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百年1】一代圣雄对科学社会主义真谛的巅峰论剑：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pK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

【治士弘治点评：

这是一代中华圣雄孙中山先生，在112年前宣讲的中国特色科学社会主义精义和实现方略；

当时正在领导苏俄革命的列宁，在同一份报纸上进行PK，一半高度赞扬，一半激烈抨击。

每个人，每件事，都用自己的实际作为，塑造自己的历史真身。中（华民国）苏（联）两国开国领袖，百年前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真谛和实现韬略的巅峰论剑，和中苏两国相关巨量实践的历史演绎，因果报应、是非功过谁与评说？

随缘以此开启纪念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纪念和史鉴专题】。

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纪念和史鉴专题-1

1、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全文）（前半部分又名《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

2、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全文）

1、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全文）（前半部分又名《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

这个演讲的前半部分，1912年7月15日（28日）在《涅瓦明星报》第17号发表，标题为《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同期刊发了列宁的评论《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

资料图：孙中山在黄埔军校成立大会演讲

诸君:

今日同盟会会员开饯别会，得一最好机会，大家相见，诚一幸事。今日中华民国成立，兄弟解临时总统之职。解职不是不理事，解职以后，尚有比政治紧要的事待着手。自二百七十年前，中国亡于满洲，中国图光复之举，不知凡几。各处会党遍布，皆是欲实行民族主义的。五十年前，太平天国即纯为民族革命的代表。但只是民族革命，革命后仍不免为专制，此等革命，不能算成功。八九年前，少数同志在日本发起同盟会，定三大主义:一、民族主义，二、民权主义，三、民生主义。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

社会革命为全球所提倡，中国多数人尚未曾见到，即今日许多人以为改造中国，不过想将中国弄成一个极强大的国，与欧美诸国并驾齐驱罢了。其实不然。今日最富强的莫过英、美，最文明的莫过法国。英是君主立宪，法、美皆民主共和，政体已是极美的了，但是贫富阶级相隔太远，仍不免有许多社会党要想革命。盖未经社会革命一层，人民不能全数安乐，享幸福的只有少数资本家，受痛苦的尚有多数工人，自然不能相安无事。中国民族、民权两层已达到，只民生还未做到。即本会中人亦有说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皆甚易，唯社会革命最难。

因为种族革命，只要将异族除去便了，政治革命，只要将机关改良便了，唯有社会革命，必须人民有最高程度才能实行。中国虽然将民族、民权两革命成功了，社会革命只好留以有待。这句话又不然。英美诸国因文明已进步，工商已发达，故社会革命难。中国文明未进步，工商未发达，故社会革命易。英美诸国资本家已出，障碍物已多，排而去之故难。中国资本家未出，障碍物未生，因而行之故易。然行之之法如何?今试设一问，社会革命尚须用武力乎？

兄弟敢断然答曰:英美诸国社会革命，或须用武力，而中国社会革命，则不必用武力。所以刚才说、英美诸国社会革命难，中国社会革命易，亦是为此。中国原是个穷国，自经此次革命，更成民穷财尽，中人之家已不可多得，如外国之资本家，更是没有。所以行社会革命是不觉痛楚的，但因此时害犹未见，便将社会革命搁置，是不可的。譬如一人医病，与其医于已发，不如防于未然。吾人眼光不可不放远大一点，当看至数十年、数百年以后，及于全世界各国方可。

如以为中国资本家未出，便不理会社会革命，及至人民程度高时，贫富阶级已成，然后图之，失之晚矣。英美各国从前未尝着意此处，近来正在吃这个苦。去冬英国煤矿罢工一事，就是证据。然罢工的事，不得说是革命，不过一种暴动罢了。因英国人欲行社会革命而不能，不得已而出于暴动。然社会革命，今日虽然难行，将来总要实行。不过实行之时，用何等激烈手段，呈何等危险现象，则难于预言。吾人当此民族、民权革命成功之时，若不思患预防，后来资本家出现，其压制手段恐怕比专制君主还要甚些，那时杀人流血去争，岂不重罹其祸么!

本会从前主义，有平均地权一层。若能将平均地权做到，那么社会革命已成七八分了。推行平均地权之法，当将此主义普及全国，方可无碍。但有一事此时尤当注意者，现在旧政府已去，新政府方成，民政尚未开办。开办之时，必将各地主契约换过，此实历代鼎革时应有之事。主张社会革命，则可于换契约时少加变改。已足收效无穷。

从前人民所有土地，照面积纳税，分上中下三等。以后应改一法，照价收税。因地之不同，不止三等。以南京土地较上海黄浦滩土地，其价相去不知几何，但分三等，必不能得其平。不如照价征税，贵地收税多，贱地收税少。贵地必在繁盛之处，其地多为富人所有，多取之而不为虐。贱地必在穷乡僻壤，多为贫人所有，故非轻取不可。三等之外，则无此等差别。譬如黄浦滩一亩纳税数元，乡中农民有一亩地亦纳税数元，此最不平等也。若照地价完税，则无此病。以后工商发达，土地腾贵，势所必至。上海今日之地价与百年前相较，至少亦贵至万倍。中国五十年后，应造成数十上海。

上年在英京，见一地不过略为繁盛，而其价每亩约值六百万元，中国后来亦不免到此地步。此等重利，皆为地主所得。比如在乡间有田十亩，用人耕作，不过足养一人。如发达后，可值六千万，则成一大富翁。此家资从何得来，则大抵为铁道及地业发达所坐致，而非由己力之作成。数十年之后，有田地者，皆得坐享此优先莫大之权，据地以收人民之税，就是地权不平均的说话了。求平均之法，有主张土地国有的。但由国家收买全国土地，恐无此等力量，最善者莫如完地价税一法。如地价一百元时完一元之税者，至一千万元则当完一十万元。此在富人视之仍不为重。此种地价税法，英国现已行之，经解散议会数次，始得通过。

而英属地如澳洲等处，则早已通行。因其法甚美，又无他力阻碍故也。然只此一条件，不过使富人多纳数元租税而已。必须有第二条件，国家在地契之中，应批明国家当须地时，随时可照地契之价收买，方能无弊。如人民料国家将买此地，故高其价，然使国家竞不买之，年年须纳最高之税，则已负累不堪，必不敢。即欲故低其价以求少税，则又恐国家从而买收，亦必不敢。所以有此两法互相表里，则不必定价而价自定矣。在国家一方面言之，无论收税买地，皆有大益之事。中国近来患贫极了，补救之法，不但收地税，尚当收印契税。

从前广东印契税，每百两取九两，今宜令全国一律改换地契，定一平价，每百两取三两至五两，逾年不换新契者，按年而递加之，则人民无敢故延。加以此后地价日昂，国家收入益多，尚何贫之足患。地为生产之原素，平均地权后，社会主义则易行。如国家欲修一铁路，人民不能抬价，则收买土地自易。于是将论资本问题矣。

国家欲兴大实业，而苦无资本，则不能不借外债。借外债以兴实业，实内外所同赞成的。前日闻唐少川先生言:京奉铁路借债，本可早还，以英人不欲收，故移此款以修京张。此可见投资实业，是外人所希望的。至中国一言及外债，便畏之如酰毒，不知借外债以营不生产之事则有害，借外债以营生产之事则有利。美洲之发达，南美、阿金滩（阿根廷 ）、日本等国之勃兴，皆得外债之力。吾国借债修路之利。

（如京奉）以三年收人，已可还筑路之本，此后每年所进皆为纯利。如不借债，即无此项进款。美国铁道收入，岁可得七万万美金，其他附属之利，尚可养数百万工人，输送各处土货。如不早日开办，迟一年即少数万万收入。西人所谓时间即金钱，吾国人不知顾惜，殊为可叹!昔张之洞议筑芦汉铁道，不特畏借外债，且畏购用外国材料。设立汉阳铁厂，原是想自造铁轨的，孰知汉阳铁厂屡经失败，又贴了许多钱，终归盛宣怀手里，铁道又造不成功。迟了二十余年，仍由比国造成，一切材料，仍是在外国买的。即使汉阳铁厂成功，已迟二十余年，所失不知几何？中国知金钱而不知时间，顾小失大，大都如是。

中国各处生产未发达，民人无工可作，即如广东一省，每年约有三十万“猪仔”输出，为人作牛马。若能输入外资，大兴工作，则华人不用出外佣工，而国中生产又不知增几倍。余旧岁经加拿大，见中国人在煤矿用机器采挖，每人日可挖十余吨，人得工资七八元，而资本家所人，至少犹可得百数十元。中国内地煤矿工人，每日所挖不足一吨，其生产力甚少。若用机器，至少可加十数倍。生产加十数倍，则财富亦加十数倍，岂不成一最富之国。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其生产力则贫。从前为清政府所制，欲开发而不能。今日共和告成，措施自由，产业勃兴，盖可预卜。

然不可不防一种流弊，则资本家将从此以出是也。如有一工厂，佣工数百人，人可生二百元之利，而工资所得不过五元，养家糊口，犹恐不足，以此不平，遂激为罢工之事，此生产增加所不可免之阶级。故一面图国家富强，一面当防资本家袭断之流弊。

此防弊之政策，无外社会主义。本会政纲中，所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政策，亦即此事。现今德国即用此等政策。国家一切大实业，如铁道、电气、水道等事务皆归国有，不使一私人独享其利。英美初未用此政策，弊害今已大见。美国现时欲收铁道为国有，但其收入过巨，买收则无此财力，已成根深不拔之势。唯德国后起，故能思患预防，全国铁道皆为国有。中国当取法于德，能令铁道延长至二十万里，则岁当可收入十万万。只此一款，已足为全国之公用而有余。

尚有一层，为中国优于他国之处。英国土地多为贵族所有，美国已垦之地，大抵归人民，惟未垦者，尚未尽属私有。中国除田土房地之外，一切矿产山林，多为国有。英国矿租甚昂，每年所得甚巨，皆入于地主之手。中国矿山属官，何不可租与人民开采以求利？使中国行国家社会政策，则地税一项，可比现在收人加数十倍。至铁道收收入，三十年后，归国家收回，准美国约得十四万万，矿山租款约十万万。即此三项，共为国家收入，则岁用必大有余裕。此时政府所患已不在贫。国家岁用不足，是可忧的。收入有余而无所用之，亦是可虑的。

此时预筹开销之法，则莫妙于用作教育费。法定男子五六岁入小学堂，以后由国家教之养之，至二十岁为止，视为中国国民之一种权利。学校之中，备各种学问，务令学成以后，可独立为一国民，可有参政、自由、平等诸权。二十以后，自食其力，幸者为望人、为富翁，可不须他人之照顾。设有不幸者，半途蹉跎，则五十以后，由国家给予养老金。此制英国亦已行之，人约年给七八百元。中国则可给数千元。如生子多，凡无力养之者，亦可由国家资养。此时家给人乐，中国之文明，不止与欧美并驾齐驱而已。

凡此所云，将来必有达此期望之日，而其事则在思患预防。采用国家社会政策，使社会不受经济阶级压迫之痛苦，而随自然必至之趋势，以为适宜之进步。所谓国利民福，莫不逾此，吾愿与我国民共勉之。

（《孙中山全集》1982年中华书局版第2卷第324-326页）

2、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全文）

1912年7月15日〔28日〕

列宁十月革命演讲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一篇文章（注：指孙中山《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一文（见《孙中山全集》1982年中华书局版第2卷第324-326页）。该文是孙中山1912年4月1日《在南京中国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的前半部分，译成法文后载于同年7月11日《人民报》，又从法文转译成俄文，同列宁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一起载于1912年7月15日（28日）《涅瓦明星报》第17号。--290。）（我们是从布鲁塞尔的社会主义报纸《人民报》（注：《人民报》(《LePeuple》)是比利时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885年起在布鲁塞尔出版。在比利时工人党改称为比利时社会党后，是比利时社会党的机关报。--290。）上转载来的）使我们俄国人非常感兴趣。

俗话说：旁观者清。孙中山是一位非常有意思的“旁观”者，因为他虽然是个受过欧洲教育的人，但是显然完全不了解俄国。可是这位受过欧洲教育的人，这位代表已经争得了共和制度的、战斗的和胜利的中国民主派的人，在完全不管俄国、不管俄国经验和俄国文献的情况下，提出了一些纯粹俄国的问题。这位先进的中国民主主义者简直象一个俄国人那样发表议论。他同俄国民粹主义者十分相似，以至基本思想和许多说法都完全相同。

旁观者清。伟大的中国民主派的纲领（孙中山的文章正是这样的纲领），迫使我们，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方便的机会再一次根据新的世界事态来研究亚洲现代资产阶级革命中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相互关系问题。这是俄国在从1905年开始的俄国革命时期所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之一。从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纲领中，特别是把这个纲领同俄国、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的革命事态的发展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不仅俄国面临这个问题，整个亚洲也面临这个问题。俄国在许多重要方面无疑是一个亚洲国家，而且是一个最野蛮的、中世纪式的、丢人地落后的亚洲国家。◎第290页◎

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从它的早期的单枪匹马的先驱者贵族赫尔岑起到它的群众性的代表--1905年农民协会（注：农民协会（全俄农民协会）是俄国1905年革命中产生的群众性的革命民主主义政治组织，于1905年7月31日-8月1日（8月13-14日）在莫斯科举行了成立大会。据1905年10-12月的统计，协会在欧俄有470个乡级和村级组织，会员约20万人。协会的纲领性要求是：实现政治自由和在普选基础上立即召开立宪会议，支持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废除土地私有制，由农民选出的委员会将土地分配给自力耕作的农民使用，同意对一部分私有土地给以补偿。农民协会曾与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合作，它的地方组织在农民起义地区起了革命委员会的作用。农民协会从一开始就遭到警察镇压，1907年初被解散。--286、291。）会员和1906-1912年的头三届杜马中的劳动派（注：劳动派是指劳动团的成员。劳动团是俄国国家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和民粹派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1906年4月成立。领导人是阿·费·阿拉季因、斯·瓦·阿尼金等。劳动派要求废除一切等级限制和民族限制，实行自治机关的民主化，用普选制选举国家杜马。劳动派的土地纲领要求建立由官地、皇族土地、皇室土地、寺院土地以及超过劳动土地份额的私有土地组成的全民地产，由农民普选产生的地方土地委员会负责进行土地改革，这反映了全体农民的土地要求，但它同时又容许赎买土地，则是符合富裕农民阶层利益的。在国家杜马中，劳动派动摇于立宪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布尔什维克党支持劳动派的符合农民利益的社会经济要求，同时批评它在政治上的不坚定，可是劳动派始终没有成为彻底革命的农民组织。六三政变后，劳动派在地方上停止了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派多数采取了沙文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它于1917年6月与人民社会党合并。--244、271、286、291、297、530。）代表止，都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现在我们看到，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也具有完全同样的民粹主义色彩。这里我们试就孙中山的例子来考察一下，目前已经完全卷入全世界资本主义文明潮流的几万万人的深刻革命运动所产生的思想的“社会意义”究竟在什么地方。

孙中山的纲领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它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问题，或者说，丝毫没有轻视政治自由或容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改革”、中国立宪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它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斗争问题，热烈地同情被剥削劳动者，相信他们是正义的和有力量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这样的人民不仅会为自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痛心，不仅会向往自由和平等，而且会同中国历来的压迫者作斗争。

人们自然可以把亚洲这个野蛮的、死气沉沉的中国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与欧美各先进文明国家的共和国总统比较一下。那里的共和国总统都是受资产阶级操纵的生意人、是他们的代理人或傀儡，而那里的资产阶级则已经腐朽透顶，从头到脚都沾满了污垢和鲜血--不是国王和皇帝的鲜血，而是为了进步和文明在罢工中被枪杀的工人们的鲜血。那里的总统是资产阶级的代表，那里的资产阶级则早已抛弃了青年时代的一切理想，已经完全变得寡廉鲜耻了，已经完全把自己出卖给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和资产阶级化了的封建主等等了。

这位亚洲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则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第291页◎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这种精神和气概是一个向上发展而不是衰落下去的阶级所固有的；这个阶级不惧怕未来，而是相信未来，奋不顾身地为未来而斗争；这个阶级憎恨过去，善于抛弃过去时代的麻木不仁和窒息一切生命的腐朽东西，决不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而硬要保存和恢复过去的时代。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是不是说唯物主义的西方已经腐朽了，只有神秘的、富有宗教色彩的东方才光芒四射呢？不，恰恰相反。这是说，东方已完全走上了西方的道路，今后还会有几万万人为争取西方已经实现的理想而斗争。西方资产阶级已经腐朽了，在它面前已经站着它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在亚洲却还有能够代表真诚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派的资产阶级，他们不愧为法国18世纪末叶的伟大宣传家和伟大活动家的同志。

这个还能从事历史上进步事业的亚洲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或主要社会支柱是农民。农民旁边还有一个自由派资产阶级，它的活动家如袁世凯之流最善于变节：他们昨天害怕皇帝，匍伏在他面前；后来看到了革命民主派的力量，感觉到革命民主派就要取得胜利时，就背叛了皇帝；明天则可能为了同某个老的或新的“立宪”皇帝勾结而出卖民主派。

没有真诚的民主主义的高涨，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摆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求得真正的解放，只有这种高涨才能激发劳动群众，使他们创造奇迹。在孙中山的纲领的每一句话中都可以看出这种高涨。

但是在这位中国民粹主义者那里，这种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传和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的计划结合在一起的。后面这两种思想政治倾向正是构成具有◎第292页◎独特含义的（即不同于民主主义的、超出民主主义的）民粹主义的因素。

这两种倾向是怎样产生的？它们的意义如何？

如果没有群众的革命情绪的蓬勃高涨，中国民主派不可能推翻中国的旧制度，不可能争得共和制度。这种高涨以对劳动群众生活状况的最真挚的同情和对他们的压迫者及剥削者的最强烈憎恨为前提，同时又反过来产生这种同情和憎恨。先进的中国人，所有经历过这种高涨的中国人，从欧美吸收了解放思想，但在欧美，提到日程上的问题已经是摆脱资产阶级而求得解放，即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由此必然产生中国民主派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产生他们的主观社会主义。

他们在主观上是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反对对群众的压迫和剥削。但是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的、半封建国家的客观条件，在将近5亿人民的生活日程上，只提出了这种压迫和这种剥削的一定的历史独特形式--封建制度。农业生活方式和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封建制度的基础；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把中国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这是他们受封建剥削的根源；这种剥削的政治代表就是封建主，以皇帝为整个制度首脑的封建主整体和单个的封建主。

因此，这位中国民主主义者的主观社会主义思想和纲领，事实上仅仅是“改变不动产的全部法权根据”的纲领，仅仅是消灭封建剥削的纲领。

孙中山的民粹主义的实质，他的进步的、战斗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土地改革纲领以及他的所谓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质就在这里。

从学理上来说，这个理论是小资产阶级反动“社会主义者”的理论。这是因为认为在中国可以“防止”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既然落◎第293页◎后就比较容易实行“社会革命”等等的看法，都是极其反动的空想。孙中山可以说是以其独特的少女般的天真粉碎了自己反动的民粹主义理论，承认了生活迫使他承认的东西：“中国处在大规模的工业〈即资本主义〉发展的前夜”，中国“商业〈即资本主义〉也将大规模地发展起来”，“再过50年，我们将有许多上海”，即拥有几百万人口的资本家发财和无产阶级贫困的中心城市。

试问，孙中山有没有用自己反动的经济理论来捍卫真正反动的土地纲领呢？这是问题的全部关键所在，是最重要的一点，被掐头去尾和被阉割的自由派假马克思主义面对这个问题往往不知所措。

没有，问题也就在这里。

中国社会关系的辩证法就在于：中国的民主主义者真挚地同情欧洲的社会主义，把它改造成为反动的理论，并根据这种“防止”资本主义的反动理论制定纯粹资本主义的、十足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

孙中山在文章的开头谈得如此娓娓动听而又如此含糊其辞的“经济革命”归结起来究竟是什么呢？

就是把地租转交给国家，即通过亨利·乔治式的某种单一税来实行土地国有化。孙中山所提出和鼓吹的“经济革命”，决没有其他实际的东西。

穷乡僻壤的地价与上海的地价的差别，是地租量上的差别。地价是资本化的地租。使地产“价值的增殖额”成为“人民的财产”，也就是说把地租即土地所有权交给国家，或者说使土地国有化。

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实行这种改革有没有可能呢？不但有可能，而且是最纯粹、最彻底、最完善的资本主义。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了这一点，在《资本论》第3卷中详尽地证明了这一点，在《剩余价值理论》中与洛贝尔图斯论战时非常清楚地发挥了这◎第294页◎一点。（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4-15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04-917页和第26卷第2册第163-176页。--编者注）

土地国有化能够消灭绝对地租，只保留级差地租。按照马克思的学说，土地国有化就是：尽量铲除农业中的中世纪式的垄断和中世纪关系，使土地买卖有最大的自由，使农业最容易适应市场。历史的讽刺在于：民粹派为了“防止”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竟然实行一种土地纲领，它的彻底实现会使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得到最迅速发展。

是什么经济上的必要性使得最先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土地纲领能够在亚洲一个最落后的农民国家中得到推行呢？是把各种形式各种表现的封建主义摧毁的必要性。

中国愈落在欧洲和日本的后面，就愈有四分五裂和民族解体的危险。只有革命人民群众的英雄主义才能“振兴”中国，才能在政治方面建立中华民国，在土地方面实行国有化以保证资本主义最迅速的发展。

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能做到什么程度，--这是另一个问题。不同的国家通过自己的资产阶级革命所实现的政治方面和土地方面的民主主义，在程度上是不同的，而且情况是错综复杂的。这要看国际形势和中国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而定。看来皇帝大概会把封建主、官僚、僧侣联合起来，准备复辟。刚刚从自由主义君主派变成自由主义共和派（能长久吗？）的资产阶级代表袁世凯，将在君主制和革命之间实行随风倒的政策。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正在发挥农民群众在政治改革和土地改革方面的高度主动性、坚定性和果断精神，从中正确地寻找“振兴”中国的◎第295页◎道路。

最后，由于在中国将出现更多的上海，中国无产阶级也将日益成长起来。它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而这个党在批判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和反动观点时，大概会细心地挑选出他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中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并加以保护和发展。

载于1912年7月15日《涅瓦明星报》第17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426-4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