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HIV大流行：为未来做好准备

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国际艾滋病会议召开前，Laura N Broyles及其同事在《柳叶刀》（The Lancet）上发表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1]，提示能够检测出HIV但病毒载量维持在低水平（低于1000 copies /ml）的HIV感染者将病毒传播给性伴侣的风险几乎为零。这一惊人结果为进一步支持“检测不到=不传染（undetectable equals untransmittable, U=U）”的HIV宣传补充了令人信服的证据。“U=U”意味着，坚持抗逆转录病毒疗法（antiretroviral therapy, ART）成功维持低于检测阈值病毒载量的HIV感染者，不会通过性活动传播病毒。建立起低病毒载量和不传播之间的关联，对HIV防控具有深远影响，能够促进推广可负担的病毒载量检测，并有助于解决HIV的污名化问题。

柳叶刀 | 低病毒载量HIV感染者坚持抗逆转病毒疗法，性传播风险几乎为零

对这一发现以及近期关于HIV的其他科学进展——从暴露后预防的兴起到长效注射治疗的发展——感到兴奋是合情合理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旨在到2030年消除HIV/艾滋病对公共卫生的威胁。对此，联合国普遍认为，到2030年，与2010年相比，新增HIV感染和艾滋病相关死亡人数将减少90%。任何有助于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新工具都会受到欢迎。然而，正如以前多次表明的那样，单靠医疗卫生技术不足以终结HIV大流行。

Vincent Guilamo-Ramos及其同事在《柳叶刀-艾滋病》（The Lancet HIV）撰文表示，美国“消除HIV流行（Ending the HIV Epidemic，EIE）”的倡议不太可能达成目标。[2] 该倡议于2019年启动，旨在到2030年将每年新增HIV感染数减少至3000例以下。然而，鉴于2021年32100例新增HIV感染的估计，想要实现该目标仍需付出巨大努力。Guilamo-Ramos及其同事确定了四个优先事项，以解决阻碍倡议进展的不平等问题：减少污名化、扩大HIV人力、减轻医疗方面有害的社会决定因素以及重新承诺并重新投资于美国医疗体系。这些优先事项不仅关系到美国，与全球HIV防控工作都息息相关。

美国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EPFAR）是全球HIV/艾滋病援助的主要资助者。2023年，其预算为69亿美元，其中48亿美元指定投入双边HIV工作，其余部分则用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和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基金。二十年来，它已改变了全球HIV防治工作。然而，它现在前所未有地面临着资金无法更新的风险。国会共和党人威胁称，除非引入禁止性的限制措施，限制他们认为的、与堕胎服务有联系的内容，否则他们将不会重新授权PEPFAR。长期以来，PEPFAR一直是美国政坛纷争之际的两党成功政绩。失去它将是对美国作为全球卫生领导者能力的遗憾谴责，同时也是健康领域的灾难。正如Lucie Cluver及其同事在《柳叶刀》上所警告的那般，失去PEPFAR无疑将导致数百万儿童死亡、成为孤儿并遭受苦难[3]。

中低收入国家的HIV防治资金缺口正在不断扩大，进一步削减资金，局势也将恶化。据UNAIDS估计[4]，2022年针对重点人群的预防计划将出现90%的资金缺口。重点人群包括男男性行为者、性工作者、跨性别者、注射吸毒者以及被监禁或处在其他封闭环境中的人群。确保他们能够获得预防和治疗至关重要。但因资金短缺，加以固化的社会条件和惩罚性法律，获得关键性卫生保健服务的障碍长期存在，对计划进展构成了严重威胁。

HIV和更广泛的全球卫生领域的关注重点是：2030年是全球HIV/艾滋病目标的最后期限，以及为实现此目标可采取的措施。就目前而言，HIV/艾滋病理应在2023年9月召开的关于大流行预防/防范和应对、全民健康覆盖、防治肺结核问题的联合国高级别会议议程上占有一席之地。但是，正如国际艾滋病协会-柳叶刀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AIDS Society—Lancet Commission）[5]所强调的那样，HIV大流行并没有步入终结，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它可能仍是个重大全球健康问题，其影响将远远超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时代末尾。当务之急是为应对这种可能性进行规划，并将HIV作为可持续发展目标时期后的优先处理事项。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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