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笔记「91」典籍里的“卫生之经”

前不久，友人想出一本关于卫生科普和健康传播的书，约请我写古代“卫生之经”章节，闲暇之余，跑湖南省图书馆、长沙市图书馆典籍室，翻阅了大量医药典籍，深感古人防病治病的经验与智慧穿越时空，很多科普理念至今对卫生健康生活仍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中国是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从远古时代起，卫生保健活动就生生不息。原始人的社会生活，他们既无尖牙利爪，又非力大善走，经常处在毒蛇猛兽和种种致病因素的重重包围之中，还不断遭受恶劣自然条件和生活资料极端匮乏的困扰和折磨。

《吕氏春秋·恃君览》记载：“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捍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犹栽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煖湿弗能害，不唯先有备而以群聚邪？”这里所说的“先有备而以群聚”指的是原始人类赖以战胜恶劣环境，得以生存繁衍的两件法宝。一件是“群聚”，依靠集体力量和智慧，同心协力；另一个是“先有备”。也就是靠早期学会预防灾害的本领，并时时做好对付灾难的准备。 人类正是在无数世代集体劳动、生活和自卫求存的过程中，经过千百万人实践考验，牺牲了无数生命换取来的种种经验、知识和技能，通过口授目及、继承积累，并不断加以修正充实、发展和提高，才使人类在自然界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过程中，成为最后的优胜者。这里也包括了大量与原始医药卫生有关内容的知识、技能的学习、传播、普及和继承在内。

在我国古代传说中，可以找到许多这类生动而丰富的记载，如《韩非子》.五蠹》：“上古之世，民食果窳蚌蛤，腥臊恶臭而伤肠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淮南子.修务训》：“古者，民茹草饮水，食蚌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教民播种五谷……”；“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陆贾.新语》：“天下人民野居穴处，未有室屋，则与禽兽同域，于是，黄帝乃伐木构材，筑作宫室，上栋下宇，以避风雨，民知室居。”等等， 这些“教民”和“令民知”的古老传说，正是人类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发现、探索、传授种种生产生活、保命避害知识和技能的反映。不管当时发现和传播这些最简单的卫生知识和技能是多么地原始，甚至夹杂着大量无效的或宿命论的内容在内，但这种传播和积累的卫生资讯，必然会由比较原始简陋，向有效完善的境地发展。我国古代医学家和一些有远见的思想家、政治家，很早就注意向患者、向人民传授医药卫生和防病养生的知识。他们从不同的目的或需要出发进行这项活动，促进了卫生新闻和科普的发展。

防患于未然。在卫生科普的各种社会职能中，最早出现也是最重要的是“防病避害”为预防医学服务。远在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就有这方面的记载，如《尚书.说命上》：“惟事事乃有其备，有备无患。”；《周易.既济》：“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尚书》殷高宗武丁那句“有备无患”的名言，几千年来早已成为人们常用的成语。而《周易》所说的“豫防”则是“预防”这个词的最早出处。至于文献记载中最早认识到疾病可以预防，讲究卫生有利于健康长寿的是公元前7世纪政治家管仲所言，他说：“起居时，饮食节，寒暑适，则身利而寿命益；起居不时，饮食不节，寒暑不适，则形体累,而寿命损。”我国古代很早就提倡养生之道。如公元前4世纪哲学家庄子就说过：“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汉初摹绘的“熊经”、“猿呼”、“鹞背”、“鹤口”等44种健身姿态的《导引图》，无疑就是2000多年前传授“导引”、“五禽戏”等自我保健的科普图解。

值得一提的是，庄子在《庄子.太平御览》最早提出了“卫生”这个词：“愿闻卫生之经而已矣”。后人注释说：“谓卫护其生，全性命。”也就是说，2000多年前庄子说的“卫生之经”指的是有关防病保健的卫生知识。从此以后，医药专著渐多，有关防病于未然的记载也越来越具体。如《素问》云：“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晋代葛洪《抱朴子》：“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于既逝之后。”；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勿以康健便为常，然常须安不忘危，预防诸病也。”宋朝邵雍在《厚生训纂》说：“爽口物多终作病，快心事过反为殃；与其病后能加药，孰若事先能自防。”以上引文中的“圣人”、“至人”是指能掌握防病治病规律的高明医生。数千年来，我国医学家在长期的实践中，认识并论述了这些科学真理，成为我国传统医学主要指导思想之一，至今熠熠生辉。

医乃济世仁术。我国古代医家十分重视医德修养，认为人是最可贵的。如最早的医学典籍《素问》即有“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的教导。认为“救恤之惠，无先医术”。社会上也把医学看作是广生拯救，济世活人的“仁术”，甚至不少读书人有“不为良相，愿为良医”的抱负。所以，古人历来提倡传播普及医药卫生知识，把传授验方与施医送药同样视为积德施惠的高尚行为。如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邈曾经说过：“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喻于此。”他把自己编著的两部医书命名为《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而对于那些秘守不传，趁危图利的小人，人们是十分鄙薄的。宋代名医闻耆年就斥道：“夫有方论而不传诸人者，宁不谓之不仁乎！”到后来，人们认识到，仅凭口头传播或送医送药，普及的效果有限。“植德施功，多止一时之设，可以传方远裔者，莫过概述。”明代程嘉祥说得更好：“况济在一方者德小，济在天下者德大；济在一时者功有限，济在世世者功无穷。”因此，历代颇有一些帝王、官吏、医家、学者和僧人等利用碑刻、榜示、揭贴等来传播医药卫生知识。最典型的也是比较珍贵的现存最早传播医方的实证——河南洛阳龙门药方洞的北齐药方石刻和造像。共刊刻药方和治法约140种，治疗40种病症。

知之则强，不知则老。卫生科普的意义在于让人们掌握自我保健知识防病治病。我们的祖先很早就认识到，掌握保健养生的知识规律——所谓之“道”或“知”是“保命全形”、健康长寿的根本。如《素问》：“知之则强。知，谓知七损八益，全形保命之道也，不知则老。”；《老子》：“知不知，上；不知知，病。”我国古代医学家还观察到，人们的生活、环境、思想和精神状态以及饮食起居等等，与身心健康以及疾病的发生和转归密切相关。提倡人们“知道”、“养生”：《素问》云“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超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度百岁乃去。”；《灵枢经》也主张：“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避邪不至，长生久视。”

用广拯疗，寿民强国。在古代，有不少的政治家和医学家，主张从寿民强国的目的出发，向百姓传播医学卫生防病信息，把增进人民健康水平当作增强国力、巩固政权的“政之急者”来抓。如《管子》：“教民樵室钻燧，坩灶泄井，所以寿民也。”《孔子家语》：“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在这里，管仲明确提出“教民”是为了寿民，也就是说，国家有责任向人民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教导人民改革居住、饮水、用火等生活及环境条件。这与我国当代“强化公共卫生”战略方针是一脉相承的。远在2000多年前，能这样的远见卓识，是十分可贵的。更为难得的是，管仲还提出：“故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疫疠，此一害也，……”他把消除疫疠列为“善为国者”要除“五害”，明确是防治疾病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尽管当时限于历史条件，管仲没有具体说明怎样开展“除五害”的活动，不过他在另一处说道：“不明于化（教化、感化和潜移默化）而欲变俗易教，犹朝揉轮而夕欲乘车”从这看来，管仲完全知道，离开了教化、感化等是达不到移风易俗的目的。也从此以后，历代医家，也都把向人民传播医学知识，“用广拯疗，同跻寿域”当作著书立说的主要目的。如宋代的《素问补注》云：“以之治身可以消患于未兆；施之于政，可以广生于无穷。……则和气可召，灾害不生，陶一世之民，同跻身于寿域也。”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题跋的《简要济众》则说：“简要济众方凡五卷三册，镂板模印，以赐郡县，俾人得传录，用广拯疗，意欲锡以康宁之福，济之仁寿之域”。

禁巫兴医，斥媚神事鬼。我国古代的思想家和医学家很早就提出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反对媚神事鬼，用巫医祈祷等愚昧无知的迷信活动治病。2500多年前的名医扁鹊便有“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的记载。因此，我国历代颇有一些开明的政治家和医学家，为推广医药治病，破除迷信旧俗向大众传授医药知识的活动。如《宋史》载“岭南风俗，病家祷神不服药，尧叟有《集验方》刻石桂州驿。”宋朝《圣惠选方》载“闽俗左医右巫，疾家依巫作祟，而过医之门十才二三。……余治州之明年，议录旧所赐书（圣惠选方）酌其便于民用者，誊载于板，列牙门之左右。所以，道圣主无穷之泽，沦究于下，又晓人以依巫之谬，使归经常之道。亦刺史之要职也。”又，《宋史，周洪本传》“戎州俗，不知医者病，以祈祷巫祝为事。洪取古方书，刻石教之，禁为巫者。闫是人始用医药。”《宋史，刘彝本传》“刘彝字执中，福州人，……知虔州。俗尚巫鬼，不事医药。彝著《正俗方》以训，斥淫巫三千七百家，使以医易业，俗遂变。”

医嘱教导，有疾早诊治。2000多年前，我国医学典籍《灵枢经》明确指出：“夫病之所始生者，必起于燥湿、寒暑、风雨、阴阳、喜怒、饮食、居处。”医生根据病情对患者进行指导，使在日常生活，行为习惯和思想情绪等方面，作必要的调整，这对疾病来说，有着强大的治疗效果。汉代医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说：“凡饮食滋味以养于生，食之有妨，反能有害。……所食之味有与病相宜，有与病相害者，若得宜则益体，害则成疾。”更可贵的是《灵枢.师传篇》下面一段论述：“黄帝曰，……且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骄恣纵欲轻人，而无能禁之，禁之则逆其志，顺之则加其病，治之何先，岐伯曰，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所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从这一段可以看出，古人不仅很早就注意到对患者进行生活起居等方面的指导如同现在“健康处方”，要求在事先就了解需要、爱好，摸清对象的思想顾虑，有针对性地、耐心细致地加以指导，以保证医生的嘱咐真正成为患者的行动。

当代提倡人们自我保健，要引导并帮助人们掌握并预防疾病，促进健康，学会自己处理一些小伤小病等等。其实，古代医家也十分重视教导人们，有病早诊早治。如《史记.扁鹊仓公传》云：“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早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也。”汉张仲景《伤寒论》：“时气不和，便当早言，寻其邪由，及在腠理，以时治之，罕有不愈者。”

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如今国家以人为本，提倡和谐社会，把有关公共卫生的民生话题，摆到了重要战略高度。古代中国，常借传播医药知识，为巩固统治阶级服务，史有记载。从我国最早的医药典籍起，就明白提出，编著医书，也是为了“欲人知上恩也”，使能“上下和亲，德泽下流”，以获取“传万词而无时，悬百王而不朽”。如《灵枢经.师传篇》载：“余闻先师有所心藏，弗著于方。予愿闻而藏之，则而行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之后世，无有终时。”唐《新修本草》：“引纳清和，大庇苍生，普济默首万民百姓，功侔造化，……尽医方之妙极，拯生灵之性命，传万词而无时，悬百王而不朽。”唐《外台秘要》载“恭维主上盛德承统，深仁流化，颁此方论，惠及区宇。赞天地之生育，正万物之性命。使岁月无疵疠，人不夭横，熙熙然乐于圣造者也。”宋《简要济众》：“……穷达之民，莫或闻知，圣泽壅而不宣，吏之罪也。乃书以方板，揭之通会，不独流传民间痊疴愈疾，亦欲使人知上恩也。”

从以上的史料引文可以看出，我国历代确不少仁人志士，从不同的动机或目的出发，作了大量的传播医药、防病、养生，健体知识的科普活动。除了少数几个封建帝王曾经利用这些消患济世的举措来标榜仁政，缓和社会矛盾外，古代传播医药、养生知识的功业，几乎都是一些有识之士散在而自发的行动，数千年来，他们关心病人，不遗余力地向患者、病家传授仁术，交代用药方法，饮食禁忌和生活起居等注意事项，这在卫生科普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创举，值得后人骄傲和自豪；同时，也为当代卫生健康科普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汤江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