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和柳宗元首次被以简称形式并提见于刘禹锡的作品，但是直到杜牧在诗中将二人并称才使得该并称为大众熟知。

作为中唐著名的文章家，韩愈和柳宗元同朝为官，他们之间的交游往来是二人得以并称的重要条件，刘禹锡是其重要的助力者，到杜牧韩柳并称正式确立，从而开启了韩愈和柳宗元接受的新局面。

韩柳关系与韩柳并称的可能性

提起韩愈和柳宗元，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中唐的古文运动。韩愈与柳宗元等人在中唐时期集中地创作和倡导古文，尽管没有现代运动所谓的纲领、组织等，但是他们以其强大的创新力和感召力扭转了中唐文风，为古文的兴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是二人得以并称的一个重要原因。而韩愈和柳宗元在生活、文学以及道德精神等方面的相互扶持、交流、砥砺等是二人得以并称的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

韩愈，字退之，出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768）。柳宗元，字子厚，唐代宗大历八年（773）年生人。韩柳两家为世交，二人在年龄上相差五岁，又曾为同僚，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志同道合的诤友”。

韩愈与柳宗元应该在较早时候既已相识。柳宗元曾有文称：“韩会，昌黎人。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然以故多谤。至起居郎，贬官，卒。弟愈，文益奇。”

《先君石表阴先友记》韩会是其父亲的重要友人之一。又《新唐书》：“愈生三岁而孤，随伯兄会贬官岭表。”而韩会是韩愈之从兄，韩愈年幼即随从兄韩会成长。韩会与柳宗元之父柳镇乃为好友，因此早在很小的时候韩愈可能就已经结识了柳宗元。

“韩愈与柳宗元两家关系非同一般，因他们的亲人之间始于江南的友谊，使得他们的交往在贞元二年韩愈到长安应进士试之前就开始了，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韩愈于贞元八年（792）中进士第，当时知贡举的是陆贽。

而柳宗元从贞元五年（789）开始参加进士科考试，直至贞元九年（793）才中进士第，此时陆贽已入相，他任用执法严格。

户部侍郎顾少连权知贡举。尽管柳宗元的直接座主并非陆贽，但是陆贽主张广纳贤才，且陆氏虽擅骈体，却十分尊重古文家，他曾让古文家梁肃举荐人才，经梁肃举荐的韩愈、李观、崔群等古文人才后来皆陆续及第，所以柳宗元此次能够中第，与陆贽的选人方针也不无关系。

此外，柳宗元的父亲在贞元五年时，遭到陷害被贬为夔州司马，直至贞元八年陆贽出任宰相，窦参下台，柳镇才得以召回。这两件事使得柳宗元对陆贽也颇为感激称赞。

这也成为了韩柳二人的又一重要情感联系。在贞元十九年（803）冬，韩愈被授监察御史之职，其时柳宗元为监察御史里行。二人成为同僚，往来交游更加深入。

世交之情与同僚之谊使两位大家走到一起，而他们相互欣赏对方之文，称赞对方为人，则进一步加深了二人的友谊。韩愈称柳宗元：“吾友柳子厚，其人艺且贤。”《赠别元十八协律六首其三》“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

《祭柳子厚文》韩愈称赞柳宗元之才识与贤能，且能够在当时柳文并不被世所理解的情况下，独具慧眼，认识到柳文的独特之处，并推荐门人弟子阅读和学习柳文。

在《柳子厚墓志铭》中韩愈又盛赞了柳宗元“以柳易播”的行为，并再次肯定了其文学成就：“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称柳宗元的文章终究会被人理解和看到，并且能够流传下去，这在普遍追求三不朽的古代社会，是极高的评价。

在《柳州罗池庙碑》中韩愈又称柳宗元“贤而有文章”，且肯定了他在柳州的政治作为。可见在韩愈眼中，柳宗元为人贤良，有才华，有实绩，文章更可流传后世。

柳宗元赞韩愈：“若退之之才，过仆数等，尚不宜推避于仆，非其实可知。”故相假借为之辞耳。退之所敬者，司马迁、扬雄。迁于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赋，退之独未作耳，决作之，加恢奇，至他文过扬雄远甚。

《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柳宗元将韩文与汉代司马迁、扬雄的文章进行比较，认为韩愈与司马迁旗鼓相当，且远超扬雄，其称赞不可不谓不高。韩愈的《毛颖传》，很多人嗤之以鼻，而柳宗元却专门作《读韩愈所著毛颖传题后》为韩愈进行辩驳，足见他对韩愈的理解和支持，也反映出了二人的知音之情。

此外，从《天说》《与韩愈论史官书》等文章中可以窥见二人在为政之道、哲理等问题上也有探讨交流。刘禹锡有记载过三人的讨论：“昔遇夫子，聪明勇奋。常操利刃，开我混沌。子长在笔，予长在论。持矛举楯，卒不能困。时惟子厚，窜言其闲。赞词愉愉，固非颜颜。”

《祭韩吏部文》韩柳二人政治、天人关系等思想也有差异，但是君子和而不同，这并不会影响他们的交情。另外，从生活日常的分享来看，二人之交亦必真切而深厚。

如韩愈有《答柳柳州食蝦蟆》云：“虾蟆虽水居，水特变形貌。强号为蛙哈，于实无所校。居然当鼎味，岂不辱钓罩。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常惧染蛮夷，失平生好乐，而君复何为？”连尝试新食物的过程和感受都要写诗与之分享，又怎会仅是泛泛之交？

韩柳之交深厚更源于他们对于古文的推崇和对道的坚守。韩柳二人为文的最终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致性，都是以“文以明道”为目的的。

柳宗元说：“仆之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务也，以为是特博弈之雄耳。故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又说：“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

《寄许京兆孟容书》尽管柳宗元倡导“统合儒释”，其道的内涵远超儒家范围。韩愈追求醇儒之道，排斥佛老，说老子之道“非吾所谓道。”《原道》但是抛却对佛教态度的不同，在本质上，二人以文明道都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即以古文反对骈文，进行文体变革，以使儒家思想得以复兴，从而能够佐世，恢复唐帝国中央的权威，实现社会和统治的稳定。

遗憾的是韩愈与柳宗元的交往唱和以及书信来往资料很少，是确实未有，还是佚失了，尚未可知。但是就韩愈在柳宗元以罪被贬之时仍能推荐后辈学习子厚之文，且常有诗文与之辩论、柳宗元临终之际托孤韩愈，以及韩愈在柳宗元逝世后，先后作了三篇祭祀之文等来悼念友人，也足见二人之深情厚谊。

韩愈和柳宗元可谓挽救时弊志相同，践行古文文章近。正是如此，后人在推崇他们的古文成就和理论之时，亦感于其友谊，这些对二人被并称有主观上的推动作用。且已具声名的韩愈对柳宗元多方面的称赞，亦有助于后世发现和赞誉柳宗元。

刘禹锡对韩柳并称形成的推动作用

韩柳的交游以及二人同为古文运动的重要人物、文章成就等是他们得以并称的重要条件，他们的共同好友刘禹锡在其中亦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他对柳宗元后世接受的奠基作用上。

《祭韩吏部文》中唐时期韩愈声名已具，且被很多人视为文坛盟主，在社会上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与之同时的李翱亦称韩愈“自贞元末以至于兹，后进之士，其有志于古文者，莫不视公以为法。”

而对于柳宗元，刘禹锡称“河东柳子厚，斯人望而敬者欤！”但是相较韩愈之声名远播，柳宗元在声名方面略逊一筹。“子（柳宗元）之文章，而不用世。”《祭柳子厚文》韩愈此语即描绘了柳宗元在当时的接受状况，在柳宗元身前，他的文章作品尚未得到较大范围的认同，流传并不广泛。

“柳宗元的文章、才华虽然亦赏于时人，但远未如韩愈一般受到世人的多方面关注，更遑论以文宗之尊去扫荡浮靡文风。相反，当时更多的人是以一种怜惜的心态去评论柳宗元其人，哀其人、才、文不为世用。所论基调多悲悯，且均见于朋友之文，范围极小。”刘禹锡与李翱同为柳宗元和韩愈的朋友，他们的评价能代表当时的事实。

柳宗元接受在唐五代显得寥寥无几。吴文治的《柳宗元研究资料汇编》是研究柳宗元的重要资料，据此书，“从他出生(773 年)到宋朝建立(960 年)的近两百年里，有代表的阐释评论者只有区区 16 人，而且流传的范围大都限于柳宗元的几名友人和韩愈的一些弟子之中。”

而在《韩愈研究资料汇编》中我们可以看到“对韩愈进行高度评价的是五十二人，是柳宗元阐释者数量的三倍。”虽然这些资料汇编难免有所遗漏，但是评论人数差距之大，是符合历史真实的。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柳宗元在宋之前的接受状况确实不尽人意。

尽管韩柳古文成就甚高在今天已成为共识，但是若没有刘禹锡对柳宗元作品的编纂整理，仅靠韩愈和柳宗元的交游，和这区区十几人的评价，柳宗元大概率会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中。

此外，刘禹锡与柳宗元为同年，二人之深厚情谊，如“二十年来万事同”等在后世多引发感叹的事实，也会使世人对柳宗元的认识更加深入。”

刘禹锡编纂柳集以遗后世，是韩柳并称的一个重要前提。只有柳集得以流传下来，为后世读者所看到，文人士子才能渐渐地发现子厚之人与为文的闪光点，从而才能将其与退之联系起来。

刘禹锡在柳宗元去世后，亦怀着悲痛之情写下了《祭柳员外文》《重祭柳员外文》《为鄂州李大夫祭柳员外文》等多篇文章来表达自己的哀思。并且他始终谨记故友之请托，认真地整理柳宗元的书稿，历时五年，终于将柳宗元的遗稿编撰为三十通，流行于世。

虽然刘禹锡之原本今已无从考察，但是他所编纂的柳集无疑成为了柳宗元作品流传的基础，是后来柳集各个版本的最初雏形，促进了柳宗元诗文的传播与接受。他还为《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作序，并对柳宗元的文学地位进行了高度评价。这些都大大有利于柳宗元诗文的流传，从而为韩柳并称再助力。

根据有关资料显示，刘禹锡是首个将“韩柳”同时以并列简省方式提出的人，“韩、柳之逝久矣，今翱又被病，虑不能自述，有孤前言，赍恨无已，将子荐诚于刘君乎！”

当然在这里，刘禹锡只是同时提到韩柳，并不完全具有文学上的并称意味。但是他将其二人与李翱同时提及，便可知该句也包含了对韩柳文章成就的推举，所以不妨看作韩柳并称的先声。

同时刘柳二人的深厚友谊多被后人所羡慕与感叹，这对于柳宗元的声誉提高有有利的影响，由此也使得子厚能够更多地为后世看到，并得以与韩愈并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