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十年的国运之战……

文/杨国英

元首会晤近一个月了，两国关系有没有回暖？

没有恶化，就是回暖。

在全球超级动荡之下，东方，不仅东方，也包括西方，均应该事实降低之于友谊的定性标准。

当然，这一定性标准，可以反射到我们对中国经济和中国金融的预判，中长期的为期8-10年的预判，必须内心笃定一个大趋势——中美终极博弈的不可逆，美国对中国经济的存量打压和高科技打压不可逆。

高科技打压，这个大家都清楚，以半导体、人工智能、以及一切可以卡中国脖子的高科技，这些中长期内都是美国打压中国经济的核心武器。

存量打压，这个我解释一下。

出口经济这是我们过去若干年的优势，既包括苹果、耐克等无数美国品牌在中国的代工，也包括中国本土企业对美国的出口，这些美国通过关税等手段倒逼对外迁移的脚步，未来也绝不可能停止。

在美国对中国经济存量打压和高科技打压的中长期不可逆中，存在不存在偶发性呢？
这当然是存在的。

比如，对相关卡脖子高科技我们突破了，美国就会选择缓解打压力度。

再比如，突发外围重大事件了，如俄乌战争爆发美国亟需开发页岩油和页岩气了，原本美国对中国生产的相关开发机械和配件打压的，这时候也会阶段性选择放松。

所以，在厘清中美终极博弈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之后，事实我们也就厘清了中国经济未来的必然性和偶然性，这又间接厘清了未来投资和创业方向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逻辑建构。

事关突破卡脖子的高科技，未来还将持续存在政策红利，但是，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一旦突破了卡脖子，政策红利将大幅急速降低，二是在突破卡脖子的千军万马中，真正能够做大的名至实归的，大概率也不会超过10%。

事关存量与对美以及对美发达国家盟友出口的，未来持续遭受美及其盟友打压，这整体也是不可逆的，这对于做投资或实业而言，要么适合捕捉短期机会点的玩家，要么适合将产业尽快出海迁移的。

讲到这里，事实就涉及到中国经济的杠杆支撑点。

中国出口产业的向外迁移，适合去哪里，又应该去哪里？

除了出口产业的向外迁移，还有最近五年中国高速夯实全球竞争优势的，比如新能源车、光伏等等，其潜在的市场，在美及其发达国家盟友中长期必然打压之下，又应该去向何方？
还有，在中低制程半导体及其设备已然规模化之后、以及未来向中高制程升级突破之后，包括一切卡脖子高科技不同阶段突破之后，我们潜在的可能性市场，又应该去向何方？

毫无疑问，肯定是全球新兴经济体，肯定是过去10年中国已经夯实的一带一路深度粘合的国家和区域。

一带一路深耕10年，截止2022年底，我们与共建国家的双向投资累计超过3800亿美元，这其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接近3000亿美元超过——由此可见，中国资本的对外输出，以及与之相涉的中国产能和中国技术的对外输出，这是一带一路的核心的标志。

而在中美终极博弈不可逆的时代背景之下，未来，我们对外的资本输出，针对一带一路深度粘合的国家和区域，肯定将加速再加速，过去10年我们对一带一路国家资本输出近3000美元，这在未来5年，超大概率就能达到甚至超过这一数值。

基于中美传统盟友以及对外部区域和国家扩散的互补性，现在和未来，中国资本、中国产能和技术对一带一路的输出，未来超大概率绝大多数还将锁定为新兴经济体。

•这其中，包括东南亚（这其中的发达国家新加坡、事实站位美国的菲律宾、持续动荡的缅甸等除外），这样一算，差不多有6-7亿人口的市场潜力，这其中进一步的优选项，前几天我刚刚讨论过，不再细说。

•南亚，除印度之外的南亚，巴基斯坦、孟加拉等，有接近5亿人口的市场潜力。

•原独联体国家所在的东欧和中亚，这其中除了乌克兰等极个别国家，以俄罗斯为龙头，这其中有约2.5亿人口的市场潜力，重要的是，这里所涉的资源类别多，与我们的制造业存在原料供给的互补性。

•南美洲，以巴西和阿根廷为首的南美洲，基于与北美的历史宿怨，最近10年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这里也与中国制造业存在一定的资源互补性，同时，更有约4.5亿人口的市场潜力。

•广阔的非洲，总人口超过12亿，尽管这其中存在较多的战乱国家、以及部分亲美或亲美盟友的国家，但是，这其中再怎么打折，对中国而言，也至少有接近6亿的市场潜力。

•还有，中东，中国与中东的关系，事实是最近两三突然升温的，尤其是今年我们成功斡旋沙伊历史宿怨之后，中国与中东的关系，事实已经达到了历史性的新阶段，这里既有与中国制造业超强的资源互补性，同时，这里更存在接近5亿人口且其中约一半具备较高消费能力的广阔市场。

上述经济水平参差不齐的新兴经济体区域，总人口接近30亿的新兴经济经济体区域，事实就是中国经济一个又一个的杠杆支撑点。

上述一个又一个的杠杆支撑点，之于不同的区域和国家，中国几乎都有不同梯度的产业与之匹配。

之于南亚和非洲等特别落后的国家，我们可以持续输出基建及相关中低端制造业。
之于东南亚、南美洲等国家（这里既有相对欠发达国家，也有新兴经济体）相对欠发达国家，我们可以输出基建，也可以输出中端和中低制造业，同时，未来也是我们传统对美欧贸易转移生产再出口的优先区域。

之于原联体国家和中东，这里不仅有资源互补性，其中的至少一半人口，是存在一定消费潜力的市场，在这些区域，我们的中端和中高端制造业，以及突破美国卡脖子不同阶段的高科技，均可以优先在这些区域进行市场拓展。

未来十年，在中美终极博弈不可逆之下，我们只要夯实上述一个又一个的杠杆支撑点，事实我们才能最终实现中美之间的势能转化，才能在中美终极博弈的大周期中化被动为主动。

对于我们个体而言，之于投资，则需要研究到底哪些行业和哪些企业对上述杠杆支撑点区域，真正具备拓展和持续拓展的能力。

之于创业或产业转移，则需要研究上述杠杆点区域，到底哪一个区域与自己或自己的企业真正具备吻合度。

走出去，不仅大企业，包括无数的中小企业和无数的个体，必将成为未来10年的高频词汇和家国选择。

再说说今天的市场。

1，多模态晋升为AI热点。

近期，谷歌推出了全新的Gemini语言大模型，再次将大家的目光聚焦在了多模态大模型上。

Gemini1.0号称具有原生多模态能力，能够处理视频、音频、图像、文本和代码等多种形式的内容，性能优于现有的“拼接型”多模态大模型，根据谷歌公布的技术文档，Gemini不仅能够进行双模态之间的转换（文生图或文生视频），也能处理需要进行多模态转换的复杂任务。

因此，多模态的意义在于为AI应用带来更多可能性，是通用人工智能（AGI）发展的关键，从这一点来看，Gemini上线是AI产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事件，预示着原生态大模型将进一步拓展大模型的应用场景和边界。

最近已有多个多模态AI应用亮相，包括爆火出圈的Pika以及三大图片转视频应用——阿里的Animate Anyone、字节跳动的Magic Animate和微软的GAIA，此外，多家科技巨头也在文生视频领域取得了新的进展，比如Meta发布的工具Emu Video以及Runway在Gen2上线的Motion Brush等。

而多模态大模型对算力的要求远高于纯文本模态，以Gemini为例，其强大的的多模态能力背后是庞大的算力需求，传闻Gemini有万亿参数，训练所用的算力达到GPT-4的五倍，不过，有别于传统大模型对英伟达硬件及生态的依赖，Gemini训练所需算力基于自研的硬件。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多模态大模型的兴起将对算力产生更高需求，而谷歌作为自研算力新势力，有望激发算力市场形成新的竞争态势，从而降低算力使用成本。

2，首款CRISPR基因编辑疗法获FDA批准。

上周五，美国FDA宣布批准了两款治疗镰状细胞病（SCD）基因编辑疗法，其中包括首款应用“基因剪刀”——CRISPR/Cas技术的疗法Casgevy。

据悉，Casgevy由美国福泰制药与CRISPR医药共同研发，是一款自体细胞疗法，它利用CRISPR/Cas9基因编辑系统，在体外对来自患者的造血干细胞进行改造，使血红细胞生产高水平的胎儿血红蛋白。

在国内，基因编辑领域近期同样取得重大进展，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上周二宣布，尧唐生物的YOLT-201注射液的临床申请已获受理。

YOLT-201是一款体内基因编辑疗法，采用mRNA-LNP递送系统，瞬时表达基因编辑工具，从而减少脱靶风险。

据报道，基因编辑有望为目前无法根治的遗传疾病带来永久治愈的可能性，其具有独特的创造性优势，有望实现“一次给药、终身起效”的持久效果。

然而，尽管基因编辑疗法是潜在“一劳永逸”的最先进治疗手段，但它存在一个显著的问题——价格昂贵，专门评估合理药价的NGO临床和经济审查研究所此前曾估计，Casgevy的价格可能接近200万美元。

除了药物价格昂贵之外，基因编辑还存在另外一种风险——脱靶，基因编辑工具除了会切除预期的靶标之外还可能切除其他DNA片段。

3，欧盟就全球首部AI监管法案达成临时协议。

近日，欧盟委员会、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议会达成共识，就人工智能协调规则提案，即《人工智能法案》达成了临时协议，这一重要进展意味着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成为全球首部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的法案。

此次临时协议的主要新内容包括，针对未来可能导致系统性风险的高影响力通用大模型及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的治理体系；一个修订过的管理体系，该体系在欧盟层面具有一定执行权；一份扩大了的禁止清单；以及在人工智能系统投入使用前，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的部署者有义务接受基本权利影响评估。

据欧洲理事会解释，此次法案的中心方法论是根据人工智能对社会造成危害的能力，遵循“基于风险”的方法来监管人工智能，即风险越高，规则越严，这意味着对于高风险的人工智能系统将采取更加严格的监管措施。

根据目前临时协议中披露的内容，未来违反《人工智能法案》的公司可能面临高达其全球收入7%的罚款。

我们认为，欧洲此次制定的《人工智能法案》进一步巩固了其在科技监管方面的地位，一直以来，欧盟的各项法案矛头都直接对准美国科技巨头，这对美国硅谷公司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然而，一定程度来说，新立法可能会阻碍欧洲技术创新，从而为人工智能和开发已经更加先进的美国和英国带来进一步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