慕贞庆祝83岁生辰，宴席设在文第士街私邸。当卢慕贞与77岁的陈粹芬亲密地携手下楼时，受到在座人士的热烈鼓掌欢迎。

有孙家人的照顾和女儿女婿一家的陪伴，陈粹芬的晚年过得十分幸福。然而，就在她感到人生将要圆满之际，她最爱的养女孙容却因病离世。在老年丧子的沉痛打击下，陈粹芬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

1960年，即女儿病逝仅仅三年后，她因病辞世，享年87岁。由于多种原因，她的治丧形式力求简单，不登报，不发讣闻，匆匆购地，安葬于中国香港九龙荃湾的墓地。

1986年，孙中山诞辰120年之际，陈粹芬的女婿孙幹抵达香港，并整理了她岳母和元配夫人孙容的遗骨，将其运回故乡，改葬于孙中山的出生地中山县翠亨村的北山头，面朝大海，永远长眠于此。

陈粹芬的墓地前设有一围墙以挡风，墓碑上清晰刻着：“妣十八世孙夫人陈粹芬之墓。”

安葬在孙中山的故乡，而墓碑上带有“孙夫人”三字，这样的结果，若陈粹芬在九泉之下有知，她定然会欣然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