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丨李禾

编辑丨杜雯雯

出狱5个多月，闫啸天唯一的收入来自炒股盈利：一笔四千多元的意外之财。

这个“本事”是过去在监狱里跟着“股票高手”学来的。他脑子灵光，一边听对方传授个人经验，一边学习财经报刊上的金融知识，重点段落全部手抄下来。

在一本黑色笔记里，他密密麻麻写满了诸如宇通客车、恒顺醋业、密尔克卫、苏泊尔等股票的每月价格、收益、总市值。

这是闫啸天重回社会的“一次投资实践”。尝到甜头，他便果断离场，再也没碰过，“这玩意儿不能弄太深，否则被套死。”

如今走在街头，无人知晓他的过往身份——曾经轰动全国的“河南大学生掏鸟”案主犯之一。

2014年夏天，大一放假的闫啸天和朋友王亚军，在河南辉县的老家树上掏了十几只燕隼，部分转卖。随后，他还单独收购了一只凤头鹰。

这都不是普通的鸟。非法猎捕和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为闫啸天带来10年半的刑期。王亚军比他短半年。

当年案件判决一公布，迅速在全国引起大讨论，国内多位知名法学家意见各异，立场分属“不同阵营”。

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德法撰文称该案“判决适用野生动物保护法正确，并未枉法裁判”；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顾永忠则认为，“生效判决在事实依据上是不充分的。”

漫长激烈的反复争论，让该案被列入2015年度河南十大法治热点事件，甚至还被写进《河南法治蓝皮书（2016）》。

出狱当天，媒体去闫啸天家里采访

一方面，公众的矛盾情绪，聚焦于“掏鸟”行为在字面意义上的“社会低危害性”，大家说得最多的是，“掏个鸟判十年，拐卖妇女儿童、贪污受贿判几年？”

与此同时，闫啸天的大学生身份，又额外获得外界对他的同情惋惜，不少人认为法院“判得太重了”，而后续牵扯出办理该案的检察员索贿，更是加剧了舆论的极度撕裂。

入狱时，闫啸天只有21岁，带着莽撞稚气，把原本最自由开阔、充满想象的人生时光，投入到漫长枯燥的监狱改造中。

他表现积极，三次减刑，8年10个月后回到家中。他对当年的判决不服气，找律师写下6000多字的《刑事申诉状》，反复推敲每一个字，并于11月2日寄往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

对一个刚服刑完毕、临近而立之年的青年人来说，重建生活或许是眼下更实际的困难。他看不清未来，像一艘经历了海上风暴的渔船，在被浓雾遮蔽的海面，试图重新寻回航向。

停在原地

每次饭吃到一半，或刚放下碗筷，闫啸天都迅速冲向厕所，一蹲十来分钟——这是遗留在他身体里的“监狱后遗症”。

劳改生活让他不得不常年趴在缝纫机上，眼睛追随细小的针线舞动。他先后患上近视散光、肩周炎和肠胃疾病。

夜晚的监区灯光依旧长明。睡在上铺的闫啸天，距离白炽灯泡不到1米。长时间的不关灯睡眠后，他几乎失去了对黑夜的感知。1米77的个头，体重不足63公斤，营养补不进去，父母摇头叹气。

他觉得回家有些不真实。连续好多个夜晚，他躺在崭新的被单里，陷入场景相似的噩梦中。

梦里，他总被一群人莫名其妙戴上手铐关进监狱，怎么挣扎喊叫都无济于事。在床上来回翻身、甩头环顾四周，才惊觉是一场梦。

这几个月，他总是刻意给自己找点事情做。

在家门口的空地上，他种下韭菜、香菜和小葱，还在三楼平台养了几条鱼——种植经验是在监狱攒起来的。失去自由后，他负责照料监区的花花草草，还养了一只拳头大小的乌龟。

黄瓤西瓜是闫啸天近期的得意之作。西瓜籽是几个月前和同学聚会吃完瓜后掏出来的，种到铺满泥土的花盆里，他给花朵人工授粉，按时浇水、施肥。接下来的一切，就交给时间。

如果一定要盘算，出狱之后还剩下多少从头再来的可能性，年龄或许是为数不多的优势。

闫啸天入狱之前已经有了微信，只是“密码忘了”，发朋友圈、视频聊天、地点定位之类的功能，上手学起来也很快。这几个月，他尝试用软件打车出行，到郑州坐了新开通的地铁，还和朋友坐火车跑到厦门看海——这是他30年里去过最远的地方。

智能生活的便捷超出他的认知。他遵循往常记忆，去超市只带现金，买火车票也到现场排队，茫然看着别人结账，要扫一团黑乎乎的码。

“好像只有我是个怪异的人。”他这样想。

出狱后，闫啸天和朋友们聚会

出狱后没多久，以前的同学朋友联系上了他。一个接一个的饭局上，话题总是围绕着婚姻、赚钱和社会地位，谁混得好，谁结婚了，谁又离婚了之类。人人感叹时间飞逝，“一晃都快10年了”。

大家都刻意不提“掏鸟案”，但闫啸天的焦虑总会在聚会结束后浮现出来。眼下，他没有任何工作，也缺少拿得出手的专业技能，和同龄人的差距肉眼可见，“别人都成家立业了，我还停在原地。”

但他对生活不敢抱有太高远的目标，想着切实具体就好：先考完驾照，然后挣钱，开车带家人外出旅行。

曾经的“同伙”王亚军，也获得减刑机会，于2022年8月返回河南辉县的老家。

他出狱后更避世一些。去汽配厂做苦力，生活里除了工作和钓鱼，再无其他。言谈甚少的王亚军比闫啸天大6岁，初中都没毕业，出事前，连“隼”字都不认识。

对闫啸天来说，曾经的大学生身份给他在案件里带来更多的关注，回家当天也是如此。

今年5月底，几十家媒体汇集土楼村，将闫啸天家的门口堵得水泄不通。甚至有卖二手车的人专程跑来，想让他利用自身流量给品牌做代言人。闫啸天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这些陌生人，简单说了几句话，索性躲回房间。

他实在看不明白屋外的热闹，“我一个刑释人员，有什么好采访的。”

囚徒生活3225天

2015年5月28日，闫啸天收到了改变他人生的一审判决书。短短7页纸，刑期10年半。

“看到结果，傻眼了。”那会儿，他只觉得整个脑子都是麻木的，在看守所哭了一夜。

此时，距离他和王亚军因涉嫌非法猎捕、收购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燕隼被河南省辉县市森林公安刑事拘留，已经过去整整10个月。

两人几乎是不抱期待地选择了上诉。不出意外，三个月后，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原判。

同年9月，大专生闫啸天穿着被抓时的黑白相间长袖T恤，被一辆警用面包车，押送至新乡市建设路的河南省第二监狱服刑。王亚军则被移送到河南省焦南监狱。

闫啸天戴着手铐，脚上和另一个犯人共用一副镣铐，一人铐一只脚。坐在车里，他使劲朝着安装了铁栏杆的车窗往外张望，想要记住外面的街道、行人和商铺。从辉县市看守所到监狱的距离不到50公里，未来10年，“这样的场景，看一眼少一眼。”

直到真正抵达这所始建于1948年的监狱门口。这个在他第一印象里“比看守所大好多”的地方，过去专门用于关押服刑期较长的重刑犯。

每个监舍门口都挂着一块透明亚克力夹板。名片大小的纸牌上面，列出服刑人员的名字、罪名和刑期：杀人、纵火、贩毒、诈骗、涉黑。他边看边走着，紧张感就加深一分，直到踏入属于他的5号监舍。

可容纳20人的屋子，左右两侧靠墙分别摆放着5张上下铺。中间过道有几张桌子，床下是收纳好的板凳和洗漱用品。整个房间最昂贵的设备，是监控犯人的摄像头。

和狱友们的“罪大恶极”相比，闫啸天的罪名排不上号。没过多久，有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因为掏鸟入狱的消息，在监区里传开了。

服刑的大哥们都找机会来看一眼这个“小孩儿”，开玩笑、取绰号，觉得他的案子“像个笑话”。狱友叫他“鸟弟”，狱警叫他“鸟儿”。

过去，闫啸天在外面听到过有关监狱生活的各种传言，比如“稍微不注意就会挨打”。得知同住舍友中也有杀人犯，他的恐惧感达到了顶峰。

但他在监狱里没怎么被欺负过，反而师从一名犯下故意杀人罪的老犯人，学会了弹吉他。对方被判了死缓，很年轻就锒铛入狱。

学习吉他一年多，他掌握了几个和弦，还找机会组建了一支乐队。干脆和鸟关联到底，名字就叫“黑鸟乐队”。大家跟着乐谱弹Beyond和许巍的歌，最爱《真的爱你》《海阔天空》和《故乡》。

有一年春节搞活动，“黑鸟乐队”登台演出还获了奖，50元奖金，外加火腿肠、饼干之类的食品奖励。

闫啸天在监狱里学会了弹吉他

但在标准化的劳动改造面前，人人平等，大学生也没有优待。除了晚上睡觉，闫啸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40人一组的生产线上加工衣服。

过去，他的双手主要用于机械专业的CAD制图和车床加工。现在，这双手需要按照要求，制造出商场里特定款式的男女T恤、羽绒服以及富士康的工装。

为了保证生产，“工人们”早上6点多起床，晚上7点收工，有时也会加班到很晚，每人每天大概能挣2块钱。一条生产线每天最多能做出2000多件衣服。

闫啸天因为反映生产任务重，与监狱方面闹别扭，曾被关进去三天。

两三平米的小屋没有床和窗，人只能躺在水泥地上打地铺，大小便都在一个桶里解决。每日伙食降格到两个馒头、几杯水。不能穿日常囚服，得换上特制的连体衣。处罚严厉，众人敬畏。

常规来说，服刑者的一日三餐，在不限量的馒头和单一的炒素菜中循环往复，没什么味道可讲究。米饭成了稀罕物，一周只有一次机会。烂掉的菜也会被端上桌子。

赶上有一年国庆节，监狱里改善伙食。许久不见荤腥的闫啸天打了一整碗红烧肉，几个老犯人筷子不见动静，只朝着狼吞虎咽地往嘴里塞的闫啸天露出一抹坏笑。

吃完没一会儿，他就跑到厕所上吐下泻，也发现很多人都跟着在呕吐。这是他在牢狱生活中最早学会的生存技能之一：胃里长时间没有进油水，不能大量快速吃肉。有经验的犯人，都是吃一口馒头，就一口肉。

监狱里允许相对自由花费的规定额度，每人每月最多300元。闫啸天最大的花费就是买泡面，其次是香烟。

他不抽烟，但这是高墙内的硬通货，有利于在狱友之间“搞社交”。“黑鸟乐队”的吉他、贝斯、键盘，架子鼓，都是攒了几个月香烟陆续换来的。一条烟110元，单件乐器能抵四五条烟。

在这里，所有人都得适应规则，能让自己“活得舒服点”的办法并不多。

夏天监舍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让人绝望。唯一的电扇根本不顶用，汗水和憋闷的窒息感快要将人吞没。舍友们创立特有的“囚徒降温法”：用自来水将床单打湿，裹在身上助眠，或者“托关系”去厨房借用过的塑料油壶，灌满凉水，抱着能勉强入睡。

服刑生活头一两年，闫啸天有了生不如死的感觉，“觉得没希望，看不到未来。”

怕自己熬不下去，他在狱友送的一个日记本上打格子画线，自制日历。每一行开头填入年月份，一直写到刑期结束的2025年1月27日。

每过完一个月，他就在空白栏写下本月重要的事：花钱金额、奖励加分。他就这样数着日子过，看着空白格一行一行被填满。

家差点散了

“你这样做生意能行？这不是免费给人家干活！”

在一楼的客厅，闫爱民要债失败，儿子冲他嚷起来。这是闫啸天出狱回家后，父子俩唯一一次拌嘴。

闫爱民今年53岁，一直搞装修。他性格奔放，常年戴着一副眼镜，看起来不像做生意的小老板，更像乡村教师的模样。有人说他长文质彬彬，长得像电视里的“人大代表”，他乐意听。

“好面子”的闫爱民经常给别人干了活却收不来钱。熟人给他介绍生意，收不回款项不说，反倒被继续忽悠刷信用卡再借给欠款者钱。

看着有些生气的儿子，闫爱民只是呵呵一笑，不再争辩什么。

这些年来，闫家父母的执着，都放在为儿子申诉上了。他们认为儿子“是冤枉的”，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影响判决结果的机会，歪门邪道也得试试。

闫爱民和妻子刘素琴到处托关系，“听说谁能办事就去求人家。”他们把案件线索递给媒体，希望被报道，甚至还给办案人员行贿，无暇顾及的装修店近乎荒废掉，整个家都差点散了。

一度有骗子抓住他们救子心切的弱点，时不时来骗吃骗喝。闫爱民不在乎，他没法儿让自己停下来，“我不去，别人怎么看我，孩子怎么看我？”

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及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都将闫家的申诉驳回。王亚军家的申诉亦然。

闫啸天并不完全知晓高墙外的一切。

他的床铺在监舍靠窗的位置，隔着几层铁丝网，能隐约看到几栋红色的住宅楼，这成了他向往外界的自由之地。三千多天的监狱生活里，每次想家，他都偷偷透过窗户看看那个小区，幻想着父母在外面的生活。

过去几年，闫爱民总是开着别人抵账的二手旧车，跑到一小时车程外的监狱探望儿子。疫情前，每月能见一次，一次半小时。

两人一见面，闫爱民就说自己还在努力申诉，但闫啸天知道这些都是徒劳，劝父亲“不要再跑了”。他认罪、接受现实，也承诺自己会好好改造。

新冠之后，线下会见取消，改为每月通一次6分钟的电话。普通犯人每月能打三次，闫啸天是重要罪犯，光这一次都要经过层层审批。

电话只能单向从监狱里拨出去，计时一到便自动断掉。电话里只能传达只言片语，闫啸天先后错过了奶奶、爷爷、二伯的葬礼。

父亲闫爱民

在“大学生掏鸟案”引起外界关注之前，位于河南省辉县市高庄乡的土楼村，更出名的符号是贫穷。这个常住1600多人的村子，北依太行山，南眺黄河，周边自然风光优美。

一名曾在土楼村扶贫的干部，对此地脱贫前的印象是，“雨天出行难，饮水半桶泥，庄稼靠天收，电压常不稳，有时甚至连电风扇都带不起来”。

闫啸天家的经济状况算是中等。房子共有三层，一楼陈设简单，铺了地板摆了沙发，顶层平台有一间狭小的阁楼。闫啸天的卧室在二楼，是出狱前父母特意装修的，比家里任何一个房间都好一些。

在家里，闫啸天从小都是最有主见也最能拿主意的人。

出狱后，刘素琴建议儿子可以学网红，做短视频带货或者学学直播技术，被怼了回来：“那不行！直播带货都得是名人，或有所作为的人，我这种情况不合适。”

他对现在的自由极其珍视，不想再出任何风头，最好学个技术，老老实实上班。

少年的面孔

少年在出事前，并不像如今这么谨慎。他人聪明，为人处世情商也高，早在十几岁的年纪，就长出一颗“生意脑袋”。

在辉县二中念书时，他找同学借了三四千元玩游戏，输了。不敢告诉家人，只能自己想办法还债。

那个年代，手机都使用可拆解的电池，也没有现在商场里随处可见的充电宝。用当下互联网时代的流行话术来说，他“发现了用户需求”，还“投放到精准的市场”，在学校里卖手机电池，同时还“拓展了业务边界”，顺带给人修手机。

不到两个月，外债就还清了。

他对电子产品的兴趣，甚至带着一些天赋，“一看就会”。高中时，老师的电脑坏了，都来找他修。高考后，闫啸天的成绩不到400分，选择了省内的郑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机械工程。

在大学校园里，他先是折腾吹风机生意，做赔了。到了大一下学期，他又发现了新的商机：很多同学周末不下楼，在宿舍打游戏经常吃不好，他萌生了做外卖的想法。

那会儿，学校支持学生创业，也提供了专门场地，闫啸天买来锅碗瓢盆和煤气罐，自己负责做饭，还雇了几个舍友送外卖，一单能提成3毛钱至5毛钱，生意出奇地好。

又只用了两个月，他就挣了七八千，一举成为同学眼中的“富豪”。

和赚钱相关的这一切，他都是瞒着父母做的。过了很久，刘素琴才从儿子同学家长口中听闻，“你儿子可厉害！在学校做生意。”

回家后的闫啸天

在父母印象里，儿子就是平平无奇的人，除了“从小爱养小动物，别的也没看出啥能力”。闫啸天喜欢养蝎子、麻雀、喜鹊之类的小动物。初中时，看了央视播出的纪录片《最后一个猎鹰人 赵明哲》，他大受鼓舞，说自己也渴望能拥有一只鹰，当一个驯鹰人。

这与后来闫爱民从新闻媒体的报道中了解到儿子在网络上的残忍言行大相径庭。

在流行贴吧和论坛的年代，闫啸天发布过一张有很多死麻雀的图片，配文是：杀的鸟。

他的发帖内容几乎都与动物相关，“收各种鹰”、“希望能聚集咱学校有共同猎捕爱好的同学”、“今天爬树掏了一窝喜鹊累死我了，现在卖了，有人要没有？”

最让他被网友唾弃为“猎杀者”形象的，是一张手握鸭子脖颈的照片，他在文字中向玄学求问，“我是一个狩猎的年轻小伙子，我杀生很多很多，野兔，鸽子，刺猬，各种鸟都杀过，请大师指点我会有报应吗？要怎么破，需要赎罪吗，这个图片是我杀的鸭子。”

在手工和机械装置方面，他也展露出“优秀的动手能力”，甚至临近危险的灰色地带：他从网上购入枪管、瞄准镜、阀门等零件，尝试组装出一把气枪。

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枪口比动能大于等于1.8焦耳/平方厘米时，一律认定为枪支 ”。幸运的是，闫啸天的那把枪实际上没有组装成功，无法使用，也就没有动能和焦耳一说。

这张半成品枪的图片被人从贴吧里挖了出来，加深了他的“残暴”形象。那一年，公众情绪从对他的惋惜，逐渐演化成批判和质疑。

“惯犯”，人们在网络上如此形容。

但在现实世界，他却收获了几乎完全相悖的评价。同学、朋友从未将他视作真正意义上的罪犯。

乡民们，只是本能觉得“掏鸟”没有什么社会危害，认为闫啸天还是个“好孩子”，还时不时主动帮闫家人做点事。出狱回家后，还有人带来现金红包给他“冲喜”。

十年前网络上那些激烈的争辩还留有痕迹。

面对采访，闫啸天不回避，也不否认枪支组装的事儿，但解释了那张杀死一群麻雀的图的真实来源：其实是从“中华打猎论坛”下载的。

“那时太年轻，想装逼一下。”他补充道。

失去与重建

今年夏天，闫啸天从重新找回的联系方式里，拿到了高中时女朋友的QQ号。她还记得他。

“我在监狱里，让一个出去的狱友给你捎信儿，希望能收到你一封信，你怎么没写？”他试探道。

“根本没人给我捎信！”对方回复。

这个十年前他最在乎的女孩，如今已经二婚，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屏幕这边的闫啸天提起全部勇气，敲出一行字：如果你以后过不好，我会娶你。

“我没勇气了。”女孩答。

在男人被收回自由的那十年，一并藏起来的，还有青春萌动和蓬勃欲望。监舍里，大家靠手动解决性需求，一切视作平常，“没人嘲笑谁”。

偶有同性恋服刑者，会趁着无人的时机骚扰别人。最开始，闫啸天只能躲着走，避免和他们独处一室。再后来，他胆子变大，遇到同样的事情，就直接用脚踹。

回家后，闫爱民和刘素琴一度焦灼于儿子的婚事，总觉得他已经比别人晚了太久。闫啸天烟酒不沾，父亲比他还着急，“喝些酒，这样才像个男人。”

谁劝都没有用，闫啸天毫无成家的想法。有媒人上门介绍亲事，都被他拒绝了，“我一无所有。”

服刑的这些年里，两个女同学常在过节的时候，去闫啸天的老家探望，几乎年年不落。母亲看破没说破，她知道女孩们的心思。再后来，一个等不及结婚了，另一个至今未婚。

他也并非一无所有。他走到哪儿，朋友就交到哪儿。

重获自由的前半个月，狱友们得知“鸟弟”即将恢复自由，几乎每天都组织请客。所谓“请客”，就是大家各自买些东西，下工后聚在一起吃一下。

他把自己在狱中的物品分给大家，也被交代了许多充满信任的委托事项，比如，替狱友去看望某人，给狱友家里捎信。他全都应了下来，后来也确实一一做到。

出狱后，狱警还给他发来那只他曾照料过的小乌龟的消息，说它活得很好，还有了新伙伴，让他不要惦记。

闫啸天和母亲刘素琴

敏感的父母，则对儿子与监狱相关的一切保持关联，感到紧张。只要有一会儿联系不上儿子，他们就格外慌乱。他们害怕任何差池。

最近一段时间，几个狱友陆续出来，闫啸天去相见，刘素琴焦灼不安。

在她眼里，“那些人都曾是真正的罪犯，儿子不算是。”儿子宽慰她，“想多了”，大家很珍惜现在的自由，绝对不会再去做犯法的事。

闫啸天出狱半年后，闫家打算继续申诉。他们委托了北京天斗律师事务所律师梁宏刚。梁宏刚阅卷后认为，“法院认定闫啸天掏了16只鸟，均为二级保护动物，但其中12只没有司法鉴定，仅4只进行了司法鉴定，且仅仅是依据一张鸟的照片，专家都没有看到鸟的实物，该鉴定存在重大瑕疵。”

对于申诉，闫啸天没说太多。闲来无事时，他还是喜欢去找王亚军。王亚军同样也有申诉的打算。

当年掏鸟的现场位于高庄村，距离王亚军家不到一公里，走路五分钟。那棵十几米高的杨树不知何时被砍掉了，变成一片小菜园。

前不久，两人骑着电动车再次路过。王亚军突然刹车，抬了抬手，“就是这儿”。闫啸天一点儿印象都没了，他安慰兄弟，“忘记了也挺好，生活总要重新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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