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干部因病住院，意外发现医院隐藏可疑人员，院长竟是潜伏特务

为配合解放军渡江南下，党中央决定，从老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随军南下到新解放的地区工作。根据鲁中南第六地委（后改为滨海地委）指示，莒南县抽调90余名干部，组成一整套县级、七套区级班子，还配备了一个武装班和几名炊事人员，共一百多人随军南下。莒南县学（县委党校）负责人李秉铨也属于南下干部之列。

1949年春节后第二天，全体南下干部都奔赴县委驻地十字路镇，参加南下干部欢送大会。

欢送大会在十字路镇老戏楼召开，县委书记庞夫力主持了大会，县长高凤林作了动员报告，县委组织部长徐迅宣布了南下干部建制：葛仲昌任中队长，严汝京任副中队长，王黎山任指导员，李秉铨任副指导员，并由以上四位同志组成临时党支部，由王黎山任书记。

中队下分八个班，另有些同志编入滨海区南下干部大队部，充实地委机关。

会议结束后，南下干部背起背包和干粮袋，炊事员同志挑起了行军大锅，在数千名干部群众的夹道欢送中，告别了家乡和亲人，踏上了南下的征程。

经过三天的行军，南下中队到达了新沂（新安镇），与先后到达的滨海区各县南下中队合编成一个大队，由大队长刘鸿若、政委杨心培带领，乘上货运列车到达华东局驻地临城某地，进行集中整训。莒南南下中队被编为南下干部纵队第一支队第六大队第五中队。

在临城，大家听取了多次报告，学习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文章和新解放区的工作政策、入城守则、约法三章等，听取了有关同志介绍的江南风土人情。临城整训，虽只有十多天的时间，但它好似南下征程上的加油站，上足了劲。同志们穿上新发的军装个个精神焕发，斗志昂扬。

2月下旬，南下大队从临城乘火车返回新沂，沿京杭运河公路徒步向南挺进。

第五中队中队由副中队长严汝京带一班人当尖兵，先行到达宿营地，找住房，筹粮草，病号和女同志由李秉铨带领，随中队后紧跟，每天可稍迟些时间到宿营地。一路行军，很少有菜吃，喝的是汪塘水或河水。有些女同志不习惯喝河汪水，忍着干渴行军。

3月20日前后，途经沭阳、淮阴、淮安、宝应、高邮等城镇，到达扬州北部郭庄住下，休整待命。在这里，大家学习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等重要文件。同志们个个摩拳擦掌，一致向上级领导写请战书，表决心，早日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4月21日，我百万雄狮过大江。 23日，我军解放了南京。南京解放的第三天晚上，第五中队起程尾随渡江战役的东路野战军，经扬州乘拖轮渡过了长江。

过江后，天黑路滑，阴雨不止，衣服行李都淋湿了，浑身冻得打哆嗦，都在想如果到达镇江住休一天该多好呀！但当时敌情不允许，英国、美国的军舰还在长江中游弋，白天还有国民党军的飞机跟随我们轰炸扫射。在沿江城市是绝对不能停留的，而且更加快了行军速度。许多同志滑倒在泥水里爬起来继续赶路，连小脚的女同志也都紧紧跟上不掉队。

从下午六时起程，渡江后一直走到第二天上午八时多，行程130余华里，到达新丰火车站以西10余华里的农村才宿营。百余名同志，没有一个掉队的，也没有一个叫苦叫累的，表现了莒南南下干部高度的思想觉悟和顽强的革命意志。

休整了几天，苏州、杭州相继解放。第五中队接到上级通知，先乘火车到达苏州，再乘民船从水路去杭州。队伍从苏州西北郊外农村出发，雇用一艘满载石子的民船，逆水行进。一路上好似老牛拉破车，大家只好轮流用绳拉船缓慢前进。

5月15日，六大队到达杭州市区的拱宸桥宿营待命。在这里听取了谭震林等首长的形势任务报告，明确了六大队（滨海干部）的任务是接管浙东台州地区。

5月下旬，大家离开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称的杭州城，起程向台州地区行进。杭州军管会发给六大队20多匹缴获的战马。大队决定这20多匹马暂集中使用，组成一个骑兵排，作为向台州进军的尖兵。

大队其余人员乘坐25辆汽车到达上虞县曹娥江边，因江桥被国民党军炸掉，汽车不能过江，即由临时骑兵排和警卫连开路，全大队一千余人浩浩荡荡，越山涉水，经过上虞、新昌、嵊县，向台州地区的天台县城行进。

此时，天台县城已被我党浙东工委领导下的浙东游击队解放了。浙东工委、浙东游击队在几十里的沿途贴满了“欢迎解放大军到天台！”“解放大军到天台，人民出地狱”等标语口号，并设立了很多茶水站，组织群众夹道欢迎南下队伍。六大队到达天台县城和浙东工委、浙东游击队会师了。

由于长途跋涉的艰苦生活，加上南方天气多雨潮湿，许多同志受了风湿，身上起了疥疮，发烧化脓。李秉铨也病了。领导利用待命休息的几天，把伤病人员送进天台卫生院治疗。

该院是一幢两层木结构的楼房，生病的南下干部住在二楼外间通铺上。大家发现里间门平常锁着，开饭时间开锁向里面送饭菜，时有进出的可疑人员。

李秉铨冒险进去一看，发现有十几个人隐藏在内，自称是国民党八十九军逃散人员，住在朋友家准备返乡，有的自说是河北省人。李秉铨立即把此情况书面报告给中队部。王黎山同志又把这一报告转给了天台县政府。

原来，那位卫生院长是披着医生外衣的国民党特务，窝藏的也是国民党特务。不久，就被破获镇压了。李秉铨和季玉芳在此住了三天院，头一天对大腿上的疥毒开刀放了脓，第三天伤口还流血水即归队了。

天台会师后不几天，五中队被分配去接管黄岩县。浙东工委副书记、游击队改委、台州地委组织部长王槐秋同志带五中队和日照中队去分别接管黄岩县、温岭县。这时，地委在人事安排上作了调整，葛仲昌被调到三门县任县委书记，原赣榆县的曹子觉调到莒南队准备去黄岩任县长。

黄岩县位于风景秀丽的雁荡山北部，是一个物产丰富当时就有50多万人口的大县，东部靠海是一片肥沃的平原地带，既有丰富的水产，又是盛产大米的谷仓；西部山区盛产木材和山珍；中部是全国闻名的黄岩蜜桔集中产地；境内水陆交通方便。在南下干部来到之前，浙南地下党和游击队已建立了黄乐边区县政府，国民党黄岩县县长和县自卫总队长率领官兵逮捕了反动的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等头目，向浙南游击纵队投诚，浙南游击纵队和黄乐边区县政府已进入黄岩城。

王槐秋带领第五中队的南下干部于1949年6月15日到达黄岩县城，受到浙南游击纵队部分官兵、黄乐边区县政府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欢迎。

到达黄岩城后，根据中共台州地委指示，王槐秋部长宣布撤消黄乐县，成立黄岩县委；王黎山任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曹子觉任县长，李秉铨任组织部长，温其彬任宣传部长，严汝京任民运部长，上述五人组成中共黄岩县委员会。县委五个委员分工负责联系帮助一至二个区的工作，以便上下情况及时通达。

派至各区的干部也立即到了工作岗位，开始了接管工作。同时，陆续吸收了200多名有文化的青年学生参加工作，充实县、区工作机构。浙南游击纵队调离时，留下一个武装排，作为建立县大队的基础。地委又派来一批部队营连干部做骨干，迅速建立起县大队和区中队。主力军六十二师进驻黄岩后，为支援加强地方工作，多数乡都派驻一支六至七人的武装工作队。队长任乡长，全面接管和加强了乡政府工作。

黄岩县形势非常复杂，斗争任务十分艰巨。国民党军队溃败后，一部分散兵在全县各地和地主恶霸武装结合，经常在黑夜袭击我政权机关。南下干部人少，又分散在各区乡，人生地疏，言语不通，水土不服，蚊叮虫咬，再加一路奔波劳累，许多同志病倒了。但是，大家都不畏艰险和困难，以极大的毅力工作着。

当时的中心任务是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县委分工让李秉铨负责联系帮助黄岩西部的头陀、乌岩两个区的工作。

8、9月间，他来到乌岩区。一天，接到通知，有野战军六十二师一部从金华经乌岩向黄岩、温岭进军，要他们去乌岩镇迎接。

第二天上午，李秉铨和区委书记李生、副书记张再水、区长顾洪献等同志，带领刚建立的区中队和民兵数十人，从小坑村出发去迎接解放军。行至乌岩镇外，发观土匪王明球部已占领了乌岩镇南山制高点和村外碉堡，正在村内抢粮。他们当即和这伙政治土匪展开了激战。战斗近三个小时，击退了这股土匪。傍晚时，解放军到达鸟岩宿营。

11月上旬，李秉铨在头陀区帮助工作。当时区委书记刘世成正发疟疾，仍坚持工作。

一天，李秉铨和刘世成、文芹三人来到临古乡的临古村，乡干部告知这里晚上常有土匪活动。当夜三人轮流在房门口一块石板旁站岗。深夜二时许，文芹值岗看到一个阴影走到近前，喊问了一声：“谁！”敌人即开枪，文芹同志也开枪回击。

李秉铨被枪声惊醒，迅速起床到楼下，文芹、刘世成正与敌人枪战。因夜黑能见度很低，三人分别以石板墙为掩体，以冷枪还击敌人。战斗至拂晓，他们用加拿大手枪和驳壳枪分别向敌人的火力点猛烈连发射击，压倒了敌人的火力，敌向江北逃窜了。这一战，三个南下干部用两支步枪、三支短枪，坚持战斗三个多小时，击退了数倍于己的敌人。

经过八个半月的剿匪反霸斗争，基本消灭了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和土匪武装，稳定了黄岩县的局势，为开展新解放区的各项工作打下了基础。南下干部张成华、孙家礼、黄中献等六位武装工作队员，在剿匪反霸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莒南南下干部为黄岩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为莒南和黄岩人民架起友谊之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