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清朝是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帝国。然而，令人惊叹的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清朝的人口经历了一场惊人的增长，形成了一个人口奇迹。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清朝的人口在短时间内迅速膨胀呢？

一、顺治之世，动荡扼杀生育欲

公元1644年，来自东北的满清兵马踏平明朝，夺得中原天下。然而刚刚建国的清朝，国基依旧岌岌可危。内忧外患环生，故明勤王之事如火如荼;南方诸省又纷起响应，组织了一支又一支强大的反抗军。

这个时候，朝野动荡，百废待兴。民不聊生，更无心思考太多其他。在这种环境下，生育率低迷也就理所应当了——哪有闲心生儿育女？

以年仅八岁登基的清世祖顺治为例，他继位前后不到三年时间，就经历了南明大西军严嵩部、李定国部、马士英部等三大势力的进犯。这些曾经辉煌一时的明朝遗老遗少，个个声势浩大，志在复明与反清。

对于清廷这个外来政权而言，这无疑是旷日持久的威胁。年轻的清世祖每日操劳政事，策划军政大计，以期能早日剿灭南明余孽，从根本上稳固清廷的统治地位。

而就在这种局势下，清廷显然无暇顾及其他。生育问题被迫排在了末位，人口增长自然也变得微乎其微。这一时期清朝的人口数额，仅维持在约7000万左右的低位水平。

二、人丁税之殇，恐生如恐贪

顺治去世后，其子清圣祖康熙即位。此时南明势力已然瓦解，北方也渐趋稳定。但清廷的财政情况依然十分艰难，军费开支巨大，若不从百姓身上狠抠一笔，根本无以为继。

于是，人丁税这一前朝遗留下的残酷制度再度执行。它要求百姓若想生育子嗣，必须向官府缴纳一笔数额不菲的税款。这对于当时的农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直接扼杀了他们生儿育女的自然欲望。生孩子这件本该幸福美好的事，变成了一种需要抉择的奢侈品。许多人不得不面临难堪的抉择——要么交不起税款，要么只能忍痛堕胎。

在人丁税的残酷榨取下，清朝的生育率在70多年的时间里居高不下。直到清圣祖在位最后几年，这一现状才得以扭转。那是一个骤雨骤停的盛夏夜晚，清圣祖独坐御书房，手中握着一捧奏折。

那是两年前，有几个大学士联名上呈的折子，力陈人丁税的祸害，请求永远废除这一落后措施。当时圣祖正忙于对外用兵，一时半会也无法决断此事。如今想来，却已是岁月流逝，日月如梭。圣祖轻叹一声，取出笔砚，在折子最末尾处笔迹遒劲地批了四个字——永不加赋。

这四字，犹如惊雷，震撼人心。它宣告着人丁税这个曾经限制生育、损人不利己的制度正式走到尽头，从今往后，百姓多生子女再无任何负担。这无疑是激励生育、开创视野的一道晴天霹雳。

然而现实并不总是如人所愿。尽管人丁税废除，可百姓们多年来对生孩子“有负担”的恐惧根深蒂固。他们依然对多生育心存顾忌，生怕哪天这只是统治者的一场空头支票。生育率始终无法从根本上扭转，这成了清圣祖留给其子一个难题。

三、雍正新政，民生为重

清世宗雍正继位后，首要任务就是破除百姓生育顾虑，从根本上提升生育率。在这个问题上，他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公元1724年，大学士田文镜向雍正献策，提出了开天辟地的“摊丁入亩”新法。这项政策的核心内容是把人丁税完全并入土地税这一大税种，单独征收人头税的历史就此划上句号。

此举一出，立竿见影。不仅法律上废除了人头税这一桎梏，也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生育负担。农民们终于看到了希望，敢于积极生育的信心也得以恢复。

除此之外，雍正在位期间还实行了诸多惠民措施，试图尽可能营造一个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使百姓们不再为温饱等基本需求发愁，从而安心生育。这些措施包括:减免赋税、规范地方官吏擅收酷捐、检举冤假错案、革除不平等的贱籍制度等等。

在这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下，百姓生活渐趋富裕，也再无后顾之忧。一向低迷的生育状况终于出现大幅度反弹，人口数额开始稳步上升。这为日后人口大爆发奠定了坚实基础。而就在此时此刻，北方边陲一片辽阔原野，也正在悄然酝酿一场生育革命

四、疆土开拓， 惠及边陲

自古以来，我中华民族多半在华夏中原一隅繁衍生息。然而随着清朝国力日益强盛，疆土日渐广袤，这一局面也逐步打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涌向新疆、西北、东北等边疆地区移民定居，这为人口的长期增长奠定了坚实的空间基础。

以东三省为例。这片曾经的蛮荒之地在清初刚刚开拓时，人烟极其稀少。但很快，来自中原各地的汉人就开始大批移民东北，殖民这片沃土。

他们将先进的农耕技术带到东北，开垦出一片片肥沃的黑土地。这为本地居民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也使他们逐渐定居，安心生育。到了清朝中后期，东三省已然成为人口大省，为国家的人口储备做出了重要贡献。

而就在汉人矿工、农耕者大批迁徙边疆的同时，另一场产业革命也正在悄然展开。这场革命同样改变了老百姓的生存状态，为生育创造了更加宽裕的条件。

五、万民丰衣足食，生计有着落方敢生育

尽管政策环境已经为生育创造了良好条件，但是光靠政策引导还远远不够，百姓生计的稳定才是持续生育的根本保障。

以清代中期引进的两种作物为例，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老百姓抵御荒年饥馑的能力，使他们有了更充裕的经济实力生育子女。这两种作物分别是玉米和马铃薯。

玉米原产于新大陆，16至17世纪从菲律宾传入我国台湾、广东等地。这种作物抗旱性极强，单产可达500多公斤。它填补了传统小麦在南方地区的种植空白，有效缓解了常年的粮食供应短缺问题。百姓们终于不再为溜粥挂碍，敢于生育。

此外还有马铃薯，这种地下块茎作物同样产量高、易栽培。它能在贫瘠的土地上生长，对气候要求也不高，成为有效应对灾害性饥荒的最后一道屏障。它让百姓即使遭遇恶劣环境，也有基本的温饱可依靠。

在土地继续拓展、生存条件日益改善的背景下，清朝在18世纪下半叶迎来了人口大爆发的黄金期。期间人口从7000万暴涨至4亿，增长数以倍计。明朝200多年的成果，被清朝短短百年里追超了十余倍。人丁兴旺，万民丰衣足食。这是这片土地上最普通的百姓，通过自己双手创造的奇迹。

结语

纵观几千年来，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生者众多的原因，决不仅仅在于统治者的政策引导，更有赖于经济社会及生产力水平的全面发展。只有百姓们的温饱都有着落，他们才会安心地、持续地生儿育女。

所以说，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兴盛发达、人丁兴旺，那是因为在这个国家，老百姓们都能过上没有担忧的幸福日子;而统治者之所以能心安理得地坐在高高的御座上俯瞰万民，那是因为他清楚，正是这些平凡的百姓一砖一瓦地建起了这个伟大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