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是郑和在1405—1433年间的七次海上远航探险。

这本是一件好事，然而关于郑和航行的目的，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

有人认为，郑和航行是一种原始殖民主义的行为，目的是对目标国家的控制，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和平的传统外交方式，给很多国家带去了和平跟稳定。

既然如此，我们就来看一下，郑和下西洋，究竟是怀着怎样的目的呢？

下西洋的目的

其实，郑和航行的预期目的就是恢复民族自豪感和优越性，以彰显永乐皇帝继位的合法性，再一个就是稳定国内政局和朝贡制度等。

明朝是当时世界上已知的最强大的国家，因此，通过建立广泛的影响力，来确认汉族文化的影响力，跟欧洲式的殖民主义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郑和七下西洋的原因中，朝贡制度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朝贡制度在中国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明朝洪武皇帝（1368—1398年），在推翻了由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后，希望展示汉文化的优越性，以恢复汉民族的自尊心并获得民心。

作为一个汉族统治的王朝，洪武帝将明朝视为汉族人民及其文化的拯救者，因此，洪武帝采取与元朝不同的行为，要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广泛强大的影响。作为明朝的第一位皇帝，他对国家的未来规划，是影响了后来的永乐皇帝的。

1368年，明朝建立，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明确规定了把周边15国列为“不征国”，写入《祖训》，告诫子孙：这些蛮夷国家如果不主动挑衅，不许征伐他并且确定了“厚往薄来”的朝贡原则，由此最后确立了朝贡体系成为东方世界的通行国际关系体制。

在这个体制中，我们国家的中原政权成为了中心，各朝贡国承认这一中心地位，构成了中央政权的外藩。

而郑和航行是明朝与东南亚国家沟通的主要渠道。

郑和船队将大量的珍贵物品作为礼品赠予藩属国，同时船队载着大量来自诸国的使节，以及他们带来的贡品，如当地的特产、马匹、奢侈品和国王给明朝天子的信件来到明廷，这些无疑让朝廷和皇帝的荣耀被展示给百姓。

永乐皇帝部分延续了洪武皇帝的政策，通过向藩属国赠送珍贵的礼物来展示明王朝的美德与和平意图。

麒麟外交就是个特别好的例子。

郑和航行时期非洲藩属国和孟加拉等东南亚国家的贡品中，有不少珍稀动物进贡到明朝，其中非洲的长颈鹿被我们国人误解为神话中的麒麟。

在我们的文化中，这种动物的出现预兆着一个强大和繁荣的时代，这就使郑和航行充满了成功和威望的光环，似乎代表着“天意”。

对于一个通过“靖难”得到皇位的皇帝来说，有“天命”在身，更能体现自己的合法性，而且对于全国的凝聚力，很有帮助。

因为，当民众感受到朝贡的盛况时，在他们看来，“天命”得到了证实肯定，也就从而对永乐皇帝和明朝的忠诚度变得更高。

从另一种角度来看，郑和航行实施的外交政策更多的是为藩属国提供一定的保护，而非实际意义上的原始殖民统治。

朝贡制度对于东南亚国家的安全是非常有好处的，他们也深知这一点。

在整个郑和之旅中，明朝在缓和国际冲突的信用方面，得到了许多藩属国的认可。

对于被归类为朝贡体系中的国家来说，明廷为藩属国提供了强有力的保护和增强了统治者对其国家统治的合法性，使他们从中受益。

例如，明朝承诺保护藩属国免受入侵，很多藩属国也会主动寻求明朝的帮助，而这些藩属国能够保持其独立的经济、政府和军队，都说明朝贡制度本身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1407—1431年，郑和航行船队为占婆王国、苏门答腊和满剌加国提供了上述的这种保护，以抵御暹罗的侵略，1413年左右，满剌加国要夺取爪哇国对旧港的控制权，尽管爪哇国有实力自己用军事方式解决纷争，但爪哇国却仍然请求明朝出面解决这个问题。

这些国家积极向明朝寻求帮助，足以见得对我们的信任。

有人觉得，明朝这样是在向其他国家“出售保护”，以此作为控制单一藩属国的借口。

然而，郑和航行所施行的朝贡制度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先不说明朝给藩属国的礼物往往比其贡品更有价值，仅就朝贡制度的目的来说，朝贡从来不是为了建立对单一藩属国的绝对控制。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通国郑和航行对单一藩属国进行的实际控制是非常有限的，因为明朝和永乐皇帝最看重的是这个制度给明朝的统治合法性带来的认可。

尽管远洋航海建立朝贡制度涉及一些暗示明朝在东南亚地区的专制主义的行动，但实际的朝贡制度本身并不具有原始殖民主义的特征。

因此，远航的外交政策和所建立的朝贡制度不能被解释为原始殖民主义，而是文化主义的产物。

郑和航行过程中的军事行动

郑和航行还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保护明朝的海上航线和消灭反明势力。

这可以从1407年探宝船队在旧港附近消灭以陈祖义为首的海盗威胁明朝海上航线安全和稳定事件得到证实。

消灭陈祖义海盗之后不久，明朝在旧港设立了一个名为“宣慰司”的办事处，以显示中国的宗主国地位。

然而，在清除海盗之后，郑和船队并没有保留对该地的领土控制，明朝允许该地名义上属于爪哇。

当时明朝在当地没有军队，没有税收，也没有与中国交换劳动力，这意味着明朝没有行使任何实际的统治。

总的来说，舰队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即消灭反明势力，将该地区置于明朝的影响之下，并没有对当地政治产生进一步影响。

在整个郑和之旅中，军事冲突并不经常发生，即使有，基本也都是冲着维护东南亚地区稳定去的。

1415年苏门答腊发生争夺王位的内战，郑和舰队对苏门答腊岛内战的干预虽然不能完全被看作是对苏门答腊新国王请求援助的回应，但是也没有想要殖民的影子。

通过分析郑一均整理的《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中，苏门答腊在王位更替和战争前后对明廷的进贡频率，质量以及明廷的反应可以明显看出，苏门答腊和明廷的关系并没有因这些事件发生什么改变。

所以明朝的这个行为更像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在该地区的“官厂”和其他利益，并没有对藩属国有侵略、长期政治控制或经济利益的意愿。

另一方面，即使其权威受到挑战，永乐皇帝和明朝在许多情况下都试图避免冲突。这可以从永乐皇帝处理1407年爪哇危机的方式看出他的和平意图。

在西爪哇国王的部队因误会了明朝的说法而处决了170名探宝船队成员后，永乐皇帝给西爪哇国王的警告信只是为了保护中国的信用和宗主权，而不是暗示要入侵该国。

综合看来，这种类型的军事行动不同于原始殖民主义对被侵略对象进行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控制，事实上，这些行动是明朝实现其广泛影响和维持朝贡制度的一种方法。

郑和航行的贸易体制

明朝所建立的贸易体系也是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甚至藩属国获利远大于明朝的收益。

可以说郑和航行建立的贸易制度，并不是原始殖民主义，这背后还有几个重要的原因。

首先就是中国传统重农轻商思想，决定了明廷没有将贸易视作可以控制其他国家的有效工具。

再一个，传统的儒家思想和中国的意识形态更重视农业而不是贸易，这不仅是因为中国非常自给自足，缺乏大规模贸易的要求，而且还因为中国儒家思想认为，专注于寻求财富只会腐蚀社会，损害人们的美德和道德。

因此，明朝没有动机通过郑和航行在东南亚建立经济主导地位。这意味着明朝不可能像原始殖民主义所暗示的那样，有意建立经济上的主导地位以获得对各个藩属国的控制。

其次，郑和航行过程中，明朝与藩属国的贸易关系本身对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个优势，经济收益非常少。

而且，由于中国内部缺乏动力，以及明朝对贸易的限制，由郑和航行建立的贸易体系不可能成为建立原始殖民主义的工具，也不可能成为对东南亚经济的主导性控制。

在洪武帝时期，明朝对海上贸易实行了一系列的限制，以至于不允许存在私人贸易船队。

因此，尽管探宝船通过包括“官厂”在内的国际站点在东南亚建立了一个有效的网络，但没有任何形式的大型经济互动，使中国能够成为其藩属国经济的主导力量。

从贸易体系本身来看，郑和航行所建立的体系对中国和各藩属国都是有利的，并不意味着中国试图通过贸易获得对各藩属国的控制。

总的来说，郑和航行所建立的贸易体系在郑和航行期间从未对中国产生过重大的积极影响。

结语

经过总结，我们可以发现，明朝郑和航行的所有行动都是为了明朝的安全、外部环境的稳定等。

远航并不是为了寻求领土控制，而是为了保护自己国家的安全和在东南亚的广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