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军统内幕（34）我所知道的郑介民（七）

郑介民被人称为“老成持重”，实际上，在旧社会里，这句话几乎和“老奸巨猾”相等。

他一向怕负责，什么事都是含含糊糊，不作肯定答复。朋友托他帮忙，部下向他请示，他总是用模棱两可的语句来回答，对重大问题生怕负一点责。

而且，他更怕得罪当朝权贵，处处总是尽力忍让，很少看到他和别人硬过一下。

在和毛人凤争权夺利的斗争中，郑介民也总是暗中指使他的亲信去对付毛这一派，他自己见到毛时，总是笑容满面，从不露不愉之色。

戴笠在世时，郑介民这一套还没被人戳穿，戴死以后，许多问题要他决定，他的滑头手段便很快为人看透，下面略举数例，以概其余。

在军统缩编裁员问题上，郑一直不敢说一句话。当时，这个特务集团，不但为全国人民所厌恶，连反动派内部也有人对它不满，所以，戴笠一死，各方面就开始群起而攻之。

当时，郑介民还在北平担任军调处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他曾几次从北平回到重庆，主持军统局局务会议讨论这件事。

参加会议的大特务都希望他向各方面去疏通一下，可是，他怕别人把攻击目标转到他身上，因而，对这问题一直不作正面回答，只说些什么“过去对敌不够狠，对内不够和，所以弄成这种情况”。

他提出，今后对付共产党，不在乎人多，而是要精干一些的。实际上，他是同意裁员缩编的。

据毛人凤说，如果不是蒋介石一意袒护军统，尽力保留这个组织，连以后保密局这样的局面，都不可能存在。毛说，郑介民只是做了现成的局长，没有出过一点力。

还有，当军委会改为国防部时，决定设立一个军法局。如果戴笠在世，一定会想方设法去抢夺这个机构。

当时，毛人凤向郑建议，要把这一机构掌握过来，今后，对军统工作有很大方便，但是，郑介民没有作表示，大特务徐业道曾经亲自去找郑，请郑向蒋介石保荐他去当这个局长。

而郑也只答应先去打听一下，却不表示是否愿意保荐，徐见他没有诚意，便去找俞济时，蒋介石看到徐业道是个老军统特务，立刻批准他任军法局局长。以后，徐对郑便很不满意，背地里常说他是个“老滑头”。

戴笠在抗战时期，便大搞帮会活动，利用遍及全国深入民间的帮会组织来搞特务工作，胜利后，又用“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这样一个名义，来统一全国的帮会。

杜月笙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这个会的理监事都是帮会中的大头目，理事有：杜月笙、杨虎、杨庆山、向海潜、范绍增、张子廉、田德胜、张钫、徐为彬等。监事有：黄金荣、张树声、潘子欣、李福林、王慕沂等。

戴笠死后，由军统老特务徐为彬担任书记长，主持会务，总会设在上海，组织很庞大，当时，已成为保密局的一个有力的外围组织。

1947年，各地竞选国大代表前夕，CC派对这个组织大为不满，怕军统利用来和他们争夺选票，便由社会部出面取缔，不许它在各地进行活动。

毛人凤和徐为彬都去找过郑介民，要他向蒋介石报告，请求保留该会，郑不但不去找蒋，反而讨好陈立夫，竟决定将该会取消。

大汉奸周佛海不仅在抗日时期替军统做工作，在沦陷区打击共产党和新四军，胜利后，又替军统布置接收，勾结日军阻止新四军进入上海、南京，为军统出过不少的力。

胜利后，戴笠把周佛海和丁默邨、罗君强、杨惺华等人，都送到重庆保护起来，不受法律制裁。当时，各方面对此均表不满，舆论哗然，戴都置之不理。

郑接任后，便不愿再替周佛海等人背锅，而把他们从重庆送回南京，交由法院审办。

原来由蒋介石派到南京去和敌伪联系的唐生智，了解周佛海过去对反动派有过不少“贡献”，便找郑介民为周说话，郑却推说：“要由领袖（指蒋介石）来决定，我不能管。”

当时，保密局也有些特务向郑指出，如果把周枪决了，以后谁肯再卖力？他回答很简单：“那是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1947年2月，上海发生轰动全国的“黄金风潮案”，由于监察院已派四名监委前往彻查，蒋介石也特派郑介民去参加调查工作。

实际上，这一案件的经过，郑早已得到上海站的报告，主要是宋子文的亲信贝祖贻勾结上海金业分会理事长詹连生长期舞弊贪污而引起的。他也很清楚，这案一定要牵涉到宋子文。

但是，郑介民怕得罪宋，所以很不想去，可上海和南京的报纸上，却登出了蒋介石派他去的消息，他不得不去。

当上海站把全部情况向他仔细报告之后，他又去见过杜月笙，便立刻溜回南京，向蒋面报本案内幕，并建议不宜扩大，应早日结案，以免过多牵连。

蒋同意他的意见后，他又再度去上海，当面向军统在上海的几个大特务王新衡、刘芳雄、陶一珊等说明蒋对本案的态度。

这个案子牵涉的人很多，调查到的就有40多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信大纱号老板孙子信，竟在特务包庇下逃往香港。

而且，郑介民自始至终都抱着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态度，结果只将贝祖贻免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将中行业务局长林凤苞、副局长杨安仁和詹连生三人交上海地方法院判处徒刑。

贝祖贻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于是，这件轰动一时的大贪污舞弊案就此了结，郑既没有得罪人，暗中又得了不少的好处。

郑介民贪污敛财的手段是相当“高明”的。他自己一向假装“清廉”，他的部下谁也不敢直接向他去行贿送礼。实际上，他是一个贪污能人，自己却不经手，而由他老婆柯淑芬出面。

他装出一副怕老婆怕到极点的样子，想使人相信他是没法奈何她；万一事情发作，他又可假装完全不知而不负责任。所以，别人当面说他怕老婆，他总是笑容满面地承认，有时，还故作解嘲地说：“怕老婆有好处，可以省麻烦。”

他虽然在这个问题上大耍手段，但明眼人还是很清楚，他每天回家，看到家里的东西一天天多起来，房子新造起来，他会不明白这是从哪里来的？

抗日战争期间，他老婆经常托二厅派到国外去的一些武官、副武官代买东西，买来了照例是不给钱，变相叫人送礼。

当时，我国驻印度加尔各答领事陈质平（军统特务），是专门替戴笠采购日用奢侈品的。她也经常要陈买这样那样，买回后照例由军统局付款。

她把这些从国外买来的东西，留下自己所喜欢的以后，其余的则送到她住的重庆临江路川盐一里附近一所拍卖行去寄售，这个拍卖行存列的外国货，很多是她送去的。

当时，那些被她敲竹杠的部下，总希望让郑介民知道是自己送了礼，常有人亲自带着东西到他家里去，郑每见人挟着礼物去看他，总是借故避开，等他老婆来收礼。

像这些小搞一下的动作，郑的确没有经手过，完全由他老婆出面。戴笠死后，他没有什么顾虑了，便大搞起来，许多事他也不再假装正经，而是亲自动手。

1946年5月，军统督察室主任廖华平和我以军统财产清查委员会正副主任身份到北平清查北平办事处长马汉三所接收的敌伪物资，马交出一大堆清册。

廖向其索取原始清单核对，马初说正在整理，隔一天又说遗失了，廖坚持非要不可，两人争吵起来。

马最后有恃无恐地说：“我已送给郑先生，你向他去要。”廖和我当晚便去见郑，问他收到马送给他的原始清单没有？

事情发展到这样情况，郑不得不吞吞吐吐地说：“我见过这些东西，基本上没有出入，交多少你们就收多少吧。”

刚一出门，廖就大发牢骚说：“还清查什么？回去算了。”这笔为数达几十万银元的糊涂账，就这样马虎了事。

1946年夏天，我刚回到湖南，接到郑由北京发来的急电，叫我立即赶回重庆，因为，军统从重庆运物资到南京的木船有一只在重庆附近唐家沱沉没。这只船上装有郑岳母的棺材，漂流不知去向，他希望尽一切可能将它找回来。

当天晚上，郑的老婆又从南京打长途电话给我，在电话中大哭大吵，要我一定把她母亲棺木找到。我一面急电重庆有关方面派人沿途寻找打捞，一面连夜赶回重庆。

我于三天后回到重庆，郑岳母的棺木已由稽查处水上稽查所寻获，运回了唐家沱，我怕棺材里面进水，便叫人将捆得密密的粗麻绳解掉，将棺材盖撬开看一看。

撬开后，我看了一下，立刻又叫人照样钉好捆好，原来，那个老太婆尸体的四周，都塞满了用油纸包着的鸦片烟土。我立即关照开棺的三个勤务兵，不得乱说，并以违令坐牢来威胁，又各发100元来收买，同时，还选派了总务处一个科员，负责押运棺木去南京。

我回南京见到郑的老婆，告诉她因棺材打捞起来后怕进水而将棺盖打开，看到了里面的东西，她脸上为之一变，立刻大骂她的兄弟柯新吾，说这一定是他在胡闹。

接着，她假惺惺地叮嘱我千万不能让郑介民知道，当灵柩运到南京时，她和她兄弟到下关江边，跪迎这具装满烟土的棺材，毫无责怪她兄弟的任何表情，还送了衣料、皮鞋等给押运的特务。

同年秋，军统决定把在重庆的2000辆十轮大卡车运一部分去南京，准备与江南汽车公司合伙做运输生意，由我去上海接洽购办汽油5000大桶。

有一天，上海陆根记营造厂老板陆根泉来找我，陆根泉过去和戴笠很要好，胜利后帮同军统在上海接收，并替大特务做生意，又正在南京为军统建造办公大楼，和我的关系也很好。

陆向我提出，请求在购运汽油去重庆时，他要加购1000大桶，随同运往重庆，我说购油公文和向招商局接洽船只的公文都已写明了数量无法更改，拒绝了他的请求。

当时，西南各地汽油奇缺，由上海运去很不容易，招商局怕运汽油出事，许多机关请其拨船运油都被拒绝。

同时，军统不仅在该局有一个特务组织——警卫稽查组，并且了解该局许多黑幕，所以，交涉船只方便。

在上海购买一大桶美国汽油，只按官价付50加仑的钱，实际上，是装53加仑，按官价运输一共不到黄金一两。而运到重庆、成都等地，一大桶汽油可卖黄金二两多，是对本对利的好生意，但是，没有特权却赚不到这笔钱。

隔了两天，郑的老婆邀请我到她家去吃晚饭，陆根泉也在座。刚入座，郑介民由北平打来长途电话，她先谈了几句，便叫我去听电话。

郑在电话中说，陆根泉需要由重庆运东西去上海，要我帮助陆购汽油1000大桶，随军统所购的一同运往重庆，我当然答应照办。

第二天，我向毛人凤说明情况，把公文上的购油数字改为6500大桶。我利用这机会，为自己加了500大桶，并叫陆承认这是他要增加的。

汽油在重庆售完以后，陆和我在结账时说：“我这次是完全代人尽义务的。”郑介民一个长途电话和他老婆一顿便饭，便捞到1000多两黄金。

1947年，郑介民不顾别人议论，将军统在上海杨树浦接收的一座规模相当大的锯木厂连同地皮以极廉的价格批准由陆根泉购买。

南京天目路郑介民公馆旧址 图片来自网络

这座厂占地有好几十亩，还有自己的起卸木材的码头和仓库等，他们之间的交换条件，是陆代郑在南京北平路修建一座三层楼的花园洋房。

以上，只是举出几个我所知道的具体例子。至于郑介民做五十生日他老婆大收寿礼，平日托人做生意，说情、受贿等，实在太多，不再详谈。

他们夫妇每到上海一次，上海的特务头子们都得有所“孝敬”，郑介民上海家里的东西，连他老婆也记不清。

1947年春，几个不怕事的小偷趁他们不在上海时，竟把这个大特务头子家里的东西偷去不少。郑的老婆闻讯赶回上海，向稽查处、警察局的特务们大吵大闹，非叫破案不可，一时弄得满城风雨。

可是，当问到她究竟丢了些什么东西时，她自己也开不出清单，只说很多很多。

而此时，上海的几家小报都用花边新闻刊出“郑介民将军在沪寓所失窃”的消息。郑怕惹出麻烦，叫把所抓的嫌疑犯放了，并在报上更正，说只是丢掉几个汽车轮胎，案子已经破了。实际上，被偷的东西一直没有追回，行窃的小偷始终没有抓到一个。

在逃往台湾的时候，郑介民利用种种特权把可以带的东西都带走了，但房子却没有办法带，他老婆托人用低价卖出，结果却没有人要。

郑在送他老婆上飞机时，还当着送行的特务们，用故作镇静的口吻说：“你们去台湾过冬，等明年院子里的花一开就可以回来了。”但是没有几天，郑也依依不舍地丢下那座洋房逃出南京。

郑去台湾后，担任国家安全局局长多年，1960年，突患急病死于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