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维护权利”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初期它有各种不同的称呼:“民主运动”,“自由运动”,“人民抵抗运动”。最后“人权运动”这一称呼逐渐为大家所接受，或简短地称为“维护权利运动”。

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研究专家阿列克谢耶娃认为:“这个称呼最接近它的实质--维护个人权利和要求遵守法律。这也是这个运动的基础和它的特征。”

维护权利运动最早兴起于莫斯科知识分子之中，随后扩大到莫斯科以外，并深入到全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它的口号为民族和宗教运动所接受，从而，使维权运动本身更为大众化。维权运动参加者成分相当复杂,他们的要求也是多种多样。

初期的维护权利运动(1965-1968年)

1965年秋天，苏联安全部门在莫斯科逮捕了作家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和尤里·达尼埃尔，因为二人分别以笔名“阿勃拉姆·特尔茨”和“尼古拉·阿尔扎克”在国外发表自己的作品。

这是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的第一次逮捕行动，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莫斯科的一些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开始散发传单，公开抗议政府的行为。12月初，一张题目为《告公民宣言书》的传单在莫斯科一些地方流传。

“在几个月前，因家安全委员会逮捕了两个公民，作家安·西尼亚夫斯基和尤里·达尼埃尔。这种情况破坏了法律上规定的公民有基本写作权利的条文。

众所周知，在这扇门被关闭的情况下，任何不法行为都有可能产生，它破坏了公布的法律条文(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刑典法的第13条和第18条)，这种自行其事的做法是不法行为。

不可思议的是，作家竟然因为创作而成了国家的罪犯。在过去，政府的不法行为使成千上万的俄罗斯公民失去了生命和自由。血腥的过去要求我们对现在提高警惕。为了安宁牺牲一天比忍受多年不制止这种专横所带来的后果要好的多。

我们公民有向专横的法律斗争的手段--'公开的集会’，或者公开适当的标语和口号。在集会时所有参加者都要一字一顿的清晰的高声喊出一个唯一的口号:'要求公开审判’，任何的喊叫和口号都要严格限制在合法的范围之内。

在集会的时候必须严格遵守秩序。当局要求散开时，我们就应当离开，同时，向当局宣布集会的目的。你被邀请参加1965年12月5日的'公开集会’，晚上6点，在普希金广场诗人纪念碑旁的街心花园。”

1968年12月5日苏联法日那天，持不同政见者照例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集会，但从1966年起不再利用标语，也不在一字一句地说要求，而是摘下帽子，沉默几分钟，以表示对自己同胞的怀念和维护权利的信心，今年又注入反对苏联和华沙条约国组织干涉捷克改革的心声。

这种一年一度的宪法日游行，通常都有20--50人参加，每次都在身着便装的克格勃分子监视下进行，直到1977年以前政府并没有试图驱散它。

著名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西尼亚夫斯基曾对这种示威活动发表过自己的看法:“1968年8月，当苏联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时，七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扛着抗议的标语去了红场。他们真以为他们能挡住苏联的坦克或改变苏联的政策吗?

当然不。他们知道他们很快就会被抓起来，也知道那几个过路人恐怕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从实际上说，这是无意义的举动。但这是有象征意义的、道义上的姿态，不仅想保卫捷克斯洛伐克，而且想保卫苏联人民的荣誉不让人们以为所有人都支持共产党和政府的政策。”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维护权力的运动，初期主要在莫斯科进行，“莫斯科更为广泛的维权形式是致苏联各级机关的信，同时，利用私下出版物，以书面形式抗议和反对具体明显的违法行为成为首都社会生活的很普遍现象。

在莫斯科之外，这种生活也通过地下小组和私下出版物飞速地扩散。由于私下出版物和国外广播电台的电波，维护权利运动的思想传播到了全国各地，极大地促进了公民意识的增长。”

有组织维护权利运动的开始(1969-1974)

60年代末期，持不同政见者维护权利运动进入有组织阶段。1969年5月，维护权利运动的参加者创立了苏联第一个独立的维护权利协会--维护权利发起小组。协会有15个成员，它的基本活动方式是向联合国发公开信，宣言等。

1970年11月,“苏联人权委员会”在莫斯科宣告成立，她的创始人是A·特维尔多赫列鲍夫,A·萨哈罗夫，B·查里泽三位物理学家。伊戈尔·沙法列维奇，数学家，科学院记者稍晚加入。亚历山大·沃尔平和鲍里斯·楚科尔曼是鉴定专家。亚历山大·索尔叶尼琴和亚历山大·加利奇成为委员会通信会员。

“人权委员会是第一个带有详细入会原则限制的独立社会联合会,这个原则包括，凡是参与国家管理的某个政党和其它社会组织的人，都不能成为该委员会的成员。这个方针一方面强调了委员会的非政治特点，另一方面关闭了党和政府的成员进入的大门。”

人权委员会是未经苏联政府批准的第一个独立的社会性协会，它得到了国际认可。1971年6月起它开始成为国际人权联合会的分支机构，其成员与国际人权组织经常保持电话联系，以便得到其需要的材料并把自己的材料寄给总部。

1974年9月，莫斯科大救国际组织(AmnestyIntemmational)成立。大赦国际是一个国际人权志愿组织，它的宗旨是动员公众舆论，促使各国履行国际机构保障人权宣言中提出的言论和宗教自由，尽最大努力促使各国释放由于政治，宗教和其它思想信仰等原因被监禁和拘留者,禁止对囚犯拷打和非人道待遇,提倡废除死刑，促进各国实施联合国有关对犯人最基本的待遇准则。

尽管按照大赦国际的章程规定，该组织所在因的政治犯不能成为该国组织保护的对象，但其成员可以将收集到的政治犯第一手资料发往大赦国际总部,由总部每年对外公布各国人权方面的情况报告，同时在自己主办的刊物《大赦国际业务通讯》(月刊)、《大赦国际报告》(年刊)上发表详细资料，这无疑对苏联维护权利运动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

这一时期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维护权利运动进入自发的有组织阶段，出现了一系列的维护权利组织，但在政府的重压和打击下，尤其是内部争论的加剧和亚基尔与克拉辛同政府合作，悔过自新，使维权运动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赫尔辛基时期(1975-1983)

在苏联的推动下，1975年8月苏联和美国以及33个欧洲国家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签署了“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最后文件”，又称赫尔辛基协定。

苏联以“尊重人权和各国人民的基本自由、平等以及支配自己命运的权利，各国之间的合作和认真履行国际法庭所规定的义务”等承诺，换取了西方国家对所有欧洲国家边界都不可变更原则的认同。

这一文件的签订为处于低潮的维护权利运动重新注入活力，以致有人把1975年到80年代初期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称为赫尔辛基时期。

1976年5月，莫斯科成立了以奥尔洛夫为首的“协助政府行赫尔辛基协议小组”，简称赫尔辛基莫斯科小组。小组的主要任务是“向赫尔辛基会议参加国的政府首脑和舆论界报告苏联违反人道主义条款的情况”，并协助政府执行赫尔辛基协议。

1977年在赫尔辛基莫斯科小组下面设立了调查委员会，专门负责调查利用精神病迫害政治犯的情况。继莫斯科之后，乌克兰、立陶、格鲁吉亚等苏联其它一些城市也相继出现了类似的组织，并建立了相互间的紧密联系。

此外，莫斯科还出现了保障苏联信仰者权利的基督教委员会，专门维护宗教徒的权利。1978年3月，苏联第一-个保护残疾人权利的小组成立。同年苏联还出现了一个维护工人权益的组织--自由职业劳动者联合会(CMOT)，并开始出版《自由职业联合会信息通报》。1979夏天，一个以“保护国外学习工作公民权利”的小组在莫斯科成立。

而一些原来遭到压制的组织也开始重新积极活动，如70年代初期成立的“援助政治犯基金会”等。与此同时，西方也借苏联推行缓和政策的机会，加大了对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维护权利运动的支持力度。

1975年萨哈罗夫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西欧还成立了萨哈罗夫国际听证会，每年专门听取关于苏联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报告，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维护权利运动的影响。利用组织来维护权利，以及与国际组织和西方国家加强联系，并且同民族和宗教运动相结合是这一时期苏联维护权利运动的特点。

“公开的协会成为维护权利运动的共同构架，并且同民族和宗教运动相合作。”这些独立的维护权利组织一般都公开宣布自己的宗旨和成员的住址，他们坚持一种信念，认为持不同政见者维护权利的最重要武器是公众的舆论。

成立组织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有利于开展活动，而且还在于它本身就能产生有力的舆论影响，同时也有助于克服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对国家完全依赖的状况。

结语

尽管政府对公开的维权组织参与人也同样打击，在赫尔辛基莫斯科组织成立第三天奥尔洛夫就受到国家安全委员会明确警告，很快他就被捕，其它成员也分别受到不同程度镇压。

然而，有组织的维权活动还在继续，无论是从运动的深度，还是从广度来看维护权利运动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