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特科行动记 权谋中的密友（十三）

杨永泰遇刺身亡，让当时的蒋介石十分震惊。他急电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询问凶手供词及其履历，并向杨的家属致唁电，亲自要求鄂省财政厅拨款1万元作为丧葬费。数日后又电令汉口农民银行，拨付杨永泰抚恤金10万元。

作为政学系代表人物的杨永泰，与CC系和黄埔系素有矛盾，而CC系和黄埔系又各有自己的特务机构，惯用暗杀、绑架、威胁等手段压制排除异己。

刺杨案发生后，谣言纷飞，两派都有嫌疑。负责调查的何成浚倍感压力，去电向蒋报告初审犯人的情况，表示该犯供认刺杨的理由是“杨系亲日派”，而背后主使王超、樊其书分别来自广西和贵州，并请蒋“另派一得力人员来鄂督审”。

崭露头角的戴笠被调到武汉协助破案，一方面显示其蒋介石对黄埔系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借此洗脱其下属特务机构的嫌疑。

戴笠一到武汉即全力以赴办案。被捕的杀手成燮超是此时唯一的线索。在他落脚的旅馆里发现的信件显示，他是贵州人，曾是黔军里的下级士官。

发现招募其暗杀杨永泰的确是樊其书。樊是原黔军廿五军独立旅旅长，后来地方军整编入中央军番号，该旅已被编入第一〇三师。

调查显示，成燮超与樊同为贵州人，二人在军中相识，樊于数周前邀请成燮超参与刺杀行动，但樊在武汉布置就绪后，就已返回贵阳。

何成浚就请当时在重庆行营办事的贵州省政府主席顾祝同和驻防贵阳的薛岳协助抓捕，但樊已逃逸，线索中断。

只能追查另一主使者“王超”。由成燮超后来的口供可知，主使者“王超”实为杨尔谦化名。

而与成燮超一起持枪出现在刺杀现场的龚柏舟（化名龚少先），是杨尔谦的亲戚。

龚在武汉的妓院里有个相好叫“老三”，这个线索最后成了关键。侦缉人员遍访城中所有名为“老三”的妓女，终于找到了龚的相好，并打开了进一步侦破的缺口。

此前龚柏舟在武汉预备暗杀行动前结识此妓女“老三”，向其许诺，甚至临走前给了她通信地址。侦缉人员便带着老三坐飞机赶往上海缉捕龚，发现龚已逃往南京，追踪到南京，龚已赴芜湖，最终在芜湖将龚柏舟缉捕。

守候在上海法租界台拉斯村二号杨尔谦住宅的人员也有重大发现，捕获了来自广东到上海探访杨的萧若虚。

萧是国民党中宣部总务处处长，日前赴广州参加胡汉民的国葬仪式，遇到原在西南方面做党务宣传的朋友萧汝韫，萧汝韫表示刺杀杨永泰的可能是杨尔谦，于是请萧若虚在回南京途中路过上海时，顺便去杨的寓所提醒他早日离沪赴港避风头。

萧汝韫是胡汉民亲信刘芦隐的手下，于是戴笠判断刺杨案背后真正主使很可能是刘芦隐。

被捕的萧若虚还提供了一条线索。他听萧汝韫说唐有壬在上海遇刺身亡，也是杨尔谦组织人干的。

唐有壬在担任国民党外交次长期间，接受日本特务的贿赂，向日军泄露国民党的内部情报，导致日军的侵略行动加剧。

唐有壬频繁出卖情报给日军，成为侵略者的走狗，导致了《秦土协定》的签订，日军势力渗透至华北。这一系列背叛激怒了中国的爱国者，最终他在上海被刺杀。

戴笠随即提审了关押在上海的刺唐案的两名嫌犯，他们通过杨尔谦的照片认出他就是主使刺唐案的杨裕生。

于是戴笠在给蒋的电报中，已经基本确定了唐案和杨案之间的联系，以及杨尔谦的经费来源。

电文中称：“根据各犯口供与各种情况，判断杨尔谦之经济，实由萧汝韫所给与，萧为刘芦隐之干部，业已分电港粤缉捕萧犯矣。”

　　龚柏舟、萧若虚相继被捕后，侦缉人员又抓捕了与此案相关的其他人，包括刺杀杨永泰那天，负责望风的曹炳荣、杨尔谦的族弟杨其新、养子李群坚、朋友郁达中等人。但是刺唐案和刺杨案的核心人物，尤其是负责策划的杨尔谦及其同谋萧佩伟，以及负责招募杀手成燮超的樊其书，负责与刘芦隐联络的萧汝韫，都未能缉拿归案。

王亚樵

由于刺杨案的侦破进展不顺，戴笠转向一年前的刺杀唐友壬案寻找线索，在西安捕获参与此事的项应昌，并从他那里获得口供，证明刺唐和刺杨确由杨尔谦一人策划实施。

于是，戴笠急电正在西安的蒋介石：“前刺唐次长凶犯项应昌，自由西安捕获解京，经迭次审问后已供认系刘芦隐所主使，则唐杨两案均系刘所主使明矣，因指挥刺唐与杨者均杨筱明一人也。查刘已于上月灰日离港避往梧州，自王亚樵案发生后，刘已往桂林做生意，如刘密回香港则由我驻港代表随时报告港警司，予以逮捕，如刘仍往还桂梧两地，则拟设法秘密制裁。是否可行，谨乞示遵。”

这封密电显示戴笠已经认定刺杨案的幕后主使是胡汉民生前的亲信刘芦隐。

刘芦隐在国民党中属于胡汉民派的骨干，与胡汉民关系密切。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蒋介石对刺杀杨永泰一案又予以重视，希望能尽快了结此案。

后刘芦隐在上海被捕，继而刺杨案在武汉公开审理，刘被指控为杨案的幕后主使者，入狱十年。

但他随即翻供，声称那是屈打成招所致。

蒋胡决裂后，刘芦隐也随胡到了广州，成为胡的左膀右臂。胡汉民去世后，刘芦隐继承了他的一部分政治资源。但两广事变失败后，西南的反蒋势力大大受挫，刘芦隐的位置也愈发尴尬。

戴笠查出刺杨案与之相关，说明刺杨系反蒋势力所为，而非坊间猜测的亲蒋派系内部的斗争。

戴笠此封密电中特意提到王亚樵案，也并非闲笔。王亚樵是民国著名的传奇人物，“清党”后，他转而反对蒋介石，与邓演达的“第三党”以及胡汉民、李济深等西南势力，都有密切关系。

王亚樵曾经派手下试图刺杀蒋介石和宋子文未果，刺杀汪精卫背后的主使人也是他。

戴笠这封密信表明，他不仅将刺杨案的幕后主使定为刘芦隐，而且还暗示刘芦隐与桂系的反蒋势力有关（“避往梧州”），并建议如果其仍与桂系有勾结（“往还桂梧两地”），应该直接将其暗杀（“秘密制裁”）。

不过现有史料没有留下蒋介石对此密电的批复，而蒋本人很快也因为西安事变陷入困境。

杨永泰遇刺身亡后，此案内幕一直众说纷纭，但随着当事者自述的发表和档案史料的公开，刺杨案的基本情况已经可以有定论。

杨永泰的死并非拥蒋派系内部的斗争，而是反蒋势力不满于对日妥协政策的结果。杨永泰作为“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实际执行者，成为这一不满情绪针对的目标。

此案的定论，戴笠又是立下一功，戴笠逐渐也找到了如何让领袖满意的妙招，因为他从侍从室那里得到了不为外人所知的讨得老蒋欢心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