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大中华”是巨龙、大唐、中兴、华为四家中国本土通信企业的简称。曾经是其中一员的巨龙，后来悄然消失。巨龙经历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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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有个“巨大中华”的说法，指的是巨龙、大唐、中兴、华为四家中国本土通信公司。时过境迁，到现在，全世界通信公司的排名中，华为高居第一，是全世界最大的通信公司；中兴位居第四，也是超级大公司。

大唐曾经主导3G时代的TD-CDMA，后来和其他企业合并。巨龙的命运最为惨淡。1998年以后基本就从市场中消失了。如果你上网查一下，会得知，巨龙的消失，主要是由于军队体制的改革。巨龙脱胎于军队科研部门，后来中央下令，禁止军队参与商业活动，军队科研人员奉令离开巨龙。巨龙通信就此衰落，不久消失。

看上去，这个过程虽然有令人遗憾之处，但没什么太多可说的。那么大规模的军队体制改革，难免有改革的“牺牲者”。巨龙不走运，成为这种“牺牲者”，只好接受命运的安排。

最近，看了封凯栋的《潮起：中国创新型企业的诞生》。其中介绍了巨龙通信的前前后后，才知道，这个过程并非那么简单，其中值得分析的内容很多。

这篇文章就来说说围绕着巨龙通信的故事，及其包含的重要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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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在国际上属于领先甚至遥遥领先。但在1980年代，中国的通信技术水平非常落后，与国际上有技术上的“代差”。

具体来说，当时，发达国家的通信技术，已经发展到计算机水平，以大规模集成电路（也就是芯片）为技术核心，而我国还停留在机电的模拟技术。难办的是，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内，通信归邮电部门管理，计算机归电子工业部管理。两边井水不犯河水、泾渭分明。因此，在通信领域使用计算机技术，无论是技术水平，还是管理体制，都无从谈起。

当时，邮电部门引进了日本的一些大型电话程控交换机。为了赶超国际先进技术，邮电部门对这些日本设备来个“逆向开发”，打算仿制。可是，由于技术已经发展到芯片水平。技术被封装在“黑箱”内，无法逆向开发。再加上邮电部门的科研人员大多不懂计算机，几次逆向开发都以失败告终。

邮电部门不懂计算机，电子工业部的人虽然懂计算机，但他们不能插手通信领域，这不是他们的地盘。这个死结，怎么打开呢？

是军队的科研部门打开的。

军队对计算机很重视，1960年代就开始研究。到1980年代，已经研发出每秒5亿次的计算机。这时，国家财政很紧张，军费当然也就很紧张。国家没钱，只好“给政策”，鼓励“军转民”，希望军队科研机构自己去市场上找饭吃。

位于郑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信息技术中心有位年轻军官，名叫邬江兴。他敏锐地认识到，计算机在通信领域大有可为。1985年，邬江兴带着15名军队科研人员，开始用计算机技术研发电话程控交换机。

邬江兴

研究进展得很顺利，几年以后，邬江兴团队就研发成功了万门程控交换机（简称04机）。04机的技术水平达到什么程度呢？当时，程控交换机处理能力的世界纪录，是德国西门子创下的。04机的处理能力，是西门子世界纪录的三倍，并且，这个优势保持了四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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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江兴的04机研发成功以后，轰动了当时的国内通信市场。一方面，04机在国内市场非常热销。从大规模上市到1996年，04机一直保持国内销量第一的地位。最忙碌的时候，邬江兴团队在全国有十几个安装小组到处给电话局安装04机。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04机研发的成功，给国内通信科研人员以极大鼓舞。此前，跨国通信公司曾扬言：中国人不可能研发出万门以上的大型程控交换机。04机的成功，打破了这个“神话”。

我们都知道，后来，在很多领域，中国人一再打破类似神话。

在技术上，04机的重大作用则在于，让国内科研人员理解了计算机的分布式结构，改变了传统机电产品的集中式结构。华为和中兴就是在04机的技术基础上开始自己的产品研发的。

说到这里，就到了重点。正是从这时起，巨龙形成了一个重要特点。这个特点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通信领域的技术进步，但同时也埋下了巨龙最终消失的“根源”。

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这个特点就是，邬江兴团队的市场观念很淡薄。

因为来自于军队科研机关，邬江兴及其团队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技术上，对市场营销、企业组织等等，既不懂也没兴趣。这是一个非常纯粹的技术团队。

首先，对04机的技术在全国的扩散，邬江兴团队不但不设法从中谋利，还积极主动到处“送经上门”。在公开的产品评审会上，邬江兴团队毫无保留、事无巨细地披露了04机的各种技术细节，任由其他部门、单位效仿。

1995年，华为公司曾邀请邬江兴去讲解技术，酬劳只是几千元的“讲课费”。在邬江兴团队看来，他们是军队的科研机关，完全没有必要将技术成果据为己有。这些技术理应尽量在全国推广。

也是在1995年，邮电部、军队等各方面把一批科研机构和国有企业合并，组建了巨龙通信。虽然表面上有了公司化的经营体制，但巨龙通信在市场中的营销仍然“很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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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巨龙通信旗下，集中了一批科研机构和国有企业。其中科研中心仍然专注于技术，进行了一系列前沿技术探索，却忽略了商业化问题。科研中心荣获了一大堆政府技术表彰奖，但后来居然弄到经费短缺的地步。

巨龙通信中的多家国有企业，则各行其是，自己挣钱自己花。04机在全国热销，巨龙内部有20多家国企都在生产04机。看起来很热闹，但各企业都自立账户、独立核算。巨龙对他们没有掌控，更没有财务上的控制。

巨龙通信实际上是一个松散的联盟，而不是一家具有“整体结构”的公司。

1996年初，国内有十多台04机出现了故障，导致通信网中断。在我国的管理体制下，这属于恶性事故。虽然事故很严重，但如果巨龙集中力量全力以赴，并不难解决。可是，到这时，集团的科研中心已经“无米下锅”，拿不出钱来。由于联盟的松散性，其他成员不愿意分摊成本。卖设备挣钱时，人人争先恐后，出了事要掏钱，却个个都往后躲。

拖来拖去，问题迟迟不能解决。邮电部门大为恼火，勒令巨龙通信停业整改，注销了相关设备的入网许可。

巨龙的竞争对手——中兴、华为等等，正是在这宝贵的几个月里迅速扩张，抢占了04机的很多市场。相比巨龙这种国企的松散联盟，华为、中兴等公司的服务意识要强得多，非常重视售后服务，更贴近市场。从那时开始，巨龙在市场上陷入颓势和被动。

如此持续到1998年，国家的军事体制改革来了，不允许军队人员参与商业活动。如果巨龙通信当时经营正常，在市场上有优势，虽然必须服从国家政策，但不难找到妥善的解决办法。可是，面对市场上华为、中兴的咄咄逼人之势，巨龙通信的“松散性”让他们很难形成合力，也就无力应对政策变化。

遵照国家政策，军队的研发团队整体退出巨龙通信。后来，虽然有一些局部调整，试图扭转颓势，但技术根基已经没有，在竞争激烈的中国通信市场，属于巨龙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1998年以后，巨龙通信基本上在市场上消失匿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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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龙通信的前前后后，其中包含的意义，耐人寻味。

1985年，邬江兴团队开始研发计算机通信设备。1989年研发成功。1991年大规模进入市场。1995年组建巨龙通信。1998年，军队体制改革，巨龙通信衰落。

首先，是军队多年积累的计算机科研能力，在大型程控交换机的技术突破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军队经费不足，不是好事，但因此推行的“军转民”，客观上却促进了技术扩散和技术应用。

第二，技术突破以后，由于邬江兴团队当时没有固守技术所有权，而是大公无私地极力推动技术扩散。这大大加快了中国整体的通信技术实力。如果邬江兴团队一开始就是健全的商业公司，一定会严守技术秘密，使用专利等各种手段，尽量做到公司利益最大化。那样一来，1990年代中国通信技术的全面提升，势必减慢。如果再出现公司被跨国企业收购并封锁技术等事，中国通信领域的技术，因此放慢很多年，完全可能。

第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邬江兴团队和巨龙通信的市场意识不强，直接导致了巨龙通信的结构松散、管理缺位，因此不能给企业及其科研机构提供可持续的成长能力和空间。一个松散的联盟，面对外部的政策变化，无心应对；技术能力很强的企业，却如此轻易地在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以近乎散伙的方式告终，可发一叹。

第四，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当然可以很容易地指出巨龙犯了很多低级错误，但在当时那个时代，其实这是不可避免的弯路。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应该怎样组建一个技术型的创新企业，这在所有人头脑中，都没有现成的答案。大家都是在无知的迷雾中摸索。

华为、中兴这些成功的企业，其实也是各种摸索和试错，同样走了很多弯路。只不过，他们是幸运者，没有犯下致命的大错误。

因此，简单地批评或者嘲笑那些历史当事人，并不公平，也没有价值。需要做的，是更全面更深切地理解中国自主创新走过的历程，从中发现内在的规律。只有这样，才能帮助我们今后做得更好。

（完）

封凯栋：《潮起：中国创新型企业的诞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