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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编辑：念辞欤

前言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一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关露，用她的笔和智慧为国家做出了不为人知的牺牲。1939年她放弃了光鲜亮丽的生活，选择潜伏于敌营，承担起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她的生活自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的名誉，她的爱情，甚至她的精神健康，都在这场无声的战争中受到了极大的考验。

她的故事是一首悲壮的诗，是一幕心碎的戏。在43年的漫长岁月里，关露到底承受了怎样的苦难？她的内心世界又是怎样的复杂与深邃？下面小辞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在20世纪初的山西右玉县，一个贫苦但充满书香的士大夫家庭迎来了一个女婴，她就是后来的关露。她的父亲是一位饱学之士，给她起名胡寿楣，希望她能像男孩一样强壮家门。然而不幸的是，当关露仅有九岁时父亲便撒手人寰，留下她和母亲以及妹妹相依为命。

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但在这样的背景下，关露的母亲展现了女性的坚韧和智慧。她不仅自己负担起家庭重担，还坚持教育两个女儿。她们的家变成了一个安静的学习天地，在那里关露和妹妹沉浸在四书五经的海洋中，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更重要的是母亲教给了她们一个宝贵的人生观念：作为女性，要在经济和思想上实现独立，才能在风浪中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一教育对关露的影响深远。1923年悲剧再次降临，积劳成疾的母亲去世了，留下16岁的关露和14岁的妹妹面对更加严峻的生活。

失去母亲后她们被迫寄居在二姨家。但二姨的观念传统且固执，认为女孩的终极目标是成家立业。不久二姨便为关露安排了一桩门当户对的婚事，对象是一位银行经理。然而关露心中有着更远大的梦想，她无法接受这种被安排的人生。

因此一天清晨，她做了一个决定性的选择：带着妹妹，离开了二姨家。这一决定，虽充满了未知和风险，却也代表了她对自由和独立的追求。关露和妹妹来到了繁华的上海，这个国际大都会为她们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在一位老乡的帮助下，她们得以暂时安定下来，并重拾了学业。

1928年，关露迎来了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她考入了国立中央大学文学系，这所学校是当时中国的学术殿堂。在这里，她不仅接触到了丰富的文学资源，还第一次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些新思想给了她全新的视角和思考，为她日后的文学创作和革命活动奠定了基础。

在大学期间，关露开始了她的文学创作。她的第一部作品《她的故乡》获得了广泛的好评，随后她又陆续创作出一系列深具影响力的作品。她的作品深刻揭示了当时社会的种种问题，尤其关注女性的处境，用笔触唤起了人们对女性自我解放的思考。她的才华和作品让她与张爱玲、潘柳黛、苏青一起被誉为“民国四大才女”。

关露的文学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尽管年纪轻轻，她的内心却充满了对国家的热爱和担忧。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的严峻时刻，关露毅然决然地加入了左翼作家的行列，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文学创作中。她用锋利的文字作为武器，痛斥那些对民族灾难视而不见，甚至谄媚投降的行为。

关露的作品中充满了爱国情怀，她笔下的“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这样慷慨激昂的诗句激励了无数人。她还翻译了国外的文学作品，如高尔基的《海燕》，以此来鼓舞国人的士气。她的《春天》一诗，则是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给予人们温暖和希望，让他们看到了战争之外的美好未来。

1930年，她以《她的故乡》为笔名，发布了自己的处女作，一部小说。这部作品以其精致的笔触和生动的描绘立即展现了她深厚的文学根基，迅速在上海文坛上声名鹊起，与张爱玲媲美，被誉为一代女诗人。

“九一八事变”之后，关露加入了左翼作家的行列，成为其核心力量之一。她用犀利的文字揭露了侵华日军的暴行，唤醒了国人的民族意识。

1932年的一天，露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不久党组织便交给了她一项艰巨而危险的使命——潜入汪伪政府内部，搜集日伪情报。党的指示中明确告诉她：“这是一项充满风险的任务，关露你可以选择退出。一旦接受你将面临名誉上的巨大风险。

经过深思熟虑，关露坚定地回应：“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我所面临的个人风险都是值得的。我愿意承担这一切。”她抵达上海后，立即联系了地下党的联络人潘汉年。

潘汉年严肃地强调了任务的重要性：“你必须深入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内部，从中搜集关键情报。” 关露毫不犹豫地回应：“我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愿意为了抗日事业和同胞们的生命安全冒一切风险。

在汪伪政权的高层中，关露与76号特工头目李士群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一次偶然的家庭聚会上，她与李士群相遇，李士群对她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胡寿楣，许久未见，近况如何？” 关露回答：“感谢关心，一切都好。不知李先生近来可好？”

李士群叹息道：“近来困扰颇多，家人需要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听闻你妹妹在国民党有一定势力，不知可否请她协助？” 关露表示将尽力协助。

在1941年的关键时刻，关露通过智慧和勇气，成功地转化了李士群。自此她成为了新四军的重要情报源，许多日军的行动计划都能被及时传递给抗日力量。在她的帮助下，不少抗日行动得以顺利进行，挽救了无数生命。

然而为了深入敌营，赢得日本人的信任，关露不得不参与了日本人组织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并在报纸上发表了众多掩人耳目的“反战”文章。这些行动让不知情的民众对她的谩骂日益增多，她的名誉和形象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1943年7月，关露的名声达到了低谷。她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在东京举行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这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她的误解和指责。虽然她的真实目的是为了传递重要情报，但大众对此一无所知，仅见其表象，将她视为叛国者。

尽管关露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但她的名誉却因此受到了极大的损害，这成为了她一生中难以磨灭的痛。

1945年日本投降后关露的处境更加艰难。她名列民国政府的锄奸名单，为了保护她和保密重要情报，组织决定让她隐匿，而不是立即澄清她的真实身份。这一决定虽然保护了她的安全，却也让她遭受了更多的误解和孤立。她深爱的人写给她绝交信，朋友和亲人的避而远之，以及路人的侮辱和攻击，都让她备受心灵折磨。

尽管潘汉年后来出面为她证明，她的生活状况有所改善，但1955年潘汉年被捕入狱后，关露又陷入了困境。她因此受到牵连，被无情地关押了两年。接着在1967年，关露再次因为被错指为“汉奸”而入狱，这一次的关押长达八年。尽管在牢房中，关露依旧坚持文学创作，她的笔触依旧敏锐，但生活的艰辛却使她饱受磨难。出狱后，她并未放弃，继续奔波呼吁，为自己正名。

直至1982年3月前，关露一直背负着“汉奸”的不名誉称号，历经四十三年的风霜变迁，她深切感受了世态炎凉。但直到1982年3月23日，当她在医院的病榻上收到了国家发出的平反决定，真相才终于浮出水面。

原来关露并非真的是汉奸，而是受到党组织的密令，深入汪伪政权和日本侵略者的内部，成为一名隐秘的间谍。她的主要任务是收集关键情报并策反敌方要员李士群。在这段漫长且艰苦的岁月中，她的联络人是廖承志和潘汉年，两人都深知她所面临的风险。

当潘汉年告诉关露，一旦成为卧底，她将彻底失去名誉时，关露坚定地表示愿意为国家牺牲。当潘汉年叮嘱她，一旦被指为汉奸，就不能辩解时，她也毅然承诺，愿意默默承受这一切。

自1939年接受密令深入敌后直至1982年历史的真相大白，关露背负着不名誉的称号整整43年。在长达八年的牢狱生活之后，关露的生活凄凉而孤独。她居住的是一个狭小、简陋的房间，只有十平方米，四壁空荡，没有任何的生活痕迹，除了一张破旧的床和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在这样的环境中，她度过了她人生的最后几年。

1982年当关露接到组织的平反报告，她的内心深处有了一丝慰藉，但这并不能消解多年累积的痛苦和孤独。在年底她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选择了以自己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

在她孤独的房间里，最后的陪伴是一个陈旧的塑料娃娃，以及一张她珍藏多年的照片，照片里是她心爱的王炳南。在照片的背面，她用颤抖的手写下了“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独我痴”，这句话是对他们爱情的概括，也是对她一生未了情愁的诉说。

关露的追悼会上，王炳南老泪纵横。他的出现，虽然晚了几十年，但他终于来到了关露的身边。这位曾经英俊潇洒的男子，现在已是双鬓斑白，满面沧桑。他深情地凝望着关露的遗像，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悔恨和痛苦。在关露的一生中，她和王炳南虽然未能共度时光，但他们的爱情却如同那张照片，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永远刻骨铭心。

在这最后的时刻，王炳南终于有机会为关露送上最后的一程，哪怕是在她已经离开人世之后。他站在她的墓前，默默地祝愿她在另一个世界能找到她所期待的光明和宁静。关露的一生，是爱与牺牲的传奇，是悲剧与坚强的象征，她的故事将会成为那个时代不朽的记忆。

关露如同皎洁的月光，即使身处遥远之地，也始终以她的光芒照亮着我们的道路，为我们指引前行的方向。她那充满磨难的一生，是为了祖国的自由和民族的胜利，默默地奉献了自己的全部，化身为最纯净的贡献。

在那段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关露作为一名女性为了她的理想与信仰，承担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重担。她的经历触动了我们的心灵，她的结局更是让我们深感惋惜。

她的一生是对信念的坚守，也是对使命的无声呐喊。在她离世之时，虽然身负污名，但她的内心终见宁静，因为她知道自己为祖国和民族所做的一切终将被世人理解和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