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要杀就杀我们夫妇俩，放过小萝卜头吧，哪怕让他上街讨饭去也好……”

1949年9月6日凌晨，徐林侠“扑通”跪倒在国民党特务面前，深深低下头哀求道。

“妈妈！”小萝卜头想冲过去扶她起来，却被死死摁在原地。

特务杨进兴看了他一眼，转头对徐林侠冷笑道：“好啊，我放他一马。”

说完，刺刀寒光一闪，徐林侠倒在了血泊之中。在徐林侠的丈夫宋绮云悲痛愤怒的目光下，杨进兴再次扎出刺刀，将宋绮云杀害。

“我没有罪！我要出去！”小萝卜头声嘶力竭地喊着，这声音却在杨进兴的刀刺下戛然而止。这个年仅9岁的生命，就这样消逝在黎明前的黑暗中。

24天后，新中国在人民热烈的欢呼声中成立。

小萝卜头的一生

小萝卜头，本名宋振中，于1941年3月15日生于江苏邳州，8个月大时就随父母被关进重庆“白公馆”。他的父亲宋绮云是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生和我党党员，被关押前的身份是杨虎城的秘书；母亲徐林侠也是我党党员，曾任邳县县委妇女委员。

宋绮云被关押在男牢，小萝卜头则和母亲一起被关在女牢。他被带进这监牢中时还不满一岁，他所能认知的世界就是那阴暗潮湿的小空间，耳边日夜回响着镣铐的叮当、难友的惨嚎……

在小萝卜头短暂的人生中，他们一家被转移了好几次。但搬到哪里，都是一样的暗无天日。

对小萝卜头来说，世上的善恶用一扇门就能分清：牢门内的人，是好人；牢门外打人的人，是坏人。

监狱中的“犯人”吃的都是发霉发臭的米饭，分量也不多；再加上常年晒不到阳光，导致小萝卜头严重发育不良，矮小的身板上鼓着一根根山梁似的肋骨。

但他的脑袋特别大，一双黑亮的大眼睛看人时显得格外专注。难友们都很喜欢他，经常怜爱地摸他的头。

有一次，同监坐牢的一位叫王品三的叔叔气愤地说：“孩子有什么罪啊？你们看森森，都被折磨成个小萝卜头了！”森森是小萝卜头的小名，难友们之前都这么叫他。王品三这话在监狱里传开后，大家就纷纷改叫他“小萝卜头”。

小萝卜头是个懂事的孩子。为了换点大豆给小萝卜头补充营养，徐林侠主动要求去做苦工，可每次吃饭时，小萝卜头总是把更多的大豆倒进妈妈的碗里，让妈妈先吃；徐林侠穿的鞋磨破了，小萝卜头就自己到处搜集破布、破袜子，给妈妈做新鞋用。5岁的时候，小萝卜头就学会自己缝补破衣服了。

小萝卜头在监狱里生活的头几年，都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直到1947年，6岁的小萝卜头才第一次与宋绮云相见。宋绮云看着幼子瘦弱的身躯，这个面对严刑拷打也能一声不吭的人立时红了眼眶，把小萝卜头紧紧抱在怀里。

“我想让森森去上学。”宋绮云对徐林侠说。

“这个年纪，是该好好学习的时候。”徐林侠摸了摸小萝卜头的大脑袋。但想也知道，特务们不会轻易答应这个请求。监狱里可没有学给孩子上，要上学就只能去外面；可要是让小萝卜头出去了，谁能保证他不会把国民党犯下的罪行往外说呢？

宋绮云夫妇和其他难友多次争取，才终于让特务勉强答应。小萝卜头可以“上学”了，但不是在外面的学校，而是在监狱里。同监的“政治犯”黄显声就是他的老师。

黄显声是东北军53军副军长兼119师师长，西安事变后被国民党逮捕并关进监狱。

黄显声将军不但在带兵打仗上颇有造诣，也有不低的学识：他曾考入北京大学文科补习班，后来因积极参加“五四”运动而被退学，从此投笔从戎。

既然要“上学”，自然就得有书包和课本。可这监狱里哪来的这些东西呢？徐林侠便就地取材，找来一些破布做出了一只小书包；

把省下来的草纸钉在一起，做成课本。现在书包和课本都有了，可还差一只可以做笔记的笔。

徐林侠又从旧衣服里揪出一小撮棉花，烧成灰后用水浸泡，再拿一个一头削尖的木头蘸一蘸，就能用来写字了。

那之后，小萝卜每天都高高兴兴地背上小书包，去黄显声的牢房上课。

和黄显声同监的还有罗世文和车耀先，他们都是有文化的人。除了上课，小萝卜头没事也喜欢上他们那里玩，翻看他们牢房里的书。罗世文和车耀先也经常教小萝卜头认字念书，他们给他上的第一堂课就是：“我爱我的爸爸妈妈，我爱我们的中国……”

虽然条件艰苦，小萝卜头学习的劲头却很足。他的记忆力很强，也很懂礼貌，对黄显声老师和另两位老师都很尊重。

学习之余，小萝卜头还常常在监狱中跑上跑下，充当“小交通员”。小萝卜头的父亲宋绮云，在国民党中毕竟也算是个有地位的人。

他不仅是杨虎城的秘书、报馆的总编辑，同时还是西北军的少将。戴笠曾多次试图把他争取到军统中去，表示只要宋绮云愿意合作，他们一家人就能立刻恢复自由。

为了让宋绮云松口，戴笠还特地嘱咐看守放松对小萝卜头的监管。他们想着反正小萝卜头只是个几岁的孩子，掀不起风浪——

这也是小萝卜头得以每天听黄显声等人讲课的原因之一。在上级指示下，看守们基本不关注小萝卜头的动向，殊不知这就给监狱中的“犯人”们提供了便利。

因为小萝卜头可以在监狱中自由来往，狱中的地下党就经常交给他一些任务，比如打听有谁被新关进来了，有谁受到了审讯或刑罚、有谁生病了……

每当得到相关消息，小萝卜头都会及时告诉爸爸妈妈和这些地下党员。

监狱中甚至还有“报纸”，是地下党员办起来的，名叫《挺进报》。其实就是一张纸上写了些文章，由小萝卜头担任“卖报童”。黄显声将军自己有一份报纸，他把内容摘录下来后交给小萝卜头，让送去给陈然——他是《挺进报》的负责人。

陈然完成“报刊编辑”后，又把这几十份“报纸”交给小萝卜头，由他分发到每一间牢房里去。

“报纸”上的新闻包括“新华社发表元旦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淮海战役辉煌胜利”等。这些振奋人心的消息，总能让被关押在冰冷监牢中的人们燃起希望。

有一次，小萝卜头出发去送“报纸”前，黄显声突然叫住他，往他上衣的暗袋里塞进一个小纸团，让他立刻给许晓轩送去。许晓轩是狱中秘密党支部的书记。小萝卜头顺利完成了任务。

那“纸团”其实是白公馆的地形和布防图，详细描绘了白公馆内部和周边的地形和岗哨情况。

这是“疯老头”韩子栋经过长时间细心观察，精心绘制的，准备用来在某一天集体越狱。但因为各种原因，集体越狱没能成功。

小萝卜头的任务不止是传递信息，还包括尽可能向遇到困难的难友们提供帮助。

1947年10月，白公馆监狱被关进了一个新“政治犯”，名叫胡春浦。

在被送来这里之前，胡春浦就被上了酷刑，此时遍体鳞伤、皮开肉绽；而且他本来就有胃病，根本吃不下狱中又冷又硬的米饭。

胡春浦就这样度过了两个晚上。小萝卜头从门缝里看见他的情况后，立马跑回去告诉了妈妈。徐林侠之前用做苦工挣来的钱买了点挂面，听完后马上煮了一碗，趁着晚上天色暗了叫小萝卜头给胡春浦送去。

小萝卜头小心翼翼地端着热乎乎的挂面，来到胡春浦的牢门前，小声呼唤“叔叔”。被浑身伤痛折磨得根本睡不着的胡春浦听到了，艰难地从床上下来，挪到了门前。

胡春浦有些警惕地看着这个陌生的孩子。

但这警惕很快消散了，因为那孩子把一碗冒着热气的面条放在门口，回头看了看，催促他道：“是我妈妈让我给你送来的。快吃吧，叔叔。”胡春浦看到了那双清澈的眼睛。

他颤着手捧起面碗，那份温暖令他终生难忘，也让他有了坚持斗争的勇气。

小萝卜头在白公馆监狱中的意义，绝不止“一个普通的孩子”那么简单。他每天都在给狱中的人们带来新的希望，他自身也是一种希望。

但国民党反动派并不会理会这些“犯人”的想法，他们只会一味地自绝于人民。

1949年8月，随着国军在战场上的一路溃败，国民党在大陆已经没有立足之地，其高级官员只好陆续转移至台湾。就在这一时期，蒋某人向毛人凤下达了将杨虎城、宋绮云等人秘密处决的命令。

1949年9月6日，杨虎城和他的儿子杨拯中、女儿杨拯桂，以及宋绮云和妻子徐林侠、幼子“小萝卜头”，都牺牲在了军统特务的刺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