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一生的最爱不是赵一荻，更不是于凤至，而是贝夫人

1991年，张学良重获自由后，他对身边的人说：“我想一个人去纽约会会朋友，而且还是个女朋友。”

张学良在女朋友纽约的家里一住就是三个月，这期间赵一荻在洛杉矶，于凤至已经去世。

两位耄耋老人就像年轻时候一样，过了三个月“柏拉图”式的幸福时光。

三个月后，两人分别，直到张学良去世，他们再也没有见过对方。

张学良的这位女朋友就是蒋世云，也就是贝夫人。

张学良曾说：于凤至是最好的夫人，赵一荻是最患难的妻子，贝太太是最可爱的女友，我的最爱在纽约。

贝太太究竟有什么“魔力”，让张学良如此评价呢？

蒋士云，1910年出生于苏州，祖父是做生意的，家庭条件自然也不差。父亲蒋履福早年在上海读书，后来又在北京大学读西语系读书，毕业后成了外交官，由于有着强烈的正义感，顾维钧很是欣赏他，让他做了自己的秘书。

蒋士云在家族里排行老四，人称四小姐。她不仅聪明好学，而且从小美到大，12岁那年跟随父亲到北京皇城学堂学英语。

在北京学习期间，由于父亲蒋履福和梅兰芳非常熟悉，他经常带着蒋士云去梅家玩，久而久之，蒋士云也喜欢上了唱戏，本来蒋父想让女儿拜梅兰芳为师学习唱戏，但是梅兰芳却说：“尽管这孩子有唱戏的天分，不过还是让她学英文吧，以后继承爸爸的外交官事业。”

虽然拜师没有成功，但是蒋士云却在业余时间把梅兰芳的好几出戏唱得有模有样的，而且还成了京城有名的小票友。

让蒋士云想不到的是，她的爱好竟然引来了张学良的关注。

1924年，当时24岁的张学良晋升为陆军上将，他到北京参加好友顾维钧母亲的寿庆堂会。

当时蒋士云有幸和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等同台演出了《贵妃醉酒》。

这场演出下来，梳着两个小辫的蒋士云给张学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为她鼓掌叫好，他认为蒋士云小小年纪就有梅兰芳的风采，真是前途无量。

在顾维钧的介绍下，张学良对蒋士云有了初步的了解。听了顾维钧的介绍后，张学良对这个小姑娘更加赞叹了。

蒋士云回去后，听说张学良对她的演出赞不绝口，高兴得一夜没有睡好觉。

第二天，在顾维钧的护送下，蒋士云到了张学良的公馆，说是再为他唱戏。张学良开始觉得不好意思，就推辞了一番，奈何顾维钧很热情，蒋士云很乐意唱，于是她就为张学良和家人清唱了几折。

经过短暂的接触，张学良觉得蒋士云是一位既开朗活泼又不失稳重的女孩，那天晚上，张学良一家盛情款待了蒋士云、蒋父和顾维钧。

1925年，由于父亲要去外国担任外交官，15岁的蒋士云便跟着父母去了法国巴黎留学。

临走之前，蒋士云本来想着和张学良见上一面，可是当时的张学良正在上海，见面的事情只好作罢。

1927年，在法国两年后，蒋士云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信里附了一张她自己的照片。

张学良收到信时很是惊讶，他不知道署名史密斯的人是谁，直到看到蒋士云的照片才知道：一位风华正茂的清纯少女，穿着雪白乔其纱连衣裙，头戴一顶巴拿马凉帽，伫立在一只小舢板上，远望着塞纳河的波光怡然地微笑着。

信中，蒋士云向张学良讲述了自己在欧洲的见闻，家里的情况以及对艺术的看法，她还称“张学良是一位少见的军中儒将”。

通过这封信，张学良意识到蒋士云并不是一个花瓶女人，而是一个有见识有品位的姑娘。不过这次张学良并没有给她回信，一是战事紧张，二是在他看来此时两个人并没有什么情感交流。

不过两个人的缘分并没有到此结束。

1930年早春，张学良给蒋士云寄了一封信，当时蒋士云看到信中张学良的照片上“士云妹惠存”几个字，她心头一热，因为在这期间，她了解到张学良是一个爱国的将军，被他爱国不计得失的精神深深打动，这时候看到张学良的照片，她恨不得马上回到国内，回到他的身边。

可是父亲的叮嘱就像是“紧箍咒”一样拴着她：一定要在外交上做出一番事业来，为国争光，日后成为外交官。

这时候的蒋士云是矛盾的。

直到这年的11月寒假，蒋士云才有机会回国，于是一放假她就马不停蹄地回到了上海，因为她的母亲在这里。

到上海的第二天，蒋士云就给张学良发电报告诉他自己要去沈阳找他。

不过，就在她准备动身的时候，她收到了张学良寄的明信片：当你收到明信片后，切勿动身，良即日赴沪与你见面。张汉卿于天津。

由于张学良公务繁忙，到上海的五天后蒋士云才见到他。

这次两人的重逢让彼此都兴奋至极，此时的蒋士云，已经从当年在北京扎着两个辫子的小姑娘出落成风采迷人的海外名媛了。

这次张学良想请蒋士云到自己家族创办的东北大学去读书，这样就可以一边读书一边帮助他处理政务了。

蒋士云表示自己在巴黎还有一年多的学业，只要学业一结束就会去沈阳找他。

在上海的几日，两人频繁的赴宴和出席舞会，张学良发现蒋士云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而张学良从小就喜欢英语，在社交场合，两人可以随意用英语交流感情，或许这就是他们在感情上有默契的原因。

蒋士云去法国后，两人一直保持着书信来往，期间张学良又提到让蒋士云毕业后尽快到东北去，蒋士云内心也是愿意的，但是她已经对张学良产生了感情，每每想到他和于凤至成双入对的亲昵，她又退缩了，她不敢也不想去做别人的二太太，即便是张学良也不行。

这种矛盾的情绪一直纠结着她的内心，直到父亲给她说了一番话。

“东北易帜之后，蒋一直想把张学良控制在自己的手下，1931年春天，蒋忽然决定在北平设立行营，名义上是给张更大的权力，在北平指挥华北军政。”但是蒋履福认为如果张学良离开沈阳，东三省必将远离他的实际控制。

听完父亲的一番话，蒋士云恨不得马上回国，做张学良的秘书，帮助他。

可是父亲却极力劝阻她不要回去，他希望蒋士云能像他一样做个外交官。最终在蒋士云的争取下，父亲终于点头同意，条件是她不能丢掉自己所学的法语。

1931年2月中旬，蒋士云结束学业回国。

然而正当她兴冲冲地去北京和张学良重逢时，她突然听到张学良身边已经有了一位叫赵一荻的女秘书的消息。

在了解了赵一荻和张学良的具体情况后，蒋士云顿时觉得晴天霹雳，她培植多年的梦想就这样破碎了，她不应该这么义气用事，轻率结束自己的学业，后悔在不知内情的情况下就给张学良打电话说自己要回来，此时已经没有后悔药可吃，她也不能悄无声息地走掉，因为张学良已经大张旗鼓地为她接风洗尘了。

她怪不了别人，只能怪自己。想当初张学良邀请她回来时，她拒绝了，当时张学良还对她说“不要后悔”，只是当时她当时不明白为什么要后悔，看来张学良已经暗示过她，只是她自己不明白。

宴会结束后，又举办了舞会。因为张学良知道蒋士云喜欢跳舞就特意安排的。

要是在以往，蒋士云肯定尽情地跳舞尽情地享受，可是今天她和张学良一起跳舞的时候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张学良看出了她内心的不悦，就把她引到人少的地方，在耳边对她说：“四妹，我对不起你！”

“不，你没有什么事对不起我！”蒋士云倔强地说着，此时她真想在张学良的怀里大哭一场。

张学良诚恳地邀请蒋士云在自己身边工作，想做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并且会对她的今后负责的。

“看到赵四小姐在你身边，我就放心了，我不想继续留在北平了，我的心思还在国外。”蒋士云就这样婉拒了张学良。

这次的拒绝和之前的拒绝是不一样的，之前真是因为“心思在国外”，因为她要继续学业，这次拒绝更多的则是带有赌气的成分。

听到蒋士云这样说，张学良怕蒋士云因为“失恋”而做出让他担心的的事情来。

不过蒋士云接下来的话让张学良打消了心中的顾虑：自己要到意大利去接替父亲的职务，在意大利若有机会她会继续深造，并且自己并不想那么早结婚，因为一旦结婚，就失去了出国求学的机会。

最后张学良对蒋士云提了一个要求：希望我们两人做永远的朋友。

蒋士云同意了：“我答应你，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朋友不一定能成为眷属，咱们做“柏拉图”式的感情朋友，为什么不可以呢。”

之后蒋士云就去了意大利，期间她曾收到过张学良的信，但是她没有再回复，她不想打扰张学良的生活。

在这里，蒋士云的生活中的确与张学良没了任何交集，但是她却无法从记忆中彻底抹掉这个人。

她发奋读书，过去她的学习成绩不错，靠的是天分和聪明，现在学习成绩更好，靠的是刻苦勤奋，只有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学习中，她才能忘掉张学良。

经历了人生的痛苦之后，蒋士云变得更加深沉和理智了，在学习之余，她一个人去了很多国家旅游。

没想到就在她去伦敦旅行的时候，遇到了她一辈子的情缘。

1931年9月的一天，蒋士云在伦敦遇到了熟人贝祖贻。

贝祖贻是中央银行总裁，此时的他刚失去妻子不久，他来伦敦散心。

蒋士云和贝祖贻曾在南京有过一面之缘，当时两人只是随便跳了舞，这次故友重逢，分外亲切，再加上同病相怜，两人在接下来的旅行中，彼此竟产生了情愫。

作为一个失恋的人，蒋士云希望寻找到一份新的情感来慰藉伤得支离破碎的心。

作为一个丧妻的人，贝祖贻希望一份新的感情来疗伤。

同时天涯沦落人，了解越多，两人的感情就越深厚，最终他们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不过蒋履福对此却不赞同，贝祖贻已经有了六个子女，且子女的年龄都比蒋士云大，可是蒋士云是个重感情的人，错过了张学良，她不想再错过贝祖贻了，她毅然决定要嫁给他做续弦。

此时的张学良因为沈阳事变遭到很多人的非议，蒋士云知道后也对他的“不抵抗”有了很大的看法，虽然两人有书信往来，但是张学良并没有在信中给蒋士云解释。

因此两人的关系疏远了很多，所以她和贝祖贻在上海结婚时并没有通知张学良。

后来张学良从朋友那里得知两人结婚的消息后，马上派人送去了厚礼。

1933年四月，张学良带着家人来了一次欧洲之旅，旅行结束后他们一行人还专门到伦敦看望蒋士云，希望就此向她解释清楚。

见面解释之后，蒋士云对张学良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观，她还极大鼓励了张学良重振东北军的威望。

从此，两人之间的感情更加深厚和稳固了。

1936年，“西安事变”后，为了让张学良尽快恢复自由，蒋士云和丈夫贝祖贻做了很多努力。

为了能见张学良一面，蒋士云通过贝祖贻的关系费了好大周折，才弄到了南京军事法庭的旁听券。

1937年3月，张学良被禁在浙江奉化时，蒋士云从上海来到奉化，在她的老朋友戴笠的帮助下，她和贝祖贻前来探望张学良。

这次探望之后，没想到蒋士云和张学良竟会是一次长别。

蒋士云回到上海后，贝祖贻辞去了中央银行总裁的职务，和蒋士云一起到美国定居了。

在此期间，蒋士云始终没能和张学良取得联系。

1950年后，蒋士云曾从报纸上得知张学良遭遇不测的消息，她顿时潸然泪下。

直到1953年，蒋士云从董显光那里得知张学良还活着，而且现在的情况比之前好了很多的消息，她悬着很久的心才放了下来。

这时候的张学良由赵一荻陪着在新竹井上温泉的山里，于凤至因为得了重病，在得到允许之后去美国治病了。

蒋士云知道于凤至在美国后，1961年春天，她辗转多次到了旧金山看望于凤至。

之后，蒋士云和张学良恢复了通信。

直到1990年，张学良在幽居了50年后，他才获得了自由。

1991年3月，张学良刚到旧金山，就对身边的朋友说：“我想一个人去纽约会会朋友，而且还是个女朋友。”

当时很多亲友都感到不解，除了赵一荻之外竟然还有女朋友。

只有赵一荻知道，张学良的这个女朋友是蒋士云。

赵一荻对张学良重情重义的性格非常了解，她没有劝阻，只有亲自陪同他去纽约。

在赵一荻的陪伴下，张学良到了蒋士云在加州的家中，她本以为张学良只是短暂的逗留，没想到张学良一住就是三个月，她只好自己先回到洛杉矶儿子的家了。

自从1982年贝祖贻去世后，蒋士云就和在纽约的女儿一起居住了，只有周末才回到曼哈顿和母亲一起住。

张学良的到来无疑是给寂寞中的蒋士云带来了意外的惊喜。

在纽约期间，张学良所有的活动几乎都是蒋士云一手安排的，他每天的日程都是满满的。

这些活动中规模最大的就是1991年，张学良91岁的生日了。在5月29日，蒋士云安排东北大学在美校友会在纽约曼哈顿为张学良举办“暖寿”活动。

5月30日和6月1日，蒋士云联络了许多聚集在纽约的华裔人士和“华北协进社”的成员，在“中国城”餐馆为张学良举办正式的寿庆。

在这三个月期间，有一位叫小林的人一直照顾着张学良的生活起居，他和张学良一起住在蒋士云家里。

三个月期间，这两位耄耋老人早已经没有了年轻时候谈情说爱的兴致，有的是“柏拉图”式的幸福时光，这对他们来说已经足矣。

1991年6月下旬，赵一荻把张学良从纽约接回旧金山，之后他们又回到了夏威夷居住。

在之后的10年里，直到张学良去世，两个人就再也没有见过面，甚至连电话也没有通过，这对蒋士云来说，无疑是难以释怀的遗憾。

张学良去世后，蒋士云连夜给张闾瑛和张闾琳姐弟发去了唁电。在张学良下葬那天，蒋士云派她的女婿飞往檀香山，把自己亲手做的花环放在他的灵前。

后来，蒋士云曾回忆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光：“我陪他到华盛顿，去看跑马，看打球，到处玩一玩，他什么都喜欢，有时候我陪他打打麻将，有时候我也找几位小朋友陪他。吃饭就在我家里，有时候出去吃，有些老朋友请他吃饭，他很高兴。我有几个开饭馆的朋友，到哪吃饭都没有问题。那段时间是他最高兴的时候了。我天天给他安排节目（活动）。他现在大概要整天坐着了，真没有意思，赵一荻陪他会跟我不一样……

关于张学良“一生中最喜欢的女人”、“他的最爱在纽约”之类的说法，蒋士云本人也并不否认。

据窦应泰《影响张学良人生的六个女人》一书中记载，记者曾直白地问过她：“少帅曾多次表示，他最喜欢的人在纽约，就是您吧？”蒋士云腼腆地答道：“随他怎么说，随他怎么说。”

一位心理学家说过，要想知道一个人爱不爱你，就看他和你在一起时，有没有活力，快活不快活，开不开心。

张学良不止一次地说，在纽约的三个月，是他一生中最快活的时光。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已是耄耋之年的两位老人，有幸在万里之遥的异域重逢，重拾旧日情怀于生命的黄昏，给这场“柏拉图”式的绝版情爱，画上一个虽不满足却也满意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