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法老

春秋以前，在鬼神致病观的影响下，人们更多依赖巫术、祈祷等手段来舒缓疾病带来的痛苦。

大批医学类简帛资料的出现，填补了文献史料的不足。

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武威医简、周家台秦简、里耶秦简等资料的发掘；

扁鹊

其中不仅向我们展示了春秋战国时期医疗知识及诊病经验趋于理论化的医学发展情况，还从侧面反映出人们对于致病原因认识的变化。

从中不难发现，当时人们在利用巫术治疗的同时也更多地使用科学的治疗手段来对抗疾病，以恢复身体健康。

那么，春秋战国时期的医疗水平是怎样的，当时的巫术和医术有何关联吗？

一、“巫主医从”到“医主巫从”背景下的治病方法的转变

《殷人疾病考》所记：“殷人之病，凡有头、眼、耳、口、牙、舌、喉、鼻、腹、足、趾、尿、产、妇、小儿、传染等十六种。”

《中国灾荒史》中提到西周成王年间，山东地区发生了麻风病病例，可见商周时期疾病种类之多。在当时的观念中，人之所以致病是因鬼魂而起。

《论衡》载：“昔颛顼氏有子三人，生而皆亡，一居江水为虐鬼，一居若水为魍魉，一居欧隅之间主疫病人。”

正是由于当时人们将疾病视作祖先惩罚或是鬼神作祟，因此通常采用祭祀、忏悔等手段安抚鬼神，消除鬼魂的不满，以此达到减轻病痛的目的。

在传统理念下巫医是不分的，所以在这种观念的主导下，以祈祷等为主的非医学手段，就成为了当时最主要的治疗方法。

正如《管子·权修》所载：“上恃龟筮，好用巫医，则鬼神骤祟。”

说明在职业医官形成以前，巫医在消除鬼神作祟、承担疾病治疗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主要方法包括祈祷、占卜、祭祀、祝由、驱疫等等。

像祝由疗法需要使用特定的语言，并匹配与之相适应的表演，通过这些有目的性的表演来震慑作祟的鬼神，以达到驱疫的目的，使病人重获健康。

《尚书·金滕》中曰：“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为王穆卜。”也提到了用占卜手段消除疾病。

除非医学手段外，当时也采用医疗手段治疗疾病。根据《周礼·天官冢宰》载：“医师，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又载：“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疡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

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

“医师上士二人”等职官的设立，说明西周已经出现了专职的医官。此外《逸周书》载“具百药以备疾灾，畜五味以备百草。”

说明当时在乡里已经开始“具百药”“备百草”，药物被应用到疾病治疗之中。

只是三代时期的早期医学，还处在萌芽阶段，存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仍以巫术、祈祷为主要治病手段。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以及医学技术的逐渐发展与成熟，对于致病原因的认识，已开始逐渐摆脱鬼神致病观而趋于客观。

《左传·成公十年》载：“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公惧，入于室，又坏户。公觉，召桑田巫。巫言如梦……公疾病，求医于秦……医至，曰：疾不可为也，……，公曰：良医也。”

晋景公患病之后，既让桑田巫进行占卜，又派人到秦国请医医治。

这就说明，在王室内部已经不再完全相信巫术理论下的致病成因了，而是更加倾向于相信医者对于病因的分析。

昭公元年，晋侯有疾，郑伯使公孙侨如晋聘，且问疾。叔向问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实沈、台骀为祟。”

也是先对疾病进行占卜，认为是实沈、台骀作祟，但子产指出：“君子有四时：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修令，夜以安身。”

实际上，晋平公正是因为将四个时节混为一谈，才因作息不规律和纵欲而致病，也说明了当时人对于致病原因认识的转变。

也正是由于对病因认知的转变，才使得治病方法由“巫主”到“医主”转变。

正如陈邦贤《中国医学史》所言：“中国医学的演进，始而巫，继而巫和医混合，再进而巫和医分立。”

二、“医主巫从”背景下的疾病治疗方法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逐渐突破了鬼神致病观的束缚，在认识水平提高的前提下，开始重视通过医疗手段治病，致使“巫”与“医”逐渐分离。

这一时期，人们的治病手段较之前更加丰富，既会使用药物进行常规治疗，也会采用手术疗法治疗个别疾病，其治病方法主要有药物疗法、外科疗法和针灸疗法。

（1）药物治疗法

春秋战国时期自然环境变化、人口流动增强、争霸战争频发，相伴而来的是疾病种类也随之增加，《左传》中所记载疾病就包括内科、外科、妇产科、精神病、传染病等多个种类。

在这种背景下，春秋战国时期对于患病之人的治疗已经开始更多地使用药物。《吕氏春秋·荡兵》载：“若用药者然，得良药则活人，得恶药则杀人。”

《庄子·逍遥游》载：“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絖为事。”《论语·乡党》曰：“康子馈药，拜而受之。”即探病之人常以药物相赠。

由上可以发现，这一时期药物的使用开始频繁，并且出现了治疗单一疾病的特效药。

《吕氏春秋·孟夏纪》载：“是月也，聚蓄百药。”说明药物的收集与储存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

具体药物名称，也有详细地记载，《山海经》中共收录100余种药材。

另外，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战国时期医学帛书，整理小组将其命名为《五十二病方》，其中记录了200余种药材的名称、200余种药方。

这些药物和药方的记载不仅反映了这一时期人们的药物学知识已经比较全面，也能反映出药物治疗的医学水平比较高。

《山海经·西山经》载：“其草有萆荔，状如乌韭，而生于石上，亦缘木而生，食之已心痛。”不但记录了这种名为“萆荔”的草药，还记载了其功效为治疗心绞痛。

又载：“有草焉，其状如葵，其臭如蘼芜，名曰杜衡，可以走马，食之已瘿。”即“杜衡”这种草药可以治疗颈瘤病，如果将这种草药制作成饲料喂给马吃，可以使马更加健康地奔跑。

除一般性草药外，食物也可当作药物，《礼记·曲礼》载：“有疾则饮酒食肉，疾止复初。”

商代甲骨的卜辞云：“贞疾用鱼。”就是将作为食物的鱼用于治疗疾病，是最早关于药膳的文献。

《山海经·西山经》中亦有食物型药材的记载：“有木焉，其状如棠，而员叶赤实，实大如木瓜，名曰杯木，食之多力。”

可见当时人们除采用药物治疗疾病外，还会利用生活区域内能找到食物型药物开展疾病自救。

在利用药物缓解病症的基础上，对于药效的认定，当时人也有明确认识，即要说明某药材有功效，就必须建立在大样本人群的基础之上。

《墨子·非攻》载：“譬若医之药人之有病者然，今有医于此，和合其祝药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药之，万人食此，若医四五人得利焉，犹谓之非行药也。”

如果医者调制了一种药，给天下所有患病之人服用，但只有四五人康复，那么就不能说明此药是为可通行之药。

除了对药效的认定之外，还认识到了保证药效发挥对于疾病治疗的重要性。《五十二病方》中提到，治疗皮肤病时，需要先饮酒暖身，从而提高药效，即“先饮美酒令身温”。

同时出现了医嘱，《诸伤·十七治方》载：“令金伤毋痛，取荠孰乾实……醇酒盈一衷杯，入药中，挠饮不者，酒半杯。已饮，有顷不痛。复痛，饮药如数。不痛，毋饮药。”

这一治方是使金创患者免除痛苦的治疗方法，在治疗方法后，并附有医嘱：“药先食后食次，治病时，毋食鱼、彘肉、马肉、龟、蟲、荤、麻洙采，毋近内。”

即服药在饭前饭后都可以，但在服药期间，不要吃鱼、猪肉、马肉、龟、蛇类等荤菜及麻洙菜，不要行房事。

另有《雎病·第十一治方》中提到“饮之，温衣卧”，即强调患病者服药之后，一定要注意保暖。医嘱的出现，说明了人们对于药效发挥的重视，也反映出当时医学理论知识的提高。

药物的副作用已经被当时人所认知。

《尚书·说命上》载：“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指服药后若没有头晕目眩的强烈反应，疾病就不能痊愈，说明当时人已经知道药物会产生一定的副作用。

《山海经·西山经》亦载：“有草焉，其叶如蕙，其本如桔梗，黑华而不实，名曰蓇蓉，食之使人无子。”

所以药物的功效并不都是治疗之用，也有副作用与毒性，这种非治疗功效也可用来伤害他人，如《左传·昭公十九年》载：“夏，许悼公疟。五月戌辰，饮大子止之药卒。”

尽管药物治疗已经成为当时主要的治病手段，但受限于医者人数的不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等客观条件，因此，当时人们在与疾病对抗时，更多是采用已有药方进行自我治疗。

（二）外科治疗法

先民与大自然的长期抗争中虽然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但在与毒蛇、猛兽的搏斗中也常负有外伤，此后因频繁的战争，兵器所致的金创外伤也逐渐增加。

多种类外伤的出现，导致外科疗法出现的时间较早，人们也不断积累着治疗外伤的经验。

古代对于外伤的概念早有涉及。《周礼·天官冢宰》载：“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凡邦之有疾病者，有疕疡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

在医师的分类中，就有“疡医”，其职能“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对于外伤种类有了明确的认识之后，外伤治疗的方法也随之丰富起来。

首先是对伤口进行清洗，《礼记·曲礼》载：“头有创则沐，身有疡则浴。”之后多采用敷药的外科疗法，《五十二病方》中记录了各种类外伤及与之相应的治疗方法。

比如《诸伤·第一治法》记载，由金刃等伤及皮肉者的治疗，可用猪油一类的膏脂与甘草各两份；桂枝、姜、椒各一份，粉碎后制成丸状备用；最后放于有酒的杯中，金刃伤者每天服用一次即可。

又或第五治方载：“以刃伤，燔羊矢，傅之。”即金刃伤的病人，取羊矢燔烧热后，揉作饼状敷布在伤口上。如果致外伤的原因为虫兽，也有敷药的治疗手段；

《犬噬人伤者·第一治方》载：“犬噬人伤者，取丘蚓矢二升，以井上罋繼处土与等，并熬之，而以美醯合挠而调之，稍垸，以熨其伤，犬毛尽，傅伤而已。”

对于治疗犬类致外伤的患者，按如上的药物配方去制药，最后贴敷在伤口上就可以。

另外，还有治疗牡疮的方法，《牝痔·第四治方》载：“痔者，以酱灌黄雌鸡，令自死，以营裹涂上，炮之。涂干，食鸡，以羽熏纂。”这是用熏的方法来治疗疮病。

除用药等常规疗法治疗外伤之外，也有关于外科手术的记载。如果发现部分身体组织坏死的情况，可以对其进行切除。

比如治疗牡疮时，将痔突起的痔核“剖以刀”，即用刀切割；《去人马疣方》提到了“去人马疣”时，需要“取夹口，白柎子，绳之以坚絜疣本，手结疣末。”

不但使用外科手法将疣拔去，而且考虑到要减轻患者接受治疗过程中的痛苦，将具有麻醉作用的白柎子贴敷于疣的根部起到麻醉作用。

针灸法也是外科疗法的手段之一。《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疾之居腠理也，汤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针石之所及也；其在肠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虽司命无奈之何。”

《山海经·东山经》载：“高氏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箴石。”郭璞云：“可以为砥（砭）针治痈肿者。”可见针灸已应用于疾病治疗之中。

除了上述外科疗法外，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中》所记的283个病方中，其中外科治疗手段就包括洗浴法、熨法、熏法、按摩法等；

治方组成上可分为解痛类、止血类、促愈合类等，说明春秋战国时期的外科疗法的手段也更加多样化。

三、疾病的预防

先民在与疾病的长期斗争中，不但采用积极的治疗方法，并且意识到了疾病预防的重要性。《左传·成公六年》载晋人欲从绛迁都，仆大夫韩献子曰：

“郇瑕氏土薄水浅，其恶易觏。易觏则民愁，民愁则垫隘，于是乎有沉溺重膇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以流其恶，且民从教。”

最后晋景公迁到了“土厚水深，居之不疾”的新田，说明人们认识到自然环境对于身体健康的影响。

因此，先民开始从生活的各方面入手，积极进行疾病的预防。最直接的预防手段当属养生。

《韩非子·定法》载：“人不食，十日则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谓之衣食孰急於人，则是不可一无也，皆养生之具也。”可见养生观念在当时社会已经出现。

《吕氏春秋·尽数》载：“能以时，身必无灾。凡食之道，无饥无饱，是之谓五藏之葆。口必甘味，和精端容，将之以神气。百节虞欢，咸进受气。饮必小咽，端直无戾。”

即从饮食方面进行养生保健。其次是对个人卫生的注重。《仪礼·既夕礼》载：“疾病，外内皆埽，彻亵衣，加新衣。”提到了人们要更换脏旧的衣物，从而保持个人卫生。

《礼记·内则》载：“衣裳垢，和灰请澣；衣裳绽裂，纫箴请补缀。五日则燂汤请浴，三日具沐。其间面垢，燂潘请靧；足垢燂汤请洗。”强调人们应当定期沐浴洗澡，清洁身体。

人们已经注意到通过切断传染源以及隔离的方法预防传染性疾病。《周易》载：“不出户庭，无咎”，即只要不出门流动，病毒就不会随意传播。

云梦睡虎地秦简《封诊式·疠》中记有基层吏员对于疑似患病者的上报记录，并且在《法律答问》记有将患“疠病”者“定杀”或“当迁疠所处之”隔离的措施，以防止传染病的大面积传播。

《左传·襄公十七年》中有：“国人逐瘈狗”的记载。“瘈狗”即狂犬，“即通过逐瘈狗”这项措施来预防狂犬伤人致病。

由上可知，当时人们在与疾病的斗争中开始变被动为主动，采用积极手段预防未发之病。

除了日常的养生、清洁或隔离的手段外，预防疾病还有很多其他方法，比如《左传·昭公元年》载：“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

人们已经认识到同姓结婚会影响新生儿的身体健康，而要加以禁止。

在《马王堆汉墓帛书·养生方》中，记载了十余种增强体力的方法，目的是通过锻炼来提高身体素质，从而达到预防疾病的目的。

结语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医疗发展不论是在治病观念上或是治疗手段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提高，为我国古代医学以及医疗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但也应该注意到，由于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在基层乡里的人们并不能在患病之时得到及时、有效地救治，而更多是依赖自身经验进行自我救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