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亡亡于天启？你可以同情崇祯，但不要低估了那个木匠的智慧

今天事多，忙不过来了，就发一遍旧作吧。

崇祯十七年，甲申，也即公元1644年，闯王李自成攻陷明帝国首都北京，末帝崇祯在景山自缢身死。

大明王朝就此灭亡了(南明之类的割据政权很难被认为是王朝正朔) 。

纵观古今，一个朝代的败亡原因不外有二，一曰外敌，二曰内乱。而倒霉的崇祯皇帝则是两样都赶上了。

明朝末期既有外敌入侵，也有内部作乱，灭亡有其必然性。

正因为如此，对于明之亡，不少历史学家对自杀殉国的崇祯持同情的态度，认为主要责任并不在皇帝本人身上，实在是大明气数已尽。就算明帝国的缔造者朱重八重新上岗，或许也只能让明朝苟延残喘十数年，绝对是无力回天的。

当然，也有不少史家认为明亡的责任还是在皇帝身上，只不过不是崇祯，而是他的前任们。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意见同样是不统一的，有人说明亡其实亡于天启，也有人说明亡亡于万历。

一言以蔽之，明朝灭亡早就埋下了伏笔，朱由检同志(即崇祯帝)只是个不折不扣的背锅侠。

应该说，崇祯皇帝确实不太走运， 他接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更要命的是，因为他原本并非皇储，所以没有机会接受过正规的帝王教育，于治国之道其实了解不多。

而治国术的教育对于帝王，是很重要的。要知道，他的哥哥天启皇帝朱由校，可是由大战略家孙承宗等人亲自指导的。

朱由检同志的人生理想，原本是要做个逍遥王爷。没想到哥哥朱由校英年早逝、后继无人，结果把皇位传给了他。

突然被接班的朱由检，无论是政治经验还是帝王之术的学识，都算得上是一穷二白。他又明显缺乏老祖宗嘉靖皇帝的天赋，没法子无师自通。

所以，刚一上台，崇祯皇帝就犯下了一个错误，致命的错误。

他，除掉了哥哥天启手下的第一红人，魏忠贤。

可能有人要说了，干掉一个祸国殃民的死太监，不是为民除害么?怎么就成犯错误了。

这，需要从当时的政治生态说起。

明代自宣宗朱瞻基开始，司礼监的地位大幅上升，直接协助皇帝处理政务。这等于是动了内阁的奶酪。因此，以内阁为首的文官集团与秉笔太监为首的宦官集团之间，一直处于一种对抗的关系。

这显然是皇帝们所乐见的。他们往往在二者之间大玩平衡术，利用双方的互相制衡，维持皇帝作为仲裁者至高无上的地位。

天启皇帝朱由校也是个中高手。

在继位之初，17岁的朱由校对东林党信任有加。因为，没有东林党人的拥戴，他这个皇帝很可能会成为李选侍的傀儡。

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了东林党人的一大痼疾。

这些人虽然摆出一副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架势，实际上干的却是党同伐异、排斥异己的勾当，是朝廷党争不断的罪魁祸首。

他们借着掌握“京察（明代吏部考核京官的一种制度，每六年进行一次）”之便，把拒绝依附的同僚贬谪出京，甚至罢官夺职。

其结果是"东林势盛，众正盈朝”。东林党人完全把持了朝政，渐成尾大不掉之势了。

这显然是不能容忍的，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保证皇权的稳固。

但是，高明的玩家是不需要冲锋在前的，朱由校同志虽然年轻，但却深谙借力打力之道，自然是不会亲自出手的。

他决定启用一个人，让这个人，同那些结党营私的文官们斗法去。

这个人就是魏忠贤，天启皇帝奶妈客氏的"对食"，也就是相好。

借着杨涟等人要求诛杀魏忠贤的机会，小皇帝做了一回叛逆青年，反其道而行之，一举提拔魏忠贤做了司礼监秉笔太监。

这个秉笔太监，相当于皇帝陛下的秘书长，统领内廷，辅佐皇帝处理政务。

从小混迹街头的魏忠贤，虽然说不上有多大的才干，但却是个人精，对老板的心思洞若烛火。

当时的朝中，东林虽一党独大，却不是唯一的政治力量。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备受其打压的，以地域凝聚的齐、楚、浙三党。这三党互不买账，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东林党。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魏忠贤的第一步，就是拉拢齐、楚、浙三党，整合资源，形成一股政治势力。

这股势力有个不太好听的名字，阉党。

阉党的名字虽然不好听，但办事效率还是相当高的。在魏忠贤的正确领导下，他们很快通过几个大案要案，向东林党人发起了总攻。

冲在最前面的，是魏忠贤的养子、阉党五虎之首，崔呈秀。

此人将东林党人和非东林党人的名单分别汇集到《同志诸录》和《天鉴录》之中，然后按图索骥，大肆打压、清洗东林党人。

之后魏公公又指示手下，借审理“王文彦之狱”的机会，以贪腐之名整死了东林党领袖杨涟。

杨涟此人铁骨铮铮，官声一向很好，还为天启立过大功。但是魏忠贤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捏造罪证处死了杨涟。这是他本人和阉党饱受世人诟病的一大原因。

不过，从天启帝这个角度来看，现在东林党声势大挫，基本丧失了兴风作浪的能力，魏忠贤应该算是有功之人。

明朝的宦官与汉唐不同，他们对自己的定位异常清晰––-皇帝的家奴。因此他们都谨守本分、从不僭越，唯皇帝之命是从。

对于天启帝来说，魏忠贤其人基本属于你办事，我放心的那一种。所以阉党虽然势大，但是天启皇帝却并不在意。

更重要的是，耳边没了东林党人的喋喋不休，他可以发展自己的爱好，专心做他的木工活了。

身为大明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居然做起了木匠，不务正业也算是登峰造极了。

这也是后世之人对他颇多非议的一个原因，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不过，对于朱由校来说，皇帝是职业，而木匠则是爱好，两者皆不可抛。

这实际上是可以理解的。

关在紫禁城内，除了那点声色犬马的事情，实际上是相当无聊的。

常言道，一心不可二用。一个人在同一时间，只能干好一件事情，做什么事都需要心无旁骛才行。

但是，这一规律显然是不适用于朱由校的。因为他是个天才， 不管是当皇帝还是做木匠，他的天赋都是很高的。

所以他能一边做木工，一边操纵棋子、遥控时局。

一般情况下，魏忠贤要干嘛，皇帝基本都是支持的。但是有些地方、有些人，是不能动滴。

比如辽东，比如孙承宗。

当时的辽东，努尔哈赤的后金已经崛起，对大明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萨尔浒一战之后，明朝实际已经基本无力征讨，只能采取守势了。

天启皇帝虽然忙于加工木器，但也一直密切关注着辽东的局势。因为他知道，这是关系到帝国生死存亡的大事。

在他的领导下，大明准备了两件利器对付后金:一是关宁锦防线，一是皮岛的毛文龙(大明东江镇总兵)。

肇始于孙承宗的关宁锦防线，采取坚城固守的策略(后期在袁崇焕手里变成了积极防守、稳步推进)，常常让后金的劫掠无功而返，在其不擅长的攻城战中消耗掉军事力量。

而以皮岛为根据地的毛文龙，则不断趁后金军主力伐明之机，深入后金腹地袭扰，逐渐成其心腹之大患，后金方面必欲除之而后快。

“毛文龙之患，当速灭耳！文龙一日不灭，则奸叛一日不息，良民一日不宁。”

可以说，毛文龙之于大明的辽东战略，犹如水之于鱼，不可或缺。

所以，天启年间，明朝一直都在辽东权力制衡上向东江镇倾斜，甚至赐了毛文龙一把尚方宝剑，以确保他不会受制于辽东总兵。

事实证明，天启朝的辽东战略，是成功的。后金的发展势头，受到了有效的遏制。

然而，不幸的是，这个高明的布局，最后却毁于袁崇焕之手。

袁崇焕这个人，带兵打仗虽然有一套，但却过于刚愎自用。而且他还有个特点，喜欢忽悠领导。

比如，在崇祯平台召见的时候，这位仁兄就轻许了“五年平辽”的诺言。

这明显是欺负领导不熟悉业务，信口胡说，辽东是不可能在5年内平定的。

事实上，几年前，他在天启哪儿，也有过类似的表态，宣称自己可以轻松搞定后金。

不过那一次，他栽了跟斗，挨了老大的批评。

因为天启虽然看似漫不经心，实际上却对辽东的局势了如指掌。

他知道，解决后金的问题，非旦夕之功，是急不得的。

然而崇祯皇帝明显缺少哥哥的智慧，他相信了袁崇焕，大力支持他的平辽方略。

要钱给钱、要人给人，最重要的是，要权给权。

督师蓟辽之后不久，袁崇焕就用御赐的尚方宝剑，擅自杀掉东江镇总兵毛文龙，毁了天启年间经营多年的战略布局。

失去了毛文龙这个重要的牵制点，辽东局势急转直下。

因为后金这回彻底没了回顾之忧，可以放开手脚，长途奔袭大明的后方了。

两次北京之围，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袁崇焕自己也最终死在了北京之围上。

另一方面，为了支持袁崇焕积极进攻的战略，朝廷不得不追加巨额粮饷。这给明帝国的财政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引发一系列恶性循环，为大明王朝的最终覆灭埋下了伏笔。

比如，崇祯为了压缩财政支出，决定裁撤公务员，这其中就有各地驿站的驿卒。

结果这一裁，就裁出了大明王朝的掘墓人，李自成。

李自成原是陕西的一名驿卒，失业后加入了到造反大军之中。后来他攻入北京，逼得崇祯上吊殉国，终结了明帝国的王朝正朔。

而崇祯帝之所以要裁员，一方面是由于辽东开支太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国家的财政收入出了问题。

朱由检同志一上台就雷厉风行，解决了魏忠贤和他的阉党。

这一举动自然是获得了一片赞誉之声，“鸟生鱼汤"之声不绝于耳。

但是，问题很快就来了。

朝廷，没钱了！

以前魏忠贤在的时候，虽然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像个江湖帮会。但是他知道，自己必须给皇帝办好差事，而搞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任务。

魏忠贤出身穷苦，他知道穷人家底薄，早已不堪重负，不能打他们的主意。

所以，他征税、收钱的目标，主要是地主士绅和商人阶层。收上来的钱虽然没有多少富余，但总算还能维持国家正常的周转。

魏忠贤倒了之后，朝廷很快就穷得底朝天了。很多时候就连士兵的军饷都发不出，辽东甚至为此还发生了兵变。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魏忠贤一死，东林党人就从五行山下跳出来了。而他们，是地主士绅的天然同盟，自然不会像魏公公那样，让这些富人出血了。

但是，要在当时已经困顿不堪的穷人身上打秋风，除了将他们逼得走投无路外，实在是没多大作用的。

这样一来，朝廷的财政收入锐减，只能拆了东墙补西墙。就连崇祯的皇后，都要做针线活补贴内库。

更要命的是，明末又赶上小冰河时期，自然灾害频发，比如西北连年的干旱。

由于没钱赈灾，导致流民四起，一步步将国家拖入了深渊。

客观地讲，崇祯虽然算不上雄才伟略，但是做个守成之君还是可以的。

遗憾的是，他偏偏赶上了明末的多事之秋。虽然一心励精图治，无奈其时大明已是江河日下、大厦将倾。而他本人也不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缺少足够的能力和手腕来支撑危局。

想当初天启皇帝临死之前，特地拉着朱由检的手，对他说：“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

这可以算是朱由校的政治遗嘱了。

但是崇祯并不认可天启的话，他觉得是哥哥糊涂，受了魏某人的蒙蔽。

所以他一上台就干掉了魏忠贤，又大量启用被天启帝打压了一辈子的，“宽于待己，严以待人”东林党人。

其结果是，皇帝的前面没了魏忠贤这道防火墙，做什么事都会受到东林党人的杯葛。

其中有那么两次，事关大明王朝的生死存亡。

一是崇祯想与皇太极讲和，先安内而后图攘外；

二是在李自成逼近北京的时候，崇祯想要迁都、暂避锋芒。

这两次足以改变明朝和崇祯本人命运的决策，都被假道学的东林党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搅黄了。

明朝和崇祯也就只剩下死路一条了。

等到李自成逼近北京，朝廷却拿不出军饷。没有钱，自然不会有人愿意拼命打仗了。

万般无奈之下，崇祯只好内部挖潜，向文武百官官募捐，以解燃眉之急。

然而，那些“道德高尚、以天下为己任“的东林党人，却没有一个人愿意拔毛。

崇祯只好动员自己的老丈人，希望他带头捐款。

毕竟是自家人，面子还是要给的。国丈狠了狠心，捐出了5000两银子。

5000两，不少了吧？可是你要知道，后来北京城破，在李自成的威逼之下，他交出了白银70万两。

在国丈的带动下，这次募捐一共得到20万两，这其中还包括了皇后娘娘所捐的那1万两。

崇祯很伤心，国家到了这步田地，忠臣在哪里?

他身边的宦官也不禁感叹：“忠贤若在，何至于此。”

崇祯默然，良久无语。

后来，在上吊前5天，他叫人偷偷将魏忠贤的遗骸重新收葬。坟墓就建在香山碧云寺，魏忠贤生前属意的地方。

1644年3月18日，崇祯最后一次敲钟召集百官议事，没有一个官员前来应卯。

这个时候，他最后悔的，应该是杀了魏忠贤吧。

临死前，崇祯皇帝愤恨的丢下一句话：“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

看起来，他至死都未能明白，自己的问题到底何在。

以我之间，崇祯不如天启或者说他的失败之处，核心不外两点：

一是不懂得放权。

崇祯对谁都不放心，什么事儿都喜欢亲力亲为，到最后下面的人全部躺平，大明帝国的兴亡成了他一个人的事儿，焉有不亡的道理？

二是丢掉了舆论监督。

在天启的时代，行政权力掌握在魏忠贤手里，舆论则由东林党人控制，二者在总体上形成制约。而在崇祯打掉阉党之后，东林党人集裁判员和运动员于一身，岂有不坏事的可能？

反过来，为政者只要能做好这两件事情，结果自然也就差不到哪里去了。。。

文/西楼饮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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