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学经典（五十五）

《温疫论》

《温疫论》，系温病著作。二卷。明/吴有性撰于1642年。1641年山东、浙江等省疫病流行，医者以伤寒治法无效，枉死颇多。

作者简介：吴又可，名有性，字又可，号淡斋。公元1582－1652年（明万历十年－清顺治九年）明代江苏吴县人。一生从事中医传染病学研究，著有瘟疫论一书，阐发了传染病病因学说。 明末清初，连年战争，灾荒不断，各种传染病不断流行。在他59岁那年（公元1641年），江苏、河北、山东、浙江等省，时疫流行甚剧，他家乡吴县一带也不例外，据<吴江县志>记载：“当时连年瘟疫流行，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者。”这“千村辟历人遗失，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凄凉景象，使他感慨不已，愤然冲破习惯势力的桎梏、废弃仕途，不应科举，走上了研究医学的道路。他遇到的当务之急，首先是“流行病”。他刻苦钻研前人及民间有关传染病的治疗经验，不怕传染，不辞辛苦的在病区、病家为患者诊治疫病。经过一段时间的钻研和临床实践，他渐渐体会到以仲景之伤寒学说来论治当时流行的一些疾病，收效甚微，有时甚至事与愿违，遂产生了另创新路，以提高疗效的想法。他推究病源，创立“戾气”说，并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逐渐形成一套温热病的论治方案，提高了疗效。并将这些经验，经过整理，著成<瘟疫论>一书。自此，不但瘟疫证治，有绳墨可循，而且又将温热与瘟疫，逐步合为一家，充实了中医学关于传染病的内容。

吴又可一生，治愈了很多传染病患者，其中包括一些疑难大症，且往往是出奇制胜。有一次，他治疗一位传染病患者，大便不通，脘腹胀满，疼痛难忍，四肢强直不能动，卧如塑，目闭口张，舌强，问话不能答，脉实有力，苔生芒刺。根据证候，是一派实热象，病情危重。据患者儿子代诉，三日来已服承气汤三剂，每剂大黄用至一两左右，病仍不减。一般医家，遇到此况，一定会考虑另立治法的。然而，吴又可则不然，他仔细权衡了患者的脉症，认为“下证悉具，药轻病重也”，不但不改方剂，反而将方中大黄增至一两五钱，连服半月而痊愈。吴氏用药之妙，可见一斑。 《瘟疫论》，成书于公元1642年，全书共二巷。阐述瘟疫的发生是由：“戾气”，从口鼻侵入人体，伏于募原，其邪在半表半里之间，其传变有九，并提出一整套辩证施治法则，其辨证与治疗与伤寒不同。

内容简介：传染病对人类的危害很大，它在一定的外界环境条件下可以在人群中传播，造成流行。传染病流行时，发病迅速，症状剧烈，波及人数多，影响范围大，严重危害广大人民的生命健康。我国古代的传染病不断流行，使大批人员死亡。特别明清两代更是大量发生，据有人统计，明代276年间发生了传染病大流行64次，而清代266年间发生了74次，可见传染病流行之频繁。我国历代医家对传染病的防治十分重视。如《黄帝内经》、《伤寒论》、《诸病源候论》、《干金方》、《外台秘要》等著名医著中都有防治传染病的经验的记载，但这些记载都不系统。我国第一部治疗急性传染病的专门著作是清代吴有性所作的《温疫论》。

吴有性所处的时代，正是传染病大流行的时候。明末公元1641年，正当吴有性49岁的时候，当时传染病遍及山东、浙江、河南、河北等地。这时许多医生找不到新的治疗办法，以至治疗效果很差。吴有性亲眼目睹当时一些传染病流行地区“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者”的惨景，刻苦钻研医学道理，不顾自己安危，深入到传染病流行区，进行医疗实践，通过对当时流行的传染病的详细研究，结合他自己丰富的治疗经验，并进行分析、总结，终于在祟祯15年(公元1642年)写成了《温疫论》。

内容介绍：《温疫论》为中国明末著名医学家吴有性所著。该书共二卷，卷一载论文五十篇，主要阐发温疫之病因、病机、证候、治疗，并从中参论温疫与伤寒的区别。卷二载论文三十篇，着重叙述温疫的各种兼挟证治，还设立了多篇有关温疫的质疑正误及疫疠证治的辨论文章。是我国第一部急性传染病专著，在中国医学史和温病学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当前中医界普遍开展中医急证、传染病理论的临床研究下，其学术思想越来越受到医学界的重视。

古代医家以“斋”为号者颇多，此与其处世态度和治学主张密切相关。考“斋”字的含义：祭祀前整洁身心，以示虔敬；佛教以过午不食为斋，其后以施给道士僧尼的财物饭食为斋；供奉神佛的食品；素食；屋舍书房；粗布制的丧服。古人名字中的“斋”多含有清心寡欲、身心廉洁之意。如南宋医家杨士瀛号仁斋，著有《仁斋直指方论》，元代医家罗天益号容斋，明代医家戴思恭号肃斋，楼英号全斋，王纶号节斋，万全号密斋，薛己号立斋。吴有性号淡斋，以“淡斋”为号，取恬静淡泊之义。吴氏家居太湖，自幼喜医，淡泊名利，他生活在明代末叶，当时疫疠流行，死者甚众，而医者彷徨无措，为寻求新法，救治病人，他不顾个人安危，深入疫区，细心观察，推究病源。经长期临床实践验证，独创“疫气”致病说，“释千古之疑，泄乾坤之秘”，使瘟疫辨治，有绳墨可循。真可谓“性淡心志远，宏论益万世”。

吴氏生活在明王朝行将倾覆之际，战争连绵，灾荒不断，疫病流行，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据《明史》记载，从永乐六年（1408年）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发生瘟疫流行达19次之多，其间以崇祯十四年（1641年）流行的瘟疫尤为严重，疫情遍及山东、河北、江苏、浙江等省，流行极为猖獗。1643年，北京开始流行疫情，从2月开始，长达8个月之久。吴氏家乡吴县一带亦未幸免。当时医家误以伤寒法治之，致使病人或因失治而死，或由妄用峻剂攻补失序而死，或因病急药缓迁延而死，比比皆是，不可胜数。《吴江县志》曾对此作了真实的记载“一巷百余家，无一家幸免之；一门数十口，无一口幸存者”。吴有性目睹疫病流行时患者死亡枕藉的惨状，感慨于自古以来，“其于温疫症，则甚略之。

治法初探摘要：阐述吴氏治疗温疫病透达膜原、攻下疫邪、滋养阴液的三个重要治则。认为《温疫论》该书为我国第一部温热病专著，对后世温病学的发展影响极大。该书不但在理论上敢于否定前人独创新说，在治法上也是颇有见地。

1透达膜原：吴氏认为疫邪“自口鼻而入，则其所客内不在腑脏，外不在经络，舍于伏脊之内，去表不远，附近于胃，乃表里之分界，是半表半里，既《针经》所谓横连膜原是也”。指出其病位既不在表也不在里，而是“附近于胃”，为半表半里。因不在表，故不可用表散之法，“汗之徒伤表气”；亦不在里，故不可用下法，“下之徒伤胃气”，应用“透达膜原” 之法，使疫邪“自内膜中以达表，则诸证可除”。并创达原饮用于治疗温疫初起而见发热脉不沉不浮而数，昼夜发热，日晡益甚头疼身痛之证，吴氏认为此虽头疼身痛乃为邪热浮越于经，不可认为是伤寒表证而用麻黄、桂枝等辛温之药强行发汗。指出此邪不在经汗之徒伤表气，热亦不解。又不可下，此邪不在里，下之徒伤胃气，其渴愈甚，宜达原饮。是方由槟榔、厚朴、草果、知母、白芍、黄苓、甘草七味药组成。吴氏指出槟榔“能消能磨，除伏邪为疏利之药，又除岭南瘴气”，厚朴“破戾气所结”，草果“辛烈气雄，除伏邪盘踞”，“三味协力，直达其巢穴，使邪气溃败，速离膜原，是以为达原也”。热伤津液，加知母以滋阴;热伤营气，加白芍以和血；黄芩清热之余；甘草为和中之用，此四味用为调和之品。至于加减则视疫邪所犯各经，加用引经报使药溢于少阳加柴胡，溢于太阳加羌活，溢于阳明则加干葛。若服达原饮邪不解而见舌苔由白而转为黄者是邪渐入胃，当加入大黄。吴氏首次提出透达膜原的治法及方药，被后世病医家大加推崇，刘松峰言其“为治瘟疫之仙方”，龚络林亦称其为“真千古治疫妙剂”。化裁应用者如雷少逸宣透膜原法，治湿疟寒少热多，身痛有汗，肢重脘闷。用厚朴、槟榔、草果仁、黄芩、甘草、藿香、半夏、生姜为引，雷氏言“此师又可达原饮之法也”，该方为吴氏达原饮去知母，白芍加厚朴，半夏而成。 俞根初柴胡达原饮，薛生白湿热阻遏膜原方等，虽不是用其原方原药，但其立法指导思想则同出吴氏。

2攻下疫邪：吴氏认为疫邪所伏之膜原部位“附近于胃”，“今邪在膜原者，正经胃关之交也”。并指出疫邪之出路有二：或从外解，或从内陷，若其内陷，必入于胃，因“膜原”近于胃也。鉴于此，吴氏主张用“下法”攻逐传里之疫邪，以承气汤为主方。并指出“承气本为逐邪而设，非专为结粪而设也”。他认为攻下法的主要作用是疏通表里三焦气机，通过攻下可起到“一窍通，诸窍皆通；大关通，百关皆通”的作用，实为“开门去贼之法”，认为大黄“润而最降，能逐邪拔毒”。在具体应用之时，或用三消饮治疫毒表里之传；或用桃仁承气汤治疫邪入胃，胃肠蓄血之证；或用茵陈蒿汤治疫邪传里，遗热下焦，小便不利，邪无疏泄经气郁滞而发黄疸；或用黄龙汤治虚实两杂元气将脱而疫邪内陷者。吴氏虽主张疫邪入里用攻下之法，但也不是盲目用之，而是要“谅人虚实，疫邪之轻重，察病之缓急，揣邪气离膜原之多寡”，而后才能“药不空投，投之无太过不及之弊”。指出邪在膜原者慎用下法，对于“三阴不足，大肠虚燥”之便结者不能承气等用攻下,而是应当滋补阴液，待其“津液流通，自能攻下”，并创六成汤（当归、白芍、地黄、天门冬、肉苁蓉、麦冬），以滋养阴液而达“攻下”之用，体现了“以补药之体，做泻药之用”的治疗思想，大大的丰富了温病的治疗方法，对后世的温病学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攻下一法为后世另一著名温病学家叶天士所继承应用。叶氏在其书《温热论》中指出，温热之邪不从外解者必里结于胃肠，治当用下法，“不可以气血之分，谓其不可下也”。并指出了下法应用的指征：脐以上大腹或满或胀或痛，舌或黄甚或如沉香色或如灰黄色或老黄色或中有断纹，此皆当下之，如小承气汤，用槟榔、青皮、枳实、元明粉、生首乌等皆可。吴氏下法应用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提出了“反复攻下”的思想，认为“凡下不以数计，有是证则投是药”。只要是有当下之症，就当用攻下之法，而不应当顾虑使用的次数。叶天士治疗湿温时在吴氏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轻下频下”的治疗思想，指出“湿邪内搏下之宜轻”，“湿温病大便溏，为邪末尽，必大便硬，乃为无湿，始不可再攻也”，以大便溏硬作为湿温病中是否使用下法的依据，认为当用轻下之剂反复攻下其湿邪，直到湿去而大便硬则不宜再用！

3滋养阴液：“滋养阴液”也是吴氏治疗温疫病的一个重要治则。吴氏指出“疫乃热病也，邪气内郁，阳气不得宣布，积阳为火，阴血每为热搏”，强调疫病易伤阴液，治疗时要注意顾护阴液。对于阴液亏损而又疫邪内盛者，要养阴攻下两者兼顾，创承气养荣汤，方用生地黄、白芍、当归滋养营阴，大黄、厚朴、枳实攻下疫邪，以达去邪而不伤正。并主张温病后期调理要重视滋养阴液，指出“疫邪解后宜养阴忌投参术”，认为“暴解之后，余焰尚在，阴血未复”，治当滋燥养荣，制滋燥养荣汤一方，方中用地黄汁、白芍、花粉等甘寒之品滋养阴液，以知母清除余邪并兼滋阴。在饮食调理方面也要注意用甘寒之品养其阴液并举出“至于梨汁、藕汁、蔗浆、西瓜皆可备不时之需”。后世温热大家叶天士在治疗温病过程中受其影响多用沙参、麦冬、玉竹、石斛等甘寒养阴之品,其不仅仅在温病的治疗当中而且在内伤杂病中也广泛的应用养阴之法，并且创造性的提出了“胃阴宜养”的学术观点，提出“胃宜降则和”，指出所谓“胃宜降则和者，非用辛开苦降，亦非苦寒下夺，以损胃气，不过甘平，或甘凉濡润，以养胃阴，阴津来复，使之通降而已矣！”及至吴鞠通，创一甲、二甲、三甲复脉汤，分别用于“下后阴虚而防滑脱者，则用一甲复脉汤而涩之；当阴虚而不潜者，则用二甲养而镇之;当阴虚而不能上济于心者，则用三甲养而济之”。并创立了增液润肠以护胃津的增液汤，治疗肺胃津伤的五汁饮，治疗肝肾阴伤虚风暗动的大小定风珠等，对温病养阴之法，可谓备至矣。

发病原因：《温疫论》一书提出了当时对传染病的称呼“疫病”的病因是“非其时而有其气”。《温疫论》认为伤寒等病是由于感受天地之常气而致病，而“疫病”则是“感天地之疫气”致病。《温疫论》将“瘟疫”与其他热性病区别开来，从而使传染病病因突破了前人“六气学说”的束缚。《温疫论》在我国第一次建立了以机体抗病功能不良，感染戾气为发病原因的新论点。《温疫论》指出“戾气”的传染途径是通过空气与接触，由口鼻进入而致病。《温疫论》中还指出戾气有特异性，只有某一特异的戾气才引起相应的传染病。该书还认为疗疮、发背等外科病是由于杂气感染，而不是由于“火”。《温疫论》首次把外科感染疫病与传染病的病因划入同一范畴。《温疫论》也十分重视机体抵抗力的重要性。该书认为：“木气充满，邪不可入”，机体抵抗力强，则虽有接触传染的可能，但不大会发病。假如“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机体抵抗力减低，又受到传染，则可以发病。

《温疫论》还提出了传染病的传染途径是“有天受，有传染”。“天受”就是空气传染，“传染”就是接触传染。所以书中注明“凡人口鼻通乎天气”’“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温疫论》认为传染病流行形式可以是大流行，也可以是散发的。

《温疫论》在传染病的病源、病因以及免疫性、流行性的大量论述都十分科学。尤其在17世纪中叶细菌学出现之前，《温疫论》提出了：“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气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这种异气即“戾气”。这种学说是十分先进的。《温疫论》对温疫的免疫性的论述也确是十分令人敬佩。书中说：“至于无形之气，偏中于动物者，如牛瘟、羊瘟、鸡瘟；鸭瘟，岂但人疫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真是一段绝妙的阐述。

《温度论》记载了不少治疗传染病的新方法。如书中认为传染病初起宜用达原饮，等到病深；些，即所谓“邪毒犯育”时，即不厌“急证急攻”。这些方法都为后世传染病的治疗奠定了基础。

影响：《温疫论》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清代一些著名医家如戴北山、杨栗山、刘松峰、叶天士、吴鞠通等，都或多或少地在《温疫论》的基础上有所发挥，有所创造。我国历代医家在与传染病斗争的实践中创造了温病学说。温病学说，渊源于《内经》，孕育于《伤寒论》，产生于金元，成熟于明清。在温病学说的发展过程中，《温疫论》作为我国第一部治疗传染病的专著的贡献是很大的。直至今天，我国应用温病学说的理、法、方、药治疗一些传染病，如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性感冒、麻疹、猩红热、痢疾等，取得了很高的疗效。而其中很多地方就是继承和发扬了《温疫论》的理论和经验。

传染病专著：目前，甲型H1N1流感在多国爆发，给世界各地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负面影响，我国也在严密防控。千百年来，人类一直与传染病斗争，我国古人在预防和治疗传染病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早在秦朝就制定了传染病防治的法律，到了两宋更是重视防疫，明朝涌现了一批传染病学医家，清代康熙皇帝亲自主持推广种痘法。从古人对抗传染病的思路上，我们可以发现与现代防控传染病的方法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隔离法、疫苗法等。本期编发一组文章，来了解一下古代人们对传染病的理论认识和具体防治方法。

明代，出现了我国最早的传染病专著——《温疫论》，该书对传染病（瘟疫）的病因、感染途径、发病规律等，作了深刻的探讨。不但对温病学派的产生起了先导作用，而且在世界传染病流行病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该书的作者是吴有性。

温病是由外感温邪引起的以热象为主症，易化燥伤阴的一类外感疾病。此类疾病多数发病快、病情重、变化多，且病死率高，因此，无论医方患者，遇此均感担惊受怕。明至清代，温病的研究达到了成熟阶段，其中一批影响较大的医学家，如著《温热论》的叶天士、著《温病条辨》的吴鞠通、著《温热经纬》的王士雄等，被称为温病学派。吴有性自幼好学，喜爱医学。以“淡斋”为号，取恬静、淡泊之义.

吴有性所处的时代，由于政治腐败，人民生活极度贫困，疫病广泛流行。据《明史》记载：从永乐六年（1408年）到崇祯十六年（1645年），共发生大瘟疫19次之多，其中万历十五年，京城共接收医治病患达109590人。崇祯十六年（1643年）京师大瘟疫，疫情很严重，夏燮《明通鉴》记载：“京师大疫，死者无算。”染病死亡之多，无法计算数字。《崇祯实录》又记载：“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这是形容数字，并不一定准确。但上述官方记载说明：当时的大瘟疫，势态极其严重。死亡人数过多，竟然无人收尸——“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明代万历和崇祯两次大疫乃是全球大流行的一部份，据估计，华北三省人口死亡总数至少达到了1000万人以上。据《花村谈往》一书记载：崇祯16年（1643年）8月至10月，京城内外病称疙瘩（淋巴结肿——鼠疫的特点），贵贱长幼呼病即亡，不留片刻。兵科曹良直正与客对谈，突然于迎送之间病发遂致不起而猝死。兵部朱希莱拜客急回，突然入室外而死。宜兴吴彦升授温州通判，正想登船，一个仆人就死去了。另一个人为死者买棺材，久候不归，已死在棺材店。有同房住宿的鲍先生劝吴彦升搬个房间，鲍先生拿着行李，来到新居，吴彦升而后至，只见鲍先生已死在新房间里。吴彦升看此房住不得，又迁往另一个房间，第二天早晨也死在这个房间里了，还有个叫钱晋民的官吏同客人一起吃饭饮酒，话声还未落就死去了，呆了一会儿，夫人、丫环、仆人等15人也都暴病而死，有棺无棺等计数已20余万。详细记述了当时鼠疫病流行的情况。

又据吴县县志记载，在吴有性从事医疗活动的江南一带也不例外，当地曾连年发生瘟疫，传染病非常猖獗，有时一条街百余家，没有一家不被传染，一户几十口人，往往全部患病而死，没有一个人能活着留下来。吴有性或听闻或亲见这种悲惨的情况，非常痛心，深深感到作为一个医生责任的重大。他为了匡救时弊，治病救人，便投身到传染病的治疗中，以自己毕生治疗传染病的心得体会和经验，从实际出发，于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在苏州府洞庭山撰写了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第一部论述急性传染病的重要著作《温疫论》。吴有性在《瘟疫论》中所载传染病，包括伤寒、感冒、疟疾、痘疹(水痘、天花)、绞肠痧(霍乱)、疙瘩瘟(腺鼠疫)、虾蟆瘟(腮腺炎)、大头瘟、探头瘟、大麻风、鼠痿(颈淋巴结核)、流火丹毒、目赤肿痛(眼结膜炎、砂眼)、病瘅发黄(肝炎、黄疸)、斑疹、咽肿、疮疥疗肿等，内容广泛，是他亲历瘟疫流行，临床经验的总结。

吴有性研究学问的特点是脚踏实地，注重实践。对于瘟疫，当时的医生有的选择逃避，有的则采用治疗伤寒的方法治疗，非但无效，反而使重症患者很快死亡，轻症患者也变得越来越重。为救治病人，吴有性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然地深入疫区，细心观察，推究病源。经过长期临床实践的验证，他体会到“守古法不合今病”，吴有性认为在瘟疫流行的地区，真正患伤寒的人在一百个人中也就只有一二人，而患温病的人则比比皆是。因此他重点对温病作了大量研究，通过实践，将温病的发病原因、传染途径、感染部位及其传变形式和治疗经验进行总结，独创疫气致病说。在瘟疫流行中，发病之初，医生往往照搬张仲景《伤寒论》中的方法治疗，效果很不理想，有些是由于治疗不当而死亡，有些是由于医生对疫疠没有认识，因而拿不定主意，急病用缓药，拖延了时间而死去了，还有些是因为病家误信此病经过7天或14天不治也自然会好，结果有些病人不到7天或14天就死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感染轻的尚可侥幸痊愈，感染重的，再加上治疗不当，就都死去了。吴有性对这种不研究临床实践中的实际问题，只死记古书中的只言片语的不良学风十分不满。他指出，做医生的从小到老，一天到晚读的都是《伤寒论》，临床接触的却是瘟疫，而伤寒病极少，硬把瘟疫错当伤寒病去治。在《温疫论》中，吴有性对这种脱离实际，照抄书本的医学界的弊病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吴有性在《瘟疫论》中，敢于冲破旧说，提出新的见解，他创造性地认为传染病的病因，并不是历代医学家所说的风、寒、暑、湿、燥、火等原因所造成的，而是由于感染了自然界的一种“疠(戾)气”而引起的，由口鼻传入人体，由于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和感染轻重的差别，因而有着不同的临床表现。尤为可贵的是，他提出“疠(戾)气”有多种，称为“杂气”，一种“疠(戾)气”只和一种疾病有关，而且各有其“特适”性和“偏中性”（人或动物对“疠(戾)气”具有不同的感受性），出色地描述了各种戾气的特异性。他还第一次将瘟疫与外科的传染性疾病联系起来，明确提出：“如疔疮、发背、痈疽、流注、流火、丹毒（指各种外科感染性疾患）并不是什么因为火毒引起的，而是由于各种各样的“疠(戾)气”传染发病的。吴有性在《瘟疫论》中对传染病的流行规律，也做了相当精辟的论述。他对“疠(戾)气”的这些描述和认识，和现代医学应用显微镜等现代科学技术所发现的病原微生物的某些特性是相当接近的。在世界医学传染病学史上是由吴有性首先提出的，在欧洲，1867年英国科学家李斯特才第一次认识到伤口化脓和内科传染病同样是由微生物所引起。

吴有性认为治疗温疫，要根据邪气所在部位不同，辨证施治。若见脉长而洪散，周身发热，大汗大渴，则表明邪气已离膜原，而里热散漫，其病机已与伤寒病阳明气分证一致，故仍可用白虎汤（石膏、知母、炙甘草、粳米）辛凉解散。若邪气透于胸膈，而见心烦喜呕，满闷﹑欲吐不吐，虽吐而不能大吐，腹中不满，欲饮不能饮，欲食不能食，说明膜原之邪已外溃于胸膈，邪气在上，可选用瓜蒂散（瓜蒂、赤小豆）涌吐祛邪。若温疫之邪入于里，患者有可下之证，就可以使用下法。吴氏十分重视下法的应用，并认为下法的应用范围很广。吴氏指出，凡舌苔由白转黄、黑苔、或舌芒刺、舌硬、舌卷、舌裂、舌短、舌砂苔、唇焦、唇口起皮、唇燥裂、鼻孔如烟煤、口臭、口燥渴、目赤、咽干、呼吸气如喷火、小便红赤或涓滴作痛、大便极臭、扬手掷足、脉沉而数、潮热、善太息、心下满、心下高起如块等症，均属可下之证，即可使用下法治疗。由于温疫之邪由口鼻而入，先入其里。若里气结滞，使气机闭塞不通，则膜原之邪不能透达，表亦不能解，故而攻里重于解表。

吴有性在《温疫论》中还创制了不少治疗瘟疫的方剂，如达原饮、三消饮﹑清燥养阴汤、柴胡养营汤等。特别是达原饮（槟榔、厚朴、草果、知母、芍药、黄芩、甘草），从临床实践和报道中看出，对湿秽、湿浊而引起的伤寒、副伤寒、流感、疟疾等病，确实有着良好的疗效。他还提倡用梨汁、甘蔗汁、西瓜汁﹑藕汁等来治疗内热烦渴等病。以后温病学就在他这些经验的启发下，制订出增液汤、清络饮、天生甘露饮﹑天生白虎汤等解决因高热引起的伤津耗液（失水），取得很好疗效。这是现代医学使用葡萄糖水滴注补液的先驱。

《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吴有性的《温疫论》：“推究病源，参稽医案，著为此书，瘟疫一证，始有绳墨之可守，亦可谓有功于世矣。”《温疫论》成书不到二年，就刊印发行了，以后各种版本络绎不绝。在日本，明和六年（公元1769年），就有了《温疫论》的刊本。由此可见，此书的影响是多么大了。现《瘟疫论》有多种版本行世，此书给后世瘟病学说的发展以很大的影响，对传染病理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