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14）

今天继续聊一聊养生的话题。养生在中国大行其道是一件很晚近的事情，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才开始兴起的，如今在传统中医“治未病”理论的加持下，中国成为了全世界对“康养问题”最为关注的国家，没有之一。据2022年某国际咨询公司发布的《健康消费图鉴》显示，超过60%的中国消费者视健康为头等大事，这一比例位列全球第一，远超发达国家。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讲，国人身上多多少少都有一种“健康焦虑”。

这种“健康焦虑”如果追根溯源，大概可以上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当时青岛医学院中医教授王育学根据中医的“治未病”理论和苏联学者提出的“第三状态”理论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结合《国际疾病分类》，自创出了一个“亚健康”的概念。（不行，这里必须要加括号说几句话了。头一条，我大青岛能有如此“开宗立派”的高人，实在是荣耀之至。第二条，自创的医学概念能够推销出去，尽管认可的范围基本上仅限于国内，也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第三条，我过去就想专门说说苏联和俄罗斯在学术方面的一些恶劣风气，一直没找出时间来谈，看来最近有必要再扒扒俄国人的皮了。）王育学在提出这一概念的时候，并未给出明确的定义，只是特别提出，造成“亚健康”的主要原因是疲劳症，并把众多属于焦虑症或者情绪类疾病的身心征兆视作“亚健康”状态。到了1996年，“亚健康”理念开始走红，《健康报》专门开辟了学术探讨专栏，使得这一概念被国内专业医学话语体系所吸纳，此后，媒体报道、产业营销、政府健康干预随之跟进，导致时至今日这一概念在国内仍有相当市场。当然，后来有专业人士专门对此做出了澄清，指出所谓“亚健康”是一个伪概念，“亚健康”状态是不存在的，医学上没有这个概念，只有“亚临床”的概念。“亚临床”与“亚健康”不同，强调相关患者已经处于疾病的早期了，属于“将病之病”，需要引起重视，否则就可能出现明显的临床病症。“亚临床”有严肃、明确的医学标准，需要医生综合判断、谨慎处理、积极监测。有人指出，这一伪概念能够迅速发酵，是商业化炒作的效应，是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危机、医疗改革、生活丰裕等一系列经济社会转型的副产品，向社会贩卖的是一种健康焦虑和医疗焦虑。

其实，中国人普遍的健康观念是从现代医院传入中国后才真正确立起来，但在这一过程中普通的中国人又受到日用而不自知的中国传统医学文化的影响，所以当中西医的观念一同涌入中国人的头脑当中之后，人们就会不自觉地采取一种为我所用的态度，把各种自认为可能影响自身健康的东西进一步放大，形成“健康焦虑”，然后就开始了向中西医过度求诊的“泛医疗化”倾向，再加之医疗改革之后个人卫生支出占比快速上升，成为仅次于食品和住房的第三大支出，为了抵御可能因为“健康焦虑”导致的个人卫生支出加剧造成的风险，于是人们习惯性地一旦发现有一点健康指标有不正常迹象就立即求医问药，进而导致“医疗焦虑”。由于这种“泛医疗化”的求诊往往在现代医学那里根本就不构成正常的医疗指征，所以给传统医学留下了大量“治未病”的生存空间。而且，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的健康焦虑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变得更加严重。其实，如果我们的医学还是传统中医的望闻问切等诊疗手段，是不可能查出肺结节、甲状腺结节、动脉斑块之类的疾病的，可现在又了B超、CT、核磁共振等现代化检测手段，让过去那些“不是病的毛病”变成了时刻让人放心不下的“真毛病”，而这些毛病有很多在现代医学看来不具有治疗指征，比如比较小的结节就只要定期体检观察即可，可是到了能够“治未病”的传统中医那里，这就算来了买卖了，能够给你弄出一堆内服外用加食疗的方法，中医康养产业就这样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了。

还有一种情况必须要提到，那就是中国开始进入了“丰裕社会”。“丰裕社会”会给人们带来什么呢？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由于人们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提高，期望寿命普遍延长，使人们罹患癌症的数量大大提高。如果我们考察癌症的发生机制，其实人体的正常细胞在无数次分裂后更容易发生突变，引发无限制增殖，这就产生了癌症，从这个意义上讲，癌症的本质是一种特殊的老年病。在过去医疗资源匮乏、检测手段落后的时候，罹患癌症查出就是终末期，可选择的治疗手段也非常有限，但是现在有了及早筛查的手段，也可以及早介入治疗，这样就出现了癌症慢病化和青年化的倾向。另外还要注意，随着“丰裕社会”的到来，中国人的疾病谱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总体来看，对人们健康的最大威胁由传染病转为了慢性病，并且逐步转向了退化性疾病如帕金森综合症、阿尔兹海默症等。2018年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显示，15岁及以上人群的慢性病患病率为34.3%，与2013年的24.5%相比，慢性病患病率快速上升，且农村增速超过城市。其中，55岁至64岁人群慢性病患病率达48.4%，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发病率达62.3%，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和癌症等重大慢性病占我国疾病经济负担超90%。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2025年）》，指明慢性病是严重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一类疾病，已成为影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我国城市居民的疾病谱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转变，农村居民相应推后到20世纪80年代。在疾病谱转型以前出生的，主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成长期经历过物质匮乏和营养不良，当社会经济日渐丰裕后，又经历了营养过剩，再加上年龄增长，“富贵病”便会找上身。他们面临双重病痛的困扰，一方面是以关节炎、椎间盘疾病为代表的“过度损耗类慢性病”，另一方面是以高血压、糖尿病为代表的“过量摄取类慢性病”，有的则是两者叠加。这意味着，老龄群体面临的健康风险增加，健康负担也进一步复杂化。而在疾病谱转型后出生的青年乃至少年群体，虽然已经告别温饱问题，但习惯久坐、频繁熬夜、重口味饮食、高热量摄入等生活习惯，以及体力活动大大减少，也导致他们开始遭遇各类“慢性病”的困扰。他们不仅面临着身体营养摄入与消耗的不平衡，也可能面临精神与心灵上的孤寂感，身心症状叠加，使他们也陷入健康问题的纠缠之中。

这些因素的增加，对于我们国民心底刻印的传统文化必然形成一定的呼应，这种呼应的最好接口就是传统中医药，多数国人对中医的态度很有意思，基本上是“看病找西医，养生防病找中医”。于是我们就会看到，大量的资本迅速涌入这一赛道，在资本的加持下，传统中医在养生这一领域做得风生水起。至于老百姓在这方面会花多少钱，又有多少钱是智商税，那就见仁见智了，因为有很多此类养生的药品和食疗方都属于“有病没病，防风通圣”的东西，有时服用之后会产生安慰剂作用，其实多少也有利于健康呢。

你问我会不会吃这些东西？我的回答很简单，不会。五谷杂粮足以养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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