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千年古寺和它们的“影子”守护者|中国·城


从北京驱车抵达山西长治已是下午,但要去到位于林虑山之巅的金灯寺(地处河南林州与山西长治交界),还有近二十公里山路。
上山前我与金灯寺的文保员冯开平通了电话,他得知我还在林州,说预计还要花去一个半小时。我计划在山下的村子里给冯开平买些生活用品带去,但没想到,一进入山区就再也看不到任何超市和小卖店,人烟寥寥,满目只有尚未春耕的田野和还未覆满青绿的远山。

林虑山发脉自太行山,盘山公路九曲十八弯,我在导航上数了数,从山脚到金灯寺这二十公里就有五十多个弯道。山路最窄处,两车交会,即使是驾驶经验丰富的司机,也要我在副驾驶座探出头去盯着车轮,压着排水沟边线小心翼翼地错车通过。路面背阴处仍有未消融的积雪,前几日又下了场春雨,山路湿滑,好在通行的车辆不多,我们赶在日落前抵达了海拔一千七百米的金灯寺。

位于山巅的金灯寺有着修葺平整的小型停车场,寺中尚有稀稀落落的几位香客,文保员冯开平提前在售票处等着我。从售票处拾阶而上,他一边与我简单介绍金灯寺的情况,一边等着香客出门。

金灯寺原名宝严寺,创寺法师是北齐时期自河南来的芈禅师。它悬在陡崖之上,整体依山势而建,是一座七进式寺庙。据庙中碑文记载,其创建于北齐,现存石窟、佛龛、造像均为明代雕造,施工期长达六十余年。金灯寺石窟是中国石窟建筑史上年代明确的最后一个石窟群,雕造之精美,被誉为中国石窟造像尾声中的巅峰之作。2006年,金灯寺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们踏进寺庙时夕阳正好,金色霞光映在光裸的岩壁上,山体和云彩交界处晕染开渐变的粉色。山色寂静,砖石庙宇坐立其间,庄严而绚丽。

冯开平常指着石窟前的碑文为游客们讲解金灯寺的历史。
对所在保护单位文物的历史知识的储备,也是文保员的基本功之一。


金灯寺的石窟与寺庙建筑依悬崖而建,石窟开凿于山巅自然形成的石凹内。
其整体建筑坐北朝南,依崖布列,现存七进院,洞窟14个,
木构建筑有延寿殿、关公殿、丈八佛殿等34间,寺内保存历代碑、碣二十余通。



冯开平是1995年来到金灯寺的。在这之前,他在文化局所属的剧团里“跑龙套”,也做些后勤工作。1995年,平顺县文化局局长找到冯开平,告诉他,组织上经研究认为:他能胜任金灯寺文保员的工作。拉扯着三个孩子的妻子不同意他接下这份工作,但冯开平却觉得这是国家交给他的重要使命,不是谁都能做,毅然收拾包袱上了山。
文保员的基本工作是“三防”:防火、防盗、防破坏。上世纪90年代,民间偷盗文物行为仍然猖獗,来金灯寺约一年后,冯开平撞上了一次偷盗行动。借住的香客在晚饭中给他和另外两位看护下了蒙汗药,趁夜挖走了三座佛像浮雕。
那时,金灯寺通向外界的土路不能行车,寺中没有通电,冯开平没有手机,只能冒雨徒步跑到二十五公里外的玉峡关派出所报案。另一次的遭遇更惊险,四个突然造访的年轻男人绑架了冯开平和另一位守寺的村民,用细麻绳将两人捆了个结实。冯开平腰上又挨了一刀后,被锁进了厨房。

守寺的二十多年间,冯开平经历的文物偷盗犯罪不止两三次,协助他看守寺庙的村民没能坚持,只他一人守了下来。不过,随着文物保护监控系统的布防,近几年金灯寺已经基本没有文物再被盗。寺内监控接入了公安系统,一旦发生警情,相关部门会及时响应,寺庙里的工作人员不再需要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

2007年,金灯寺修了山路、通了电,冯开平的生活条件逐渐得到改善,新调来的同事每次来寺里,都会给他带些吃的喝的,有不少新鲜蔬果,让他不用再“顿顿吃土豆”——早年独自守寺时,冯开平常向附近的村民一次性采买几百斤土豆,存进地窖充作一年的蔬菜。放得太久土豆发芽了,他也不讲究,“把芽挖了继续吃”。

山里生活清苦,但不如外界想象的那么单调。冯开平住在金灯寺的第四进院落过道的房间里,这是他的宿舍也是办公室,在这里他已经住了二十八年。每天早上6点,他准时起床,打扫寺庙,给殿外的香炉奉上新香,再将前一天香客们留下的贡品和香灰清理干净。打开庙门迎客后,他会不时地在寺庙中来回巡视,劝导香客不要随意插香、注意防火。

工作休息间隙,冯开平会听听收音机、看看电视。2019年电压稳定之后,金灯寺里装了无线路由器。Wi-Fi信号稳定,他现在更习惯用智能手机上网来了解外面的世界。他的手机相册里存有很多自己拍摄的照片,是金灯寺不同季节的雾凇、云海和朝霞。他在微信上发来自己的摄影作品,其中一张令我印象深刻——厚厚的积雪落在院子里新塑的石佛头顶,似给宝相庄严的佛像添了顶白毛绒小帽。

冯开平觉得,守护文物的日子充实快乐,自己就像是“山里的老神仙”。他坚定地认为,二十多年前自己接受的是“国家使命”,是金灯寺选择了他。他知道,自己的选择在别人眼里或许并不明智——远离妻儿,与烟火人间彻底隔绝。但也只有他自己知道,回到平顺县城的家里,夜里入梦的仍然是金灯寺的那间小屋、那张小床。

冯开平想,这辈子,自己就待在金灯寺了。


金灯寺位于悬崖之上,据传是由芈禅师骑虎攀岩而建。其地处偏远险峻,但因位于河南和山西的交界,两省香客常来此拜谒,香火从未断绝。
第二天,我再次拜访金灯寺。一大早就有十几位香客提着贡品登门。领队见到冯开平主动上前打招呼,看样子就是常客。冯开平告诉我,金灯寺在周边百姓和香客的眼中是像“省城”一样的存在,许多上了年纪的老人觉得,“去金灯城办点事”就相当于去“去省城办事”。村里想要修寺盖庙,大抵都要先来金灯寺向神灵请示一番。

冯开平觉着,“去金灯寺”已经成了当地人心里“办大事”前必去的地方。他自己也是一位虔诚的守护者,每天晨起简单收拾后,最先做的就是给水陆殿前的香炉插上三炷香,这个习惯从他来金灯寺的第一天一直坚持到现在。

金灯寺的水陆殿是明弘治元年开凿的,顾名思义,有水有陆,是整体开凿的石窟,约一百平方米,是金灯寺最精妙之所在。石窟顶部雕刻着方形藻井平顶天花,中间是田字形石桥连贯各处,桥下设有一汪清池,由常年从石窟西北角石隙中流出的山泉汇集而成,窟室中间方台须弥座上供奉着如来佛、阿弥陀佛、药师佛,背屏倒坐观音、文殊、普贤三位菩萨。

香客们也常在水陆殿中停留。和我同行的这批香客中,有位年长的阿姨在殿中唱起乐曲,年轻些的男女们在另一位领头的指点下,逐个向佛跪拜。我问冯开平,女香客唱的是什么?他似是见多了这样的场景,口气熟稔:“有些能听懂。(唱的人)是河南人就唱豫剧调,是山西人就唱山西调。这都不是一般人能干的。”至于唱的内容,“有些是许愿,有些是(替上天)传话的,叫你听嘞”。

对文保工作者而言,金灯寺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北齐遗留至今的石窟遗址,但对于当地许多百姓来说,金灯寺已经变成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冯开平告诉我,不少香客再远再难,也会时常来这里“拜拜”,定期向神明汇报自己的生活,这样佛祖才不会“忘记他们”。


离开长治后的第二站是高平,高平市嘉祥寺的基层文保员张晚才是我要见的第二个守寺人。截至目前,山西是全国地上古建文物最多的省份,而高平又是山西的国保大县(县级市),是国内拥有国保单位最多的县级市之一,三个乡的辖区内有着多达22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嘉祥寺位于高平市赤祥村,是保留至今的五代时期建筑。据记载,其始建于五代后周,宋元明清时期曾多次翻修。嘉祥寺现址位于赤祥村的西北高地,从去年8月开始动工修缮,目前并不对外开放。我赶到时,寺内外都架上了脚手架,电锯的切割声、工人们的喊话声在寺外就能听到。我从脚手架下小心翼翼地穿行,待到迈入寺门,才见到了这位忙碌的老人。

张晚才在2018年来到嘉祥寺做文保员,和守了金灯寺二十八年的冯开平不同,他没有编制,每月只能领到三百元的补贴,约为冯开平工资的七分之一。不过嘉祥寺就在村里,张晚才回家方便,生活也更便利。他的主要工作是对嘉祥寺的现存古建筑进行“三防”,被划为文保单位后,嘉祥寺不设立香火迎客,对外接待的任务相比金灯寺要轻松许多。

其实在文物保护工作的基层队伍中,有编制的文保员往往一人肩负巡护多处文保单位的重任,文物的日常值守,更多是依靠张晚才这样的“编外文保员”——他们大多年事已高,文化水平较低,不少人就是当地乡民。他们常驻寺庙,一旦发现文物有异常,能及时上报。

张晚才年近古稀,身形消瘦、双眼有神,用方言热情地给我介绍这所千年古刹中每栋建筑的历史,以及他自己观察到的营造精妙之处。他时不时也会向我提问,似是要考考我,“盘盘道”。见我对天王殿和观音殿屋顶的砖雕、砖瓦结构感兴趣,他又形色神秘地跑去侧殿,拿出两个自己收藏的木桶状的制瓦工具。

张晚才解释道,新中国成立初期,砖瓦烧制在赤祥村曾一度盛行,但如今手艺基本失传。这对工具是他专门收集的实物,他计划着,以后嘉祥寺要是对外展览,他就把这对“稀罕玩意”也展出去。

在我看来,来嘉祥寺才四年多的张晚才,已经做了很多远超“编外”职责的事儿。这两年嘉祥寺大修,修缮单位安排了专门的资料员做记录。张晚才也每天跟着进行观察和记录:“修前是什么状况?修的中间你用的什么料,我都记了下来。”去年毗卢殿修复壁画时,他每天都去“监工”,还被画壁画的工作人员“告了状”:张老师为啥天天跟我们,看我们?

这些不是文保员的本职工作,但张晚才觉得自己的努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笑得憨厚:“我告诉他们画的时候要注意原则——最小干预,最后竣工报告的时候,他们采纳了我的好多意见。”


尽管张晚才自称为“地地道道的农民”,但乡里间他也是小有名气的“才子”,大家多称他一声“张老师”。他干过财务和农民工法律援助,能写一手好文章,现在也有不少人找他写序、骈文和剧本,赚来的稿费也够他养活一家人。
不在嘉祥寺的时候,张晚才就喜欢在家写稿。他把村上所有的碑刻,不管哪朝哪代,只要自己见到就整体都拓了片,抄下碑文内容,并用电脑录入,专门做成了一本《赤祥村碑石记》。

“我很高产的!”提起自己的文字成果,张晚才很有几分自豪,用手机给我展示了他去年写成的《嘉祥寺壁画研究》,内文排版精美,还另配有封面,像是已经出版的电子读物。不过这只是张晚才自己制作的电子书,并未付梓,因为出书“申请版号不是一个钱两个钱”。除开这本,他的手机里还存有好几份“齐、清、定”的书稿,都是做文保员的这四年多里写出的成果。

在我看来,张晚才算是基层文保员当中极有热情和文化素养的代表。受邀给其他文保工作者讲课时,他总会强调要对工作葆有热情:“作为一个文物单位的管理者,你不懂它的历史渊源,就没有管理它的积极性,就没有责任心;了解了它的历史渊源、它的意义何在,你自然就提高了保护它的能力。”不过张晚才也觉得,像他这样热爱工作的文保工作者,在基层可能还是少数。

我们聊完时已是傍晚,暮色阴沉,淅淅沥沥的小雨变得更大,张晚才赶忙叮嘱工人们做好工程防雨再下班。送我出寺时,他步履匆匆,没打伞也没穿雨衣——他着急赶回家,继续去写想做的庙会方案去了。

嘉祥寺现存的建筑中,大雄宝殿为元代遗构,毗卢殿为金代遗构,
天王殿为明代遗构,其余均为清代建筑。

嘉祥寺占地面积约1487平方米,此次大修于20228月启动,
预计周期为300天。张晚才称,这是高平市近些年最后启动修缮的国保单位。



因为行程紧张,我们开始由晋南向晋北返程回京,浑源县是这趟寻迹之旅的最后一站。
五年前我曾赴大同考察,途经浑源县(隶属于山西省大同市)内一处小型寺庙。当时寺庙院门紧闭,凭着跟村民问到的手机号码,我才叩开了院门。寺中空寂,只有一座辽代砖塔独自伫立,守护它的是一对老夫妇和一只小黄狗。

老夫妇的生活环境简陋,但穿着整齐、眼神质朴澄澈,古塔在他们的照料下,塔身干净完整,连塔檐悬着的风铃也保存完好。守寺人朴素真挚的状态,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有了这次的回访。

连夜赶至浑源县,休整一夜后,我在第二天清晨登门圆觉寺。通往寺庙的老路已经与记忆中大不相同,浑源县原被划为贫困县,圆觉寺又藏在老村深处,道路窄旧、两侧土屋破败;但现在,寺庙附近的路面宽阔平整,街旁是风格统一的浅灰色仿古建筑,让我有一种身处平遥古城的错觉。

圆觉寺也有了变化,寺庙正门左右各加盖了小门,院子东西两侧分别多了钟楼、鼓楼;院内地面平整干净,另种了青松、花卉。就连保护文物砖塔周身的铁护栏,也改成了石围栏,塔前多了一张沉甸甸的石供桌,四周还加装了监控设备。

不变的,是守塔的老夫妇和伫立在原地的古塔。我曾查阅过资料,古塔全称是“圆觉寺释迦舍利砖塔”,据《浑源县志》记载,其由僧人玄真在金正隆三年(公元1158年)主持修建,明清时期有多次修缮。这座八角密檐砖塔高达30米,分九层,塔身饰有精美的砖雕,伎乐人、佛教花卉栩栩如生。

每层塔檐四周悬有风铃,顶部塔刹屹立着一只金属“翔凤”,每逢风起,便旋转不息——中国自汉代起便有利用“铜凤凰”“相风乌”测风的考古记载,不过尚存至今的测风仪器实物极为罕见。抗战时期,日军曾占领圆觉寺,一把火烧掉了这里所有的木构大殿,但释迦舍利砖塔和塔顶的古气象仪“翔凤”却幸运地留存了下来。

现在,今年78岁的刘元和74岁的王彩莲是这座砖塔的守护者。老两口自2009年开始担任圆觉寺的基层文保员,和张晚才一样是每月只领几百元工资补贴的“编外人员”。出于保护文物的目的,圆觉寺一直未对游客开放。刘元和王彩莲也没有别的收入,每天守在院里看护文物、打扫卫生,靠着每月的三五百元过日子。

十四年来,两人基本足不出寺,日常口粮多是儿女探望时捎上的蔬菜米面,或是路过的佛教徒送来的土豆和白菜。王彩莲习惯了这种粗茶淡饭的生活,她觉得自己和老伴能安稳待在寺里做这份工作,已经是“特别好特别好”的事情。虽然年过古稀,但她的腿脚依旧利索,干活麻利,每天能把整个院子打扫好几遍,和丈夫居住的小房间也一并收拾得干净齐整。她爱笑,说话语速稍快,担心我听不懂方言,又会刻意放慢速度,每句话开头还总会亲亲热热叫一声“姑娘呀”。刘元气色红润,脸上总挂着慈和的笑容,看上去比实际岁数也要年轻不少。

王彩莲对圆觉寺有着很多特殊感情,她之前住在深山里,身体不算太好,来寺里住了十四年,现在感觉自己身体“特别好”;丈夫虽然得了脑血管疾病,但这几年也维持得不错。信佛的王彩莲觉得,这都是因为他们在寺里待久了,“有佛缘”。

守着这座村里的古塔,文保员的工作风险不如地处偏远的金灯寺那样大。刘元和王彩莲呆在圆觉寺的十余年里,大多时候岁月清净,但也曾遭遇过惊险时刻。几年前,两人在深夜被“轰隆隆”的声响震醒,王彩莲以为是地震,刘元却觉得是发生“爆炸了”。两人没发现明显异常,只得悬着心睡下,待到第二天公安机关有人找来,他们才得知:有犯罪团伙从院外西北角荒废的民居向砖塔挖地道,已经挖了十几米,半夜的巨响就是对方用炸药开地道的声音。

老两口现在住的是院子的东厢房,但才来圆觉寺时,他们住在院中西北角的简陋土屋里。后因年久失修,屋顶坍塌,土屋成了危房,上级单位就安排他们住到了现如今的厢房里。两人邀我进房间小坐,屋内烧着老式的煤炭炉,桌上摆着张夫妻俩站在天安门前的合影。照片是合成的,王彩莲和刘元“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没走出这大门”,两人从没去过北京,就连离得最近的大城市大同“都没想着去过”。

送我离开时,王彩莲向我推荐与圆觉寺仅一街之隔的“浑源凉粉”,这是当地有名的招牌小吃店,但她从没去吃过,只知道那家店里的凉粉,“上午吃了,下午过来还带着香气呢”。我问她为什么不自己去尝尝,“要是我出去了,谁看着这(圆觉寺)啊?”王彩莲麻利答道。


“地上文物看山西”,作为我国地上文物建筑最多的省份,山西拥有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多达531处(其中古建筑为421处),位居全国第一。我此次驱车两千多公里,由南向北纵穿山西,共考察了六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五名基层文保员进行了深入交谈,这也让我意识到:在普通人和大多数研究者眼中隐形的基层文保员,对文物的保存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2021年10月,山西遭遇罕见汛情,持续降雨让1783处文物不同程度受损,其中大部分是地上古建筑。不可预计的自然灾害,对文物造成的伤害往往最为直接,且不可逆,但在汛情中,因为基层文保员能及时上报灾情、抢救文物,才尽可能减少了损失。

不过,因为经费有限,守护圆觉寺十四年的刘元和王彩莲夫妇每月收入低廉,也没有更好的取暖设备,冬日里,两人在屋内冻得只能穿厚衣、戴帽子睡觉;看守金灯寺二十八年的冯开平,也同样度过了漫长的艰难时光。古寺长存,但守者无名。文保工作的核心,始终在于人。老一代的文保员尚能通过文物本身获得慰藉,但这样的守护模式能否持续,依旧是值得商榷的问题。

目前,山西现存的不可移动文物高达53875处,庞大的文物数字背后意味着同样庞大的基层守护者需求。我见到的每一位基层文保员,几乎都是五十岁以上的村民,他们渴望有年轻力量的加入,但又似乎达成了一个共识:年轻人生活压力大,来了基层,收入微薄、生活清苦,待不住,也没法待。

但在基层文物的守护中,年轻人往往能带来更多新变化。我重点拜访的三座古寺中,整体状态最好的算是金灯寺,其也要归功于2019年调配到金灯寺的“80后”程俊魁(现平顺县金灯寺文物管理所所长)——他给寺里安装了变压器和上网设备,还向上级申请金灯寺对外出售门票,使得寺内日常运作不依赖县里拨款;同时还助力冯开平在退休后被返聘,让这位文物守护人能如愿和自己热爱的古寺继续相守。

对金灯寺未来的规划,程俊魁也有自己的想法,他正在考虑更好地进行“文物活化”——将金灯寺的文旅资源盘活。与冯开平不同,他这样的青年干部身上还有县里调配的其他文保单位职务,对于文保工作的专业要求也更高、更广,能调动的社会资源也更丰富。

不过由此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现存文保单位的“开放度”。目前,我国现存国保单位对公众开放的不足一半,省级、市级文保单位开放程度更加有限。文保员张晚才用“巴黎圣母院一把火,山西文物一把锁”这句话向我表达了自己的惋惜,他认为文物不应当被锁住隔离。

文物想要被长期留存,并获取更多公众力量的保护,需要与当下社会产生更多的链接,对普通民众来说,同样具有新的文化与生活含义。但对外开放的前提是确保文物安全,即使是故宫,也曾在2011年发生过展出文物被盗的意外。主张开放的程俊魁也有忧虑:一旦有更多游客涌入国保单位,现有的基层文保力量能否更好地完成文物“三防”工作?

我也在思考文物“尽可能”开放和闭门保护之间,是否存有更优的折中路线?譬如,大同千年悬空古寺设置了每人单次100元的登临费,不登楼的游客可购买15元的门票远观,既减少了悬空寺的承载压力,也为公众欣赏文物留出了选择。但毫无疑问的是,文化遗产资源“活化”,还需要更多元、更专业的文保思路和年轻人才。

此次山西之行,让我有幸近距离一窥历史留给人类的文化馈赠,也亲眼目睹了文物之上新生长出来的真实故事。站在这些留存完好的古建筑中,我一次次感到自己的渺小,不断诘问自己:怎样的文化和大地底色,才得以保留如此完好的建筑,我们年轻一代要做怎样的努力,才能让它们继续历经千年?与那些面目被时间沙砾打磨粗糙的老文保工作者一样,我们这代年轻人,也总该有点自己想坚持的东西。
(特别感谢周亚飞对寻访工作提供的帮助。
全文刊载于《ELLEMEN睿士》四月刊,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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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撰文:张金晖(中国艺术研究院 博士研究生)

摄影:张金晖

图片后期:鱼鲤

编辑:杨雨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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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更新:2024-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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