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上说“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被逼无奈的行动，果真如此吗?

玄武门之变顺利将李世民推向了皇座，成为了唐太宗，之后还杀死了他的两位兄弟。

看似残忍的行为，却在后面的历史中记载成了辉煌篇章。

对此有人说李世民是在为自己的野心篡位，但是也有的人说他是被逼无奈。

那么，到底是因为什么？

«——【·高祖的抉择·】——»

唐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秦王李世民在玄武门以伏击的方式射杀了太子建成与齐王元吉，此后唐高祖传位于李世民，这是古今熟知的史事。

依据现有的史料，学界对政变前夕李世民与父兄的矛盾及玄武门事变的经过等方面的研究已非常细致，而对高祖活动与处境的关注则有所欠缺。这一方面是囿于史料，另一方面则是过于聚焦在玄武门战场却未措意于李渊所在之太极殿。

武德九年，秦王府决定起事。六月三日，李世民向高祖密奏李建成、元吉淫乱后宫，并用巧妙的言语为其政变创造机会，高祖让秦王、太子双方明日入朝当面对质。

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发生，在玄武门战场，秦王府诛杀太子、齐王后，“南衙、北门兵马及二宫左右犹相拒战”，尉迟敬德“擐甲持矛，直至高祖所”，“奏请降手敕，令诸军兵并受秦王处分，于是内外遂定。”

政变的一大关节就在于秦王府当在玄武门交战前可能就已经控制住高祖，玄武门事变前可能已发生过一次政变，政变的地点应在高祖所居的太极殿中。

孙英刚指出唐高祖与其三子在当时构成了“一君两储三方”的格局。

李世民策动政变的第一步应是控制住高祖，再次才是诛杀太子、齐王，惟其如此，兵力较寡的秦王府在射杀太子后才能应对高祖问罪与东宫、齐府士兵反击的困境。

这两重困境仅凭秦府自身的力量是无法解决的，控制住太极殿，化解了高祖问罪的难题，以高祖的名义发布停战敕令，瓦解了东宫、齐府兵士的反抗。

因此，秦王府只有首先控制住禁中，其伏击太子的计划才有可能成功。玄武门伏击与太极殿政变同等重要，二者缺一便难以成功，太极殿政变则是玄武门伏击战成功的保障，玄武门之变则是太极殿政变的余音。

«——【·玄武门之变的处境·】——»

高祖已召裴寂、萧瑀、陈叔达、封伦、宇文士及、窦诞、颜师古等人一起商议秦王所奏太子、齐王淫乱后宫之事。

高祖所召的这七人都是前朝贵族、名士之后，而在这份由贵族组成的高层七人名单中，除裴寂是高祖的头号亲信外，其他人与秦王素有一定的交际与联系。

窦诞、封伦、宇文士及都曾随李世民征战过，且窦诞年轻时就与李世民交游。萧瑀曾为秦府司马。颜师古的父亲曾为秦王府记室参军，其弟颜相时为秦府十八学士。

陈叔达曾劝阻高祖，使李世民免受贬罚。突然的政变打破了高祖原定的计划，也考验着高祖君臣的抉择，高祖首先是询问身边的七位大臣，对裴寂等言：“不图今日乃见此事，当如之何？”萧瑀、陈叔达曰：“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

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务，无复事矣。”在萧、陈二人表态支持秦王后，高祖也快速做出反应，言：“善！此吾之夙心也。”

并下达敕令，其态度当无疑问。

封伦一生行事有较明显的见风使舵特点，作为两面派，其“潜持两端，阴附建成”也是在多年以后才被太宗发现，在当时的情况下不难想象他是站队秦王的。

窦诞与李世民年轻时便有交往，颇有老好人的特点，他虽在武德年间对太子建成有过帮助，但作为李渊女婿，李世民故友，窦诞支持李世民也是比较合理的。

颜师古因其才华，深受高祖信用，贞观年间，李世民亦非常倚重其才。师古父、弟皆为秦府之人，他也是有可能投秦王一票。七人之中唯有裴寂是高祖铁杆亲信，很可能六位近臣都站队秦王。

«——【·党派纷争，微妙争锋·】——»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这几位大臣的党派归属，很难以其对秦王的承认与否而进行简单划分。若注意长时段去观察，便知即便是这六位可能支持秦王的大臣，除了宇文士及为秦府成员外，其余几位皆非秦府势力，他们与李世民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微妙的。

萧瑀因其性格常触怒太宗，贞观年间几次被太宗免官，晚年又被夺爵出为刺史，死后太常所议谥号也被太宗否改。陈叔达死后谥号为缪，这并不是一个好的谥号，后来才又改谥忠。封伦在死后多年，太宗发现其维护过建成，潜持两端，被改谥缪，黜赠官，削食封。

窦诞在贞观年间也被太宗翻出其“附从隐太子为之回改文案”的旧账而深受责备。在运用集团或党派概念来分析政治史时，要尽量避免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仅以后见之明的立场去划分集团、党派。

对于身处历史现场的古人而言，或许他们本身并没有很强烈的党派归属情感，我们只可说某人派系色彩浓厚，很难以一时一事便轻易地将其划分党派或集团。

在秦王、太子双方的储位争夺中，有相当一部分官员并没有坚定的立场或集团归属，恐怕更多的是如封伦、窦诞一般潜持两端，观望风向。

李辅国以灵武军士号哭叩头的方式欲迫使肃宗令上皇迁居西内，但肃宗却泣而不 应，这令李辅国感到恐惧，一方面他这种带有软性胁迫肃宗的方式并未获得肃宗 的正式回应，另一方面也是担忧若玄宗未能移宫可能面临的政治风险。

当时的肃 宗身体状况已不太好，李辅国索性强迫玄宗迁居大内，玄宗大惊几坠的反应也确 实说明了他的震惊与意外，大概玄宗实在无法预料到肃宗会以此方式让其迁居， 同时，历经宫廷血雨腥风的玄宗非常清楚的知道这对于他而言意味着什么。

官僚群体从来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更多时候官员本就没有固定的党派定位，他们的政治态度是随政治风向的变化而变动的，只有在政治局势较为明朗或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才会做出选择，表明态度，这是官僚“自利取向”的表现。

«——【·权谋交锋，政变余波·】——»

对于高祖这样一位老练的政治家，他选择承认秦府兵变，在当时，无论是对于他本身还是其建立的唐帝国而言，都有着深熟的政治考量。

在认识玄武门之变高祖被动交权时，还应注意其背后的政治选择。实际上，高祖虽在玄武门事变时处境被动，但他作为大唐创业之君的政治权威与基本影响依旧强劲，这从秦王府必须要依靠高祖的手敕并派裴矩至东宫才能平息二宫兵士的反抗即可明晰。

高祖无奈地对秦王做出了让步，向天下宣布官方对此次政变的定性，定下了太子、齐王谋反被诛的基调。

作为政治角逐的失败者，李建成、李元吉就以这样一种官方宣传的形象被唐朝百姓所知。对太子、齐王党羽给予赦免，声明凶逆之事，止在太子、齐王二人，显示政道惟新的气象。宽宥太子与齐府党徒是双方反复权衡的政治结果。

对于秦王方而言，既然“二凶”已除，及时和解，避免再与太子党羽发生大规模冲突，对其巩固战果，收拢人心具有积极效果，同时也是与高祖谈判，争取及时承认的政治选择。

对高祖而言，既然政变已经发生，他最有实力的三个儿子只有李世民存在，在被动的局面下，高祖为了维护初创唐帝国的基业，及时使双方和解，避免更大的政治风波是当时比较理智的抉择。

李世民则亟须取得高祖的政治认同来为自己的政变塑造官方合法性，极力避免将政变的范围波及到朝廷中下层面是双方共同的期冀，经过双方的政治权衡，玄武门之变的态势大体上得以控制在高层的政治争斗中。

尽管唐廷高层在玄武门事变后做出了政治妥协的姿态，但这次高层权力的震荡多少还是波及到几位地方诸侯。

武德九年六月，与李建成有过交际的庐江王李瑗反叛，贞观元年（627）正月与太宗有旧隙的罗艺反，四月，太宗虑长乐王李幼良有变，将其缢杀。此外，武德九年八月，突厥兵临渭水，太宗独留与颉利语。

总的来说，玄武门之变成为中国历史上不可磨灭的篇章，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次政变确确实实的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使得一个新的朝代得以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