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八室”之碎石行动（一）

第一章江西站四小生

1949年春，江西省会南昌市尚在国民党统治下。国共内战形势对国民党方面严重不利，此前一直效忠“党国”的那些家伙们有了“风雨飘摇”的危机感。特别是长期以来以血腥暴力手段对付中共地下组织的特务群体，由于工作缘故，他们比普通人消息灵通，而此时的消息对他们来说，无异于噩耗。他们每天都觉得自己身处一条即将沉没的巨轮上，眼看着海水渐渐上升,就要把自己淹没。面对这种形势，他们自然是寝食难安，时间长了，难免出现各种免疫力下降的病态表象，十有八九脸色萎黄、双目充血、嗓子嘶哑、嘴角爆疮。

这天中午那四个前来民德路状元桥畔“逍遥阁”参加一个饭局的“国防部保密局”江西站(内部又称南昌站)特务，就处于这么一种明显的亚健康状态。这四个特务年岁相仿，都在二十五岁左右，分别是司马成、施锦俊、王伯骏、何思富，供职于“保密局”江西站下辖的情报科、行动科。

他们都是天津人，其中两个以前还是中学同学。抗战期间，这四人自发相约进行地下反日活动，引起天津地区“军统”特务组织的注意，经过秘密考察，将他们发展为“军统”特务。抗战胜利后，“军统”奉蒋介石之命搞“复员”，大量裁撤人员，不过这四人并不在裁减名单之内。他们都是年轻人，受教育程度高(加入“军统”前都是高二、高三学生)，还会英语底子，故被“军统”送往美国接受特工训练。等到他们从训练班结业返回国内，戴笠空难殒命，“军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由毛人凤出任局长。“保密局”人事处把他们四个分配到江西站，军衔也晋升一级。

蒋介石和戴笠

转眼到了1949年，平津战役结束，天津成为解放区。司马成、施锦俊、王伯骏、何思富的家人都在津门，均意识到今后不大可能再跟家人见面了，遂动起了去海外的脑筋。

“保密局”江西站的特务十有八九都是江西人，排外现象较为普遍，这四位在南昌的日子并不好过。这时，传来“保密局”局本部机关迁往广州的消息，并在为败退台湾做准备。四人便商议趁此机会打报告要求调往广州，争取跟着“保密局”本部一起去台北。从眼前来说，这么做可以摆脱江西站内部赣籍同僚的排挤;从长远来说，则可避免被上级留在大陆潜伏成为炮灰。

抗战期间，这四位都有过真刀真枪的实战经历，同时又是留过洋开过眼界的海归，脑子活络，非一向窝在国内偏僻角落里的老表同僚可比，一番商量下来，决定绕开江西站，直接向广州“保密局”本部毛人凤局长打请调报告。

这份四人联名的报告是春节后以挂号信的方式寄往广州的。他们担心被截下，没直接寄往“保密局”，而是寄给了美国驻广州领事馆二等特别秘书帕克中校，请帕克中校转交毛人凤。帕克中校是海军情报军官出身，当年司马成等人在美国接受训练时，曾听过帕克中校的课，故而他们在随信寄出的便函中恭称帕克为“尊敬的老师”。

帕克中校收到这封信后，没耽搁时间，马上就通过机要件转给毛人凤了，还往江西站打了个电话告知司马成。当时司马成挺激动，回去跟另外三位一说，大家都觉得有戏。谁知往后就没下文了，广州局本部那边一直没有消息。

就在这四位以为这件事“黄”了的时候，昨晚，在站内值夜班的施锦俊忽然接到江西站人事科长黄耕道的电话，通知他们四人今天中午11时前往民德路状元桥畔“逍遥阁”2号包房，跟来自广州“保密局”本部的陆长官见面。

黄耕道长相和善，性格却正相反，平时别说见到施锦俊这样的下级了，就是与级别不相上下的同僚在走廊、楼梯相遇，也是鼻孔朝天。可这次电话通知施锦俊时，语气却是明显客气，没摆出公事公办的架势直呼全名，而是亲切地称呼施锦俊的表字“元辅”。施锦俊由此判断，他们的请调报告多半是被局本部批准了。司马成、施锦俊、王伯骏、何思富四人就是怀着这种充满希望的心情，进入“逍遥阁”二楼2号包房的。

面对包房门的首席位置，端坐着一个个子瘦小的中年男子，看上去浑身透着一股机警果敢的特质，一双眼睛精光毕露，就像一下子可以把目标的里里外外都彻底扫描清楚。这应该就是从广州过来的“保密局”本部的陆长官了。出乎意料的是，包房里除了那位陆长官，江西站的人事科长黄耕道竟然也在座。

黄耕道起身作介绍:“这是局本部过来公干的特派督察陆长官;长官，他们四位就是您点名召见的本站同志司马成、施锦俊、王伯骏、何思富，司马、小施、小王是搞行动的，小何是搞情报的，他们都曾在美国受过训练。”

司马成等人站成一排，齐崭崭敬礼:“长官请指示!”

陆长官站起来还礼:“四位同志，鄙人姓陆，名大洛，奉局本部命令前来公干，这个咱们一会儿再聊。黄科长，你先跟他们说说。”

黄耕道点头哈腰说声“是”，然后向司马成等人宣布:“根据局本部人事处电令，即日起，司马成、施锦俊、王伯骏、何思富四位同志调离‘保密局’江西站，关系划归局本部，此令!”

四个特务又是“咔”的一个立正，异口同声:“遵命!”

宣布了调令，黄耕道跟司马成等人一一握手，说了几句勉励的话，然后离开了包房。

陆大洛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四位请坐!”四人刚坐下，跑堂叩门而入送上酒菜。陆大洛给四个小特务斟酒，举杯邀饮。

在司马成等人看来，这是他们参加特务组织以来见过的最平易近人的一位长官，他始终谦称“鄙人”。

陆大洛是江西抚州人氏，早年投考江苏师专被录取，求学期间由一位沾亲带故的同乡介绍给了戴笠，辍学加入“复兴社特务处”，也就是“军统”的前身。他受长官“关怀”、“团体”栽培，先后干过情报特工、行动特工，抗战期间还曾打入汪伪特工组织，算是经过了生死历练。抗战胜利后，他的军衔已晋升至上校，目前在“保密局”新近成立的“局办三组”担任组长。

一番自我介绍后，陆大洛进入正题。他首先解释，司马成等四人通过美国驻广州领事馆帕克中校转呈局本部人事处的请调报告早已收到，之所以没有及时回复，倒并非人事处没把这封请调函当回事。

人事处翻阅了四人的档案，发现他们在内地都有家庭，而且全是津门地面上的殷实人家;加之当初他们参加“军统”时，尚处于沦陷时期，是秘密履行的手续，不为外界所知。如今“党国”风雨飘摇，如同一艘正面临灭顶之灾的巨轮，若是四人来个不辞而别，打算趁巨轮还没沉没的当儿和“保密局”撇清干系，悄悄返回在中共手上的天津，过一份滋润日子应该也不犯难。

最近这段日子，这样的情况“保密局”内部确实已经发生了，并且还在继续发生。不过“军统”虽然已经易名“保密局”，但当年戴先生立下的“家规”，毛人凤局长依然在忠实地沿袭执行，对于如何对付这些不辞而别的背叛“团体”者，“保密局”向来是不缺手段的。

话又说回来，形势比人强。即使保密局拥有唐僧对付孙悟空那样的“紧箍咒”来对付“叛徒”，在目前这种形势下，也没有念咒的时间和精力。从理论上来说，“家规”当然是可以执行的，但眼下的确顾不上，至少对那些背叛“团体”的下级军官来说是如此。那就只能留待今后视情处理了。这个“情”，就是“情势”是随形势而变的。

那么，现在的形势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是共军占上风。若要恢复到抗战以前“党国”一统天下的局面，即使有美国政府全力襄助，只怕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因此，这笔账只能暂且记下来，待“光复”之后再秋后算账。这一点，只要是在“保密局”从事过秘密工作的特工人员都是心知肚明的。

而司马成等四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明知此刻趁机脱离“团体”，可以安全返回家乡过安分日子，却没动私自跑路的念头，而是联名向局本部打了这么一份报告，请求调往广州，继续为“党国”效力，也算是难能可贵。因此，人事处破例将这四人的报告呈送局长毛人凤，毛人凤大受感动，亲笔签批。

于是，就有了今天这一幕。

陆大洛笑眯眯地对司马成等四人说:“恭喜各位，局座不但批准了你们的请调报告，还给了你们一个晋升军衔的机会。这个机会同时也是个机密，跟南昌有关，但‘保密局’江西站从寻常特工至站长都不知情……”

那么，这个机密是什么呢?

第二章“截和”计划

三天前，已经迁往广州的“保密局”情报处的两个小特务在执行日常例行巡查任务时，盯上了一个刚下飞机的商人模样的男子。在他俩眼里，这个商人横看竖看都像是共产党的秘密交通员，遂决定将其截留下来盘问一番再说。反正即使弄错了，也没人追究他们的什么责任，放了就是。

没想到还真让他俩撞上了，截留之后一搜查，在其行李中的一罐上海生产的“宝宝牌”奶粉里发现了一份密写情报。这个被扣的家伙自称“国防部二厅”的秘密交通员，跟两个特务是“自己人”。可是，这人拿不出派司，也不能提供同样已经迁到广州办公的“国防部二厅”的证明人，他是“二厅”上海站招募的特工，此次受命前来广州，向“二厅”总部递交一份紧急情报。

至于随身没有带派司，他也有解释。他离开上海后先去了合肥，这份情报是在合肥由上线交到他手里的。而合肥早在今年1月间就落入共党之手，他不能携带派司。现在被“保密局”同行截留，想证明身份也不难。上海不是还在“党国”手里嘛，请二位通过“保密局”上海站跟“二厅”上海站联系一下就是了。

两个小特务当然不会轻易相信他的话，按照平时处理此类情况的流程，先把这个“自己人”关进临时羁押室，然后向上司报告。上司对此早就习以为常，其他放在一边，先检查一下这份情报再说。

表面上看，这是一封在外谋生的儿子向家乡父母大人报平安的信件，再寻常不过。可是，这么一封普通的家信，为何要藏在密封的奶粉罐里?而且这密封工艺严丝合缝，外表不留一丝痕迹，显然是在生产线上做的手脚。这番操作需要打通奶粉厂的关节，进到车间里才能完成，还不是一般的小小周折哩!这封寻常家书背后肯定有名堂，估计是经过密写处理的，那就需要特检科帮忙解密了。

抗战期间，“军统”在重庆设立了一个特检处，其职责之一就是对往来邮件进行检查，据说“颇有成果”。抗战胜利后，“军统”奉命压缩编制，裁减特务，不久又改组为“保密局”，原特检处就缩减为特检科。该科拥有当时国内最先进的特检器材和化学试剂(由美国情报机关提供)，有一批在邮件检查方面经验丰富的特务(在美国受训)，奶粉罐里的这封信函经过特检科专家的一番检验，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这个真面目使情报处大为吃惊，不敢擅自处置，随即报送到局长毛人凤的案头。

这是“国防部二厅”潜伏在中共华东军区内部的一名代号“黑巴黎”的特务向“二厅”厅长郑介民呈送的一份绝密情报，内容是:中共原山东军区(此时已合并为华东军区)那个被称为“千公子”的正旅级情报员千秋钧在隐迹一段时间后，将重新出来活动。据可靠消息，此人化名“老舅”，已于日前奉命秘密离开华东军区情报部驻地临沂，潜赴南昌执行一项由共党华东军区首长陈毅亲自布置的特别行动，该行动代号为“碎石”，内容不详。

毛人凤看到这份情报后，不由倒抽一口冷气:这个郑介民不简单啊!居然能搞到这样的情报，接着转念一想，这份情报既然落到我手里，何不为我所用，由“保密局”方面在南昌设一个套，布一张网，把这个化名“老舅”的“千公子”一举擒获，这可是一桩大功劳啊!

由于历史原因，国民党的谍报系统派系众多，光是中央级的就有“保密局”、“二厅”、“党通局”和海军、空军的情报机构，另外还有什么心战总队、单列的特别行动纵队、特情纵队、潜伏委员会、策反研究院等等，以及一些以阿拉伯数字为代号的独立特务部门。

这些机构各有各的职责，比如由郑介民执掌的“国防部二厅”，就是专门从事中共军队以及跟军方有关的情报刺探、反间谍和破坏活动的。根据蒋介石再三强调的“分工规矩”，一般情况下，各特务机构不能越界操作，免得因策略、步调不一致打草惊蛇，导致行动失利，甚至造成误会，出现“自己人斗自己人”的情况。

抗战时期，“二厅”的全称是“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第二厅”，抗战胜利后，其简称“二厅”没变，但全称已经改为“中华民国国防部第二厅”，由郑介民执掌。郑介民之于“军统”的掌门人戴笠相比略逊一筹，但跟如今的“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相比，那毛局长就经常有一种“脱了毛的凤凰不如鸡”的危机感了。毛人凤一直很在乎“保密局”和“二厅”两家的工作业绩孰高孰低，此刻，他逮到了一个立功的机会，而且可以做得神不知鬼不觉，自然而然要玩一手“截和”了。

于是，毛人凤下令:将那个被捕者单独关押于“保密局”本部直属看守所，昼夜看守，不准他跟任何人接触，一日三餐都须由看守所特务自己送。几时释放，视“截和”效果如何而定。

然后，毛人凤就要考虑该派何人前往南昌负责这桩活儿了。思来想去，最后决定派新任“局办三组”上校组长陆大洛前往南昌。这桩差使有点儿急，毛人凤想到就做，当下就把陆大洛召来，把一应情况作了交代，还从保险柜里取出从“二厅”交通员那里截下来的情报原件让陆大洛看了。然后，就要听听陆大洛的想法。

陆大洛是“复兴社”时期的老特工，情报、行动、特检都干过，抗战后期还曾被派往上海代理过三个月的“军统”在华东地区唯一的一个情报中转站的站长，对于地下交通这块业务也有接触。所以，这次“保密局”组建工作职能集情报、行动、特检、交通于一体的机动单位“局办三组”，毛人凤根本没考虑其他人选，指定陆大洛担任组长。

当下，陆大洛思忖片刻，谈了自己的工作思路——

出于安全考虑，陆大洛自己组建一个“特别行动小组”，简称“特行组”，自己担任组长，助手柏可倚少校担任副组长。至于组员，正好有可用之人，后面再说。

至于“老舅”执行的到底是什么任务，陆大洛根据当前的局势估计，十有八九是策反“党国”的高官。当然了，是否真的如此，只有把“老舅”抓住之后才能弄清楚。但这并非“特行组”的主要任务，甚至根本不必作为一桩任务来对待。换句话说，抓到人就行。如果抓捕“老舅”是上边安排给“保密局”的任务，那自然是既要抓人，更要弄清其身负什么任务，以便继续扩大战果。可眼下“保密局”干的事属于“截和”，是横插一杠子，万一已经跟上边通过气了，“保密局”不知深浅插手瞎折腾，万一出现差池就麻烦了，得需要有人背锅。而“江西站”正好有四个人向局本部上书要求调到广州，陆大洛查阅过他们四人的档案，有实战经验，而且熟悉当地情况，可以利用。万一情况不对，可以把他们抛出去，只说是“江西站”的事，跟局本部无关。

前不久，“保密局”江西站破坏了中共华东军区在南昌的一个潜伏情报点。陆大洛看过“江西站”上报局本部的情况报告，搜到了两部已被当场毁损的收发报机，击毙了一名持枪顽抗的共党特工。这是中共华东军区在南昌唯一有秘密电台的潜伏情报点，没有了电台，中共情报组织只能依靠地下交通和邮寄等原始方式传递信息，这将大大降低他们的工作效率。

“保密局”江西站的这次行动，毛人凤是知道的。接到江西站的报告后，他当即指令江西站今后务必加强南昌地区的特检工作，严密控制水陆空交通，卡住中共华东军区向南昌运送电台的通道。据江西站报称，他们严格执行局座的上述命令，和特检科赣站精诚合作密切配合，牢牢地把住了入赣的口子。

正是因此，这次中共华东军区派遣王牌谍报员“老舅”赴赣的信息，其在南昌已经重组的谍报点只能通过比较原始的传递方式(交通员或邮寄)获取。根据截获的“二厅”那份情报的时间判断，华东军区情报部向南昌传递的信息应该还在途中，从中共华东军区情报部驻地山东临沂到南昌，直线距离不过千里，但其间解放区和“国统区”犬牙交错，国共双方的查控重重叠叠，为避免发生意外，通常的安全做法是舍近求远，辗转绕道，那就比较耽误时间了。

陆大洛打算今天下午就飞赴南昌，抵达后立刻跟“保密局”江西站和特检科赣站接触，争取抢在共党在南昌的地下组织接应之前，先把“老舅”如何潜入南昌的情况查摸到，然后再设计捕拿。

毛人凤听后十分满意，让陆大洛立即行动。当天傍晚，陆大洛与助手柏可倚搭乘空军的一架运输机飞抵南昌。下飞机后，陆大洛就在机场与南昌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副大队长、他的表弟关胜新通了个电话。关胜新的另一个身份是“保密局”特务。他在抗战初期加入“军统”当特工时，介绍人兼担保人就是表哥陆大洛。

关胜新听说陆大洛突然来赣，立即派人把陆大洛、柏可倚接到南昌警备司令部内部招待所安顿下来，即让伙房准备了一桌酒菜为表哥接风。席间，陆大洛随口提及江西站破获的中共潜伏情报点，关胜新果然知晓，而且在该案发生前他就有点儿数了——

“保密局”江西站站长、关胜新加入“军统”伊始的带教老师曹达健以私人关系给他打电话，希望在不惊动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其他军官的前提下，悄悄派几名精干特务过去协助江西站搞一次行动。

行动结束后，曹站长自是要请关胜新吃饭，还有礼品赠送，以示感谢。案子已经破了，也就没什么可保密的了，席间，曹站长和几个陪客特务不再避讳谈及案情，因而关胜新对此案的了解程度不亚于直接参与。

当下，关胜新把自己知道的情况跟陆大洛说了说，他还告诉表哥，据江西站侦查，华东军区在南昌很有可能还有一个临时备用联络点，这个联络点应该比较简陋，估测大概位置在绳金塔、十字街一带。江西站原本打算顺藤摸瓜扩大战果，把这个备用联络点一起端了，可执行跟踪任务的特务不慎露出了马脚，引起了对方的警觉，江西站不得不仓促动手，这条线索也就断了。

陆大洛当即决定:“特行组”就盯着这根断掉的线头开展对“老舅”的调查。连陆大洛自己都没想到，这一查，竟然就像是“天上掉馅饼”一般撞上了大运!

第三章广告和暗语

当天午夜，“保密局”特检科赣站站长金梦秋刚刚入睡，就被陆大洛的一个电话惊醒。“复兴社”特务出身的陆大洛在“军统”算得上老资格，抗战时他又是“军统”特检处的创始人之一，若论职业辈分，金站长是陆大洛的徒弟。金梦秋不敢息慢，恭称“长官”。

陆大洛说:“我就在贵府旁边‘泰康公司’的门房，想登门拜访你呐!”

金梦秋一听陆大洛不在广州局本部，而是已经在南昌自己家门口了，料想定有紧急公事。当下连忙穿衣起床，下楼唤醒勤务兵，让去开门迎接贵客。

主客见面，寒暄几句，陆大洛说:“此次奉局座之命飞临南昌，是为执行一项绝密任务。特检科赣站现在要做的就是全力配合我率领的‘特行组’，具体做法很简单，按照指定的邮检区域分批将所有邮件交由‘特行组’检查，赣站人员暂时委屈一下，给‘特行组’做助手。金站长你看行不行?”金梦秋当即一口答应:“这还不简单?只是不知这工作几时开始?”

“今天下半夜外埠邮件运抵南昌后，你的人就赶过去，邮局员工在分拣邮件时，我指定区域的所有邮件一律暂时不盖落地戳，转由‘特行组’直接进行邮检，待检查过后再盖戳。”

要说陆大洛还真是一个对工作兢兢业业的主儿。他从金宅告辞后，返回“特行组”驻地，只睡了三个小时，就起来让助手柏可倚唤醒司马成、施锦俊、王伯骏、何思富，六人驱车前往南昌市邮局分拣中心，在特检科赣站邮检特务的配合下，对他指定的以绳金塔、十字街为中心那一带区域的邮件进行检查。陆大洛放下上校军官的身架，承担头道邮检工序开拆信件。

对于特检科的特务来说，开拆信件是一桩技术活儿。特工教程规定，承担这项任务的操作者必须把经手开拆的每一封信件都当作“疑似情报”来对待。比如此刻，他们指望通过特检手段发现与“老舅”相关的信件——中共华东军区情报部与潜伏在南昌的谍报人员联系的密札，一旦发现，在破译成功拍照留证后，还要将其原封不动复原，盖上邮政落地戳，让邮局通过正常渠道经邮差之手送达收信人。而共党谍报人员在收到这么一封信件后，从外观到里面的信纸，都须进行一番精细检查，确认该函在邮途中没有被特检科拆开过，这才最终认可该密札的内容，并付诸实施。

“特行组”处心积虑想觅得的关于“老舅”的线索，也只有靠这密札方才有希望。如果运气再好一点儿，不但发现了密札，而且根据里面的内容分析出“老舅”抵达南昌后的接头地址，那陆大洛的运气就差不多要高到天花板了。陆大洛是特检这一行的专家，精晓每道检查工序的操作诀窍，深知这一行的重要性，干脆自己赤膊上阵了。当晚，一番操作结束，耗时三个多钟点。至于收获嘛，为零!

次日，4月29日，下半夜一伙人接着干，因为邮件多，工作时间延长了一个半小时，还是零收获。从“保密局”江西站调来的司马成、施锦俊、王伯骏、何思富从来没干过邮检工作，初时劲头十足，但时间一长就觉得枯燥无趣了，不过没别的办法，只有撑下去，而且还不能有任何差错。有陆长官在旁边一边带头干活一边督战，一旦出现漏检，那下一秒钟绝对有人要倒霉!

第三天下半夜，这四位照旧被柏可倚从床上唤起，去老地方干活儿。这回“特行组”的运气终于来了，发现了一封疑似密札!

由于陆长官在场，一干特务都表现得很认真。陆大洛拆开每封信件后，由柏可倚等其余特务分别做往下的工作:用蘸了美国生产的密写显影剂的棉花签在信件的正反面和信封上小心翼翼地涂拭，再放到专用的荧光灯下照射，用高倍放大镜进行检视，如确认受检物只是一封正常的信件，就移送特检科赣站的特务手里，恢复原状，放入信封，盖上落地戳。

线索是在一封来自上海的信件中发现的。当时上海还在国民党控制下，这封信的寄件人是民国年间闻名全国的四大百货公司之一“先施公司”，收件人是南昌市十字街77号“华康公寓”一个名叫梁培润的市民，信封里装的东西也很寻常，不过是一份很推销进口玻璃丝女袜的普通商业广告，这是三四十年代风靡全球的时尚女性用品。特务照例在信封和内装的那张花花绿绿的广告纸上涂拭密写显影剂，然后用具有热敏效果的荧光灯照射，突然发现广告纸上的空白处显现出密密麻麻的字迹，包括中英文和阿拉伯数字。

陆大洛大喜:“行了!就是它了!”

不过，这些中英文和阿拉伯数字连起来并不能读通，显然是密码或暗语。陆大洛的特长是行动和特检，于破译密码却是外行。但只要发现了线索，往下都好办。他随即向广州拍发了一份加密急电，向毛人凤报告这个激动人心的发现，要求联系空军，派专机载密码专家来南昌协助。

天明时分，陆大洛收到了广州回电，说已调派正在上海休假的“保密局”头号密码破译专家钱瘦君专飞南昌，协助“特行组”解决面临的难题。中午，钱瘦君飞抵南昌。这位专家果真是大忙人，他前脚抵达上海江湾机场，刚刚登上空军飞机，就接到局本部指令，让他在完成南昌这边的破译后，搭乘同一架飞机飞赴福州，协助“保密局”福建站破译一份中共地下情报组织的专用密码。

军机在南昌落地，钱瘦君跟前去接站的陆大洛见面，寒暄几句，得知陆大洛随身带着那封密札的照片，遂对陆大洛说:“既然如此，我就不去市区了，咱们就在机场找一间空办公室把问题解决了就是。”

这似乎有点儿过于神乎其神了，陆大洛半信半疑，却不敢表现出来一他跟钱瘦君同在局本部工作，听说过这人的脾气超级古怪，而且此公并非“保密局”在编特工，而是高级编外雇员。他长期在美国生活，抗战胜利后次年，才辞去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职位回到国内。原本是为安度晚年的，不料让“保密局”和“二厅”得知，自然是争抢着礼聘，毛人凤抢先一步，得以遂愿。

钱瘦君果然了得，只用了两个小时，就把密札给破译了。陆大洛终于弄明白了密札的内容——

中共华东军区情报部指派前来南昌的那个谍报人员果然是“老舅”，他受命执行的这项行动代号“碎石”，其意不明。之前，华东军区情报部已密令其在南昌的情报点调查“碎石行动”的工作对象，南昌这边的中共潜伏人员也已基本完成了调查。就在这当儿，该情报点遭到“保密局”江西站的破坏，一人死亡，工作电台和备用电台均毁。不过，该情报点的其他人员安然无恙，只是暂时停止了工作。

华东军区情报部在这封商业广告上，使用暗语发出指令，命驻赣情报单位重新启动之前已经停止的“碎石行动”，指派专人与即将抵赣的“老舅”接头，该同志临时划归“老舅”领导，作为“老舅”的助手,协助执行“碎石行动”。至于接头地点、暗号等，密札中并未显示，只说“启用09备用接头方式，来人届时穿米黄色细帆布猎装，手持上一天的《中央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