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理扎雅：马鸿逵对阿拉善旗的残酷压榨（上）

马鸿逵对阿拉善旗的残酷压榨（上）

达理扎雅

阿拉善旗因地处边远，自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初年)一直到一九三七年，国民党的反动势力还没有直接侵入，政治上沿袭着满清和北洋军阀时代遗留下来的封建制度；经济上除定远营(巴彦浩特)有少数中小商号、小商贩、小手工业者以及四坝(阿旗东部地区)有部分农业外，纯属游牧经济。

由于地区辽阔，交通梗塞，与外界往来很少，几乎处于闭关自守状态，这种局面到抗日战争前夕，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马鸿逵反动统治相继侵入以后，便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人民群众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生活愈趋于水深火热的境地。

一九三一年马鸿逵统治宁夏以后，不断采取高压的统治手段，进行其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对阿拉善旗的统治。军事方面：在“七七”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一九三七年秋季，国民党国防部派郑子献为阿旗军事专员，随之马鸿逵以防守阿旗为名，派马鸿宾部三十五师张海禄步兵团也驻扎到阿旗定远营，昼夜举行军事演习，修筑工事，实行军事控制。

郑子献一面在定远营明目张胆地进行特务活动，勾结暗娼李存存并拉拢地痞流氓，散布谣言，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隔阂，扰乱社会秩序。另一面与马鸿逵订立攻守同盟，暗中进行颠覆旗政权的活动，企图迫使阿旗人民俯首接受蒋马匪帮的统治，以便实行其大汉族主义政策和封建军阀统治。这些行为和阴谋，激起了阿旗人民的反抗，在人民群众的促使下，阿旗旧政权不得不作了一些抗拒准备，将旗政府库存枪枝弹药、档案和部分财物转移到牧区，以便一旦有事能与马鸿逵进行战斗。当双方戒备森严之际，马鸿逵诡计多端，提出和平谈判解决双方误解的建议，并派来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刘柏石缓和局势。

但一九三八年春旧历正月二十五日，马鸿逵却以换防名义调集大批步骑炮兵配合飞机一架向阿旗定远营突然发动武装进攻。参加进攻的部队除原驻定远营的张海禄团外，又调来宁夏省警备第一旅马宝琳部王有禄步兵团和何玉魁步兵团，配合一个骑兵营和一个炮兵营，并派马腾蛟为总指挥，分两路进攻。定远营在大军重重包围下，守城的一连阿旗保安队和行政人员以及蒙汉居民激于义愤，奋起抵抗，激战一昼夜，定远营未被攻入。但以众寡悬殊无力继续抵抗，阿旗政府不得已派员与匪军总指挥马腾蛟进行和谈。

当时马鸿逵提出两项要求，一是将定远营阿旗保安队全部解除武装，二是将札萨克达理扎雅移住银川，否则继续炮轰定远营。马鸿逵在围攻定远营的同时，由银川派骑兵两个团，突袭阿旗保安队第八中队的驻守地——亭子(在三盛公附近)，队长杨富存(现任巴盟军分区副司令员)奋勇抵抗，虽未被攻入，然因众寡悬殊，杨富存队长不得不率部撤退到阿拉善旗的北山一带。

由此也足可以证明马鸿逵的围攻定远营是他蓄意已久的阴谋活动。阿旗政府当强敌压境，兵临城下，对此无理要求，不接受也得接受。正月三十日马鸿逵将阿旗札萨克达理扎雅押往银川，软禁了八年之久。于是阿旗的定远营就变成了马鸿逵的军营，霸占民房，强拉民夫，强买强卖，全旗各族人民完全陷入马鸿逵血腥统治之中。

政治方面：紧接着军事进攻之后，马鸿逵即阴谋在定远营设置县治，并欺骗蒙古人民说：蒙古人民仍归蒙旗政府管辖，定远营的汉人由县管辖，企图第一步先形成一个旗县并存的局面。但由于蒙汉人民的坚决反对而未得逞。

以后马鸿逵又以办事处名义，于同年秋天在定远营设立了伪“宁夏省政府驻定远营办事处”，并派其心腹爪牙张朝栋、高中第等为主任，名为办事处，实际上就是变名的县治。办事处下设立各科，首先在定远营清查户口，编制保甲，填发身份证，登记壮丁，并对商号及各行业摊派苛捐杂税，进行横征暴敛。当时定远营有居民二千余户，人口七千余人，共编了八个保，一百二十个甲，后又改编为十三个保。

并设立各保联合办公处，派首席保长数人在伪办事处的指使下对人民直接地进行压榨剥削和征兵工作。马鸿逵的征兵给阿旗人民，特别是定远营人民带来了莫大的灾难和痛苦。从一九四○年秋季开始，至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先后共征兵七次，每次征兵八十名至一百余名不等；同时还经常征补逃兵，每次抓兵都秘密进行，先以军队突然将街道四面严密封锁，再派保甲长挨户搜捕，闹得居民提心吊胆，鸡犬不宁。

不幸被抓去者，父母妻子不忍分离，拉拉扯扯，痛哭流涕，见者无不心酸。经过几次征兵后，大部分青壮年都被征走，没有被征去的也不能安心生产，只好抛下父母妻子逃往他乡，流落在外；被征者，由于不堪虐待，遇有机会即行逃跑。因此马鸿逵军队中经常有大批逃兵，这使马鸿逵非常头痛，于是规定了最惨酷的惩办逃兵办法：跑一个向原地罚三个，并把家属抓去关押吊打；而逃兵本人如被追回，轻者非刑拷打，重者立即枪毙。另外对商号店员和手工业作坊的学徒也进行征兵，商号和手工业作坊主无法向其家属交代，只好出钱雇人顶替，而卖身当兵的人，大都是地痞流氓或兵痞，得钱后，一入兵营又趁机逃跑，马鸿逵再向原主要兵，如不补雇就被抓去监禁。

雇了再雇，反复压榨，使各商号和小手工业者的补兵年年月月也没有交清的日子，最后只有破产倒闭的一条路。到无兵可抓时，马鸿逵又实行以马代丁或以驼代丁的办法，向人民进行敲榨勒索，规定“以五匹马和七峰骆驼代替一个兵”，以后减少到马两匹、骆驼四峰，但骆驼需鞍具俱全；款项由保办公处同商会、农会，按营业大小向各商号及手工业作坊、农民和市居民摊派，这样先后征去骆驼约达一千余峰，马八百余匹。另外强迫旗政府以购买名义，向牧区征走马匹达两千余匹，牛五百余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