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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朱小悦爱侃娱

编辑 | 朱小悦爱侃娱

在1991年12月26日标志性的一刻到来——苏联解体。随着这一历史性事件，曾经紧张的中苏关系开始解冻，全球政治氛围逐渐缓和。苏联解体的震荡波还在继续。1992年1月2日叶利钦总统的放开物价政策导致物价飞涨，生活成本急剧上升，许多人一夜之间陷入贫困。这一变化特别触动了三十年前逃亡至苏联的六万中国边民。他们的逃亡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故事？上世纪六十年代，为何会有大量新疆边区居民选择离开他们的祖国，奔向苏联？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快随小朱一起看一下吧！

1962年4月新疆与苏联边境的霍尔果斯口岸见证了一幕非凡的场景。大量的边民携带着他们所有的家当蜂拥而至，目的地是正对面等待的苏联巴士。这些巴士似乎准备将这些人群运送到一个全新的命运。远观之下或许有人会误以为这是一场盛大的出游，但事实远比这复杂。这些人并非为了旅行，而是为了彻底抛弃中国国籍，选择了苏联作为他们新的避风港。

这种大规模的流亡并非无缘无故。它的背后隐藏着新疆政治风云的深层原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两位曾是新疆民族军的将领——祖农·太也夫和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他们的行动和影响力在此事件中不容小觑。这两位将领都是三区革命的参与者，他们曾在1944年起义反抗国民党的统治，后来转而在新疆地区扮演重要角色。

在那个春季的日子里，新疆的边防检查站变成了一处紧张与混乱的交汇点。边防人员和战士们尝试维持秩序，他们向聚集的人群解释：“今日无法前往苏联。”这样的通告只是引发了人们更加激烈的反应，他们的怒吼声响彻边境，坚决要求即刻过境。

更多的居民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呼声越来越高：“我们要过去！我们要回到我们的故乡！”他们手中挥舞的苏桥证成为他们坚定不移的信念的象征。这些证件不仅仅是一纸文件，它们是苏联承诺的具体化身，象征着对一个全新生活的期盼。苏桥证的背后，是一段跨国的历史和政治的复杂交织。这个证件代表了苏联对这些居民的承认和接纳，意味着一旦踏上苏联的土地，他们将获得全新的身份和生活。

这场人群的激动持续震撼着边境，整整三日三夜，人潮未曾停歇。由于上层政治的干预和决策这场大规模的人员流动才宣告结束。在这场风波中新疆地区遭受了巨大的人口损失，尤其是一些边境县镇，几乎变成了无人之地。原本就不富裕的当地，因为人口的大量流失，政府机关和基础设施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那些日子里，不仅是人民的流动，整个社会的运转都受到了影响。政府机关的运作陷入停滞，公共服务和日常管理出现了空前的困难。街道上空荡荡商铺闭门谢客，学校和医院也运作不力，给留下的居民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

直到新疆生产兵团的介入，情况才开始逐步好转。生产兵团的到来，不仅仅带来了人手，更重要的是带来了秩序和希望。他们重新建立了行政管理和社会秩序，重启了学校和医院，逐渐恢复了生产和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转。

当这些新疆群众抵达苏联，他们最初的日子被简陋的免费面包维持。这段短暂的安宁很快被打破，他们被迫迁往西伯利亚，那里的冰冷不仅令人骨寒，连鸟儿也难以存活。在那片冰封的土地上，他们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开垦冻土层。

西伯利亚的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短暂的无霜期和频繁的霜冻使得任何种植尝试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即便是最坚韧的庄稼，也难以逃脱霜冻的命运，收成的希望渺茫。这里的生活与他们梦想中的安置计划天差地别，苏联政府的实践也证明了一个残酷的事实：西伯利亚并不是种植农作物的理想之地。

面对这样的环境，那些新疆的群众逐渐意识到，他们离开的土地虽然有自己的困难，却远比这片寒冷的边疆更适宜生活。在西伯利亚他们不仅要与严寒斗争，还要面对当地人的排斥和歧视，生活在这里他们仿佛变成了“二等公民”。

赫鲁晓夫的计策看似取得了成功，通过引发大规模的外逃浪潮，他削弱了中国在新疆的影响力，同时在国际上也赢得了政治上的筹码。但对于那些出逃的边民来说，他们的梦想化为泡影，生活变得比以往更加艰难。

当1991年的冬天降临，苏联这个曾经庞大的国家宣告解体，随之而来的是俄罗斯民众深深的经济困境。这个变化不仅影响了俄罗斯本土居民，也让那些曾经抱着希望逃至此地的新疆群众面临更加严峻的生活挑战。

在这个时期中国已经经历了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国家的经济景象焕然一新，民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升。这种对比让那些在苏联生活的新疆群众感受到了深刻的落差。他们中的三万多人携带着回归的渴望，向中国政府递交了回国的申请，希望能重新融入到祖国日益增长的繁荣之中。这个申请并没有得到预期的回应。相关部门对这一请求置之不理，让这群人的希望变得愈加渺茫。这批渴望回国的新疆群众面临的最大障碍是，他们已经不再拥有中国国籍。

在历史的长河中，时局如同河水，东流西逝永不停歇。这让人联想到中国的一句古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意味着世事变迁无常是唯一的常态。这与新疆一位村干部哈依尔多年前所说的话形成了回响。他曾经提出了一个朴素却深邃的见解：像羊群中走失的羊难以独存，离开祖国的人也难以找到真正的幸福。

哈依尔的这句话，虽然简单却像是对未来的预言。三十年前那些离开家园前往苏联的新疆群众，或许怀抱着希望和梦想，但时间的流逝证明了哈依尔的话中含义。在苏联的生活并非如他们所愿，困难和挑战远超预期，祖国的怀抱对他们来说，是那么的遥不可及。

这些经历如同时光的河水，见证了历史的变迁和个人的命运。人们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寻找归属感和认同感，他们的故事告诫后人，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对家园的眷恋和对归属的追求永远不会改变。

在1962年发生的伊塔事件，不仅是中苏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也是中国政府对国际形势认识转变的关键。这次事件不只是数万边民跨境逃亡的个别现象，而是揭示了更深层的国际政治矛盾。

这场规模庞大的外逃浪潮，让中国政府深刻认识到苏联的双面性。过去视为盟友的苏联，在这一事件中展露了潜在的对抗性。中国政府开始重新评估与苏联的关系，意识到在冷战格局中，必须对苏联持更加审慎的态度。

对于那些外逃的边民来说，这场逃亡是他们个人命运的巨大转折。但在更广泛的国际政治舞台上，这一事件成为了中苏关系冷却的象征，反映了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之间日益加深的裂痕。

此事件之后中国加强了边境的管理和防御，同时在国际关系中更加强调独立自主的原则。伊塔事件成为了中国对外政策转向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标志着在冷战期间，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立场逐渐明确，开始寻求更多的战略自主权。

参考资料：

[1]凤凰网 《揭秘：1962年六万新疆人叛逃苏联内幕》 20080509

[2]中共党史资料 《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的历史渊源》 20090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