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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编辑：史在没有钱

前言

在第96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以“原子弹之父”为题材的传记电影《奥本海默》斩获七项大奖，这部电影在日本激起了强烈反响，被许多人批评为正当化对日本投掷原子弹的行为。那么日本是否真正反思了其在二战中的角色？是否真的理解了导致那场灾难的深层原因？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在1945年的夏天，日本因为其对珍珠港的突然袭击激怒了美国，这一事件标志着日本与美国之间敌对关系的彻底爆发。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8月6日，美军在广岛上空释放了名为“小男孩”的原子弹，开启了人类使用核武器的先河。

这一刻广岛城市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成为了世界历史上一个永远的伤痛，城市几乎被完全夷为平地，每平方公里平均有5770人死亡，另有11540人遭受重伤。

紧接着三天后美国又在长崎释放了第二枚原子弹“胖子”，两次核爆导致了约20万日本军民的死亡，大量建筑被毁。这两座城市瞬间沦为废墟，人们的生命在一瞬间被夺走。

为了纪念和反思这一历史悲剧，日本每年都会举行纪念活动，深刻悼念那些在原子弹爆炸中丧生的人们。很多日本人将这些遇难者视为无辜的受害者，对美国使用原子弹的决定表示强烈的不满，认为这违背了人道主义精神，美国方面对于这一行为的正当性持有不同的看法。

美军在实施原子弹投放之前，实际上已通过投撒传单等方式向日本民众发出了撤离警告，但遭到了忽视。在核爆发生时很多日本民众并未选择撤离，而是继续在军事训练中投入，甚至准备与美军作最后的抵抗。

在这种背景下无论是正在接受军事训练的学生，还是积极参与军工生产的平民，包括那些鼓励家人走向战场的妇女，都显示出了一种至死不渝的抵抗意志。

这两次轰炸产生的毁灭性后果不仅震撼了世界，同时也使得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慌与失望，迫使日本政府迅速汇聚意见，作出了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决定。

这场震惊世界的轰炸发生后的第六天，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向全国民众宣布战争的结束。广岛和长崎因为爆炸而丧生的超过八万名居民，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普通平民。

对此有观点认为，虽然日本的军国主义领导层因其残暴行为而被广泛谴责，其遭受惩罚似乎在情理之中；但那些普通的城市居民，他们真的应该为战争承担如此沉重的代价吗？

日本在经历了明治维新的日本，通过迅速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迅猛增强了国力，它开始沿着一条侵略扩张的路线，对周边国家展开了无情的军事扩张。日本在亚洲范围内的侵略行动造成了深重的灾难，给受侵国家的民众带来了无法估量的苦难。如果没有美军在1945年对日本城市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导致日本迅速投降，二战的蔓延恐怕会使得更多无辜的民众遭受更长时间的战争之苦。

在二战的后期阶段，日本的扩张主义策略主要在亚洲地区展开，使得亚洲成为了抗击法西斯力量的关键战场。特别是在中国，日本的侵略活动达到了高潮。为了有效支援中国的抵抗，国际盟友如苏联和美国分别采取了措施增援。

苏联不仅提供了物资支持，还派遣了大量部队驻守中国东北，加强了对抗日前线的力量。同时美国对日本的珍珠港发动的突袭行为进行了报复，这一行动彻底激怒了此前尝试保持中立的美国。

随着苏美两国的介入，日军在中国的占领区域遭受重创，日本本土更是因为美军投下的两枚原子弹而遭到毁灭性打击，这极大加速了日本投降的进程。尽管日本政府对美军使用原子弹的行动表示强烈谴责，认为此举违反了国际法规，但美方对此不予理睬。当时执行原子弹投放任务的飞行员甚至明言：“原子弹投放之地，无所谓冤魂”。

日本最终遭受原子弹袭击的命运，是其自身军国主义政策和侵略行径的直接后果。在这场战争中，日本的女性同样扮演了不同寻常的角色。虽然在传统上日本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较低，往往缺乏发言权，但随着战争的爆发，许多男性被征召入伍，女性便开始担负起更多社会和经济角色的责任。

特别是在战时许多日本女性加入工作岗位，参与到军工生产中，不仅是为了支持前线的战斗，也是在为自己寻找一种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她们的参与改变了传统性别角色的界限，尽管她们的行为在当时被视为对战争的支持。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日本社会充斥着军国主义的影响，这种影响渗透到了每一个角落，不仅战场上的士兵被灌输以死不屈的精神，连日本的青少年学生也未能幸免。

在学校里学生们在教师的指导下参与了军事化的训练，这种训练不分性别，所有人都被视作战争的潜在参与者。他们手中握着模拟武器，头戴写有挑衅标语的头带，面露凶狠，展现出一种在他们这个年龄段本不应出现的冷酷。

这场战争让日本社会的感情逐渐麻木。对于这些被军事化教育的学生而言，他们的心思已经不在书本上，而是梦想着如何投身前线，为国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在艰苦的训练中，他们挥舞着木制的武器，高声呼喊着“一亿玉碎”的悲壮口号，表明了与外敌共赴黄泉的决心。若非是美国投下的两颗原子弹终结了这场战争，

很难想象这种盲目的抵抗会持续到何时。学生们的日常教育被军训和军国主义宣传所取代，从小到大的孩子们都被教育要为国家献身。即使是3岁的孩童，也不得不接受这种扭曲的“教育”。面对撤离的警告，广岛的民众却选择了坚守，从老人到孩童，每个人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城市在这种疯狂的氛围中持续运转。

在二战五十周年纪念之际，曾参与对广岛和长崎执行原子弹轰炸任务的美军飞行员查尔斯·斯韦尼发表了一篇引人深思的演说，题为《原子弹下无冤魂》。斯韦尼坚定地表达了一个观点：那些致命的核攻击对于结束二战并促使日本投降，是出于不得已的选择。

尽管现今世界上许多人批评斯韦尼及其战友们的行动造成了广岛和长崎无数平民的伤亡，认为这是对人性的巨大伤害。然而斯韦尼一生都没有对日本进行公开道歉，他坚持认为，考虑到日本在战争中的侵略行为，使用原子弹是当时的必要之举。

斯韦尼和他的同僚在执行轰炸前，深入了解了日本军队在亚洲其他国家犯下的罪行，这些信息加深了他们对任务的信念。他们坚信，为了阻止更多无辜生命的牺牲，必须对日本进行严厉的惩罚。

1945年8月6日，斯韦尼操纵的B29轰炸机飞越广岛上空，投下了改变历史进程的原子弹。这次轰炸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广岛城市瞬间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无数居民在爆炸中丧生或遭受了长期的健康影响。

斯韦尼的行动虽然受到争议，但他和他的团队对自己的选择没有后悔。他们认为，日本作为侵略者，对许多国家和平民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广岛和长崎的悲剧也是这场战争恶性循环的一部分。在斯韦尼看来，那些在原子弹攻击中丧生的人并不是无辜的牺牲品，而是这场全球冲突中不幸的参与者。

当前的和平环境是历史沉痛代价的结果，这是我们所有人都应当铭记的事实，在我个人观点看来，仅仅珍视和平的状态并不足够，我们需要深入反思历史，理解和平的真正价值。

观察二战后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发现德国对其历史上的错误给予了明确的认识，并向受害国家表达了诚挚的道歉。这一行为并非出于恐惧，而是基于对过往罪行的深刻理解和反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在相似情境下却未能做出同样的反应。

在谈论到二战期间，尤其是在原子弹投下后死去的日本儿童时，有观点认为这些孩子并不应被视为战争的无辜牺牲者，他们的不幸并不值得同情。难道在战争的灾难面前，无辜的生命就不能获得哀悼吗？

核能的潜在危险不仅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中得到了证明，而且在切尔诺贝利和福岛的核事故中也有所体现。这些事件展现了核能若管理不善将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包括对生态环境的严重损害及对居民健康的长期影响。

早期预测认为，广岛和长崎因为核爆的辐射影响，将会变得不适宜人类居住达一百年之久。这种预测基于原子弹释放的辐射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长期危害，广岛的恢复经历证明了这种悲观预测并没有成为现实。

自1958年开始，广岛通过有效的重建措施，迅速地从核爆炸的灾难中复原，不仅人口恢复，经济发展也逐渐稳步上升。广岛能够快速恢复的原因在于几个关键因素，广岛的地理位置对其恢复起到了积极作用。作为一个靠海的城市，其遭受的辐射污染通过自然过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净化。

降雨量的增加有助于冲洗土壤中的污染物，最终这些污染物随水流入海，被海水稀释，从而减轻了辐射的影响，鉴于日本国土面积有限，资源珍贵，日本政府和人民采取了积极的措施进行土地修复和再利用，这进一步促进了广岛的快速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