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正式进入负增长，是社会断层的真实写照，何去何从

Ⅰ

《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16年，全国出生人口为1786万，二孩占比为45%；

自2016年起，我国全面放开二孩；

2016年，达到出生人口的最高数值；

2017年，全国出生人口为1758万，二孩占比为51%；

2017年作为二孩生育政策实施的第一个完整年份，也是政策效应释放最明显的时期；

2018年，全国出生人口为1523万，二孩占比为50%；

2019年，全国出生人口为1465万，二孩占比为59.5%；

2019年是二孩占比最高的年份，即政策实施后第三年；

2020年，全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二孩占比为57.1%；

2021年，全国出生人口为1062万，二孩占比为41.4%，三孩占比为14.5%；

自2021年起，我国出台三孩生育政策；

2021年，48万的净增人口数量（出生人口减死亡人口）创下近60年来新低，负增长警戒线到了；

2022年，全国出生人口为956万，二孩占比为38.9%，三孩占比为15%；

2022年作为三孩生育政策实施的第一个完整年份，照说也是政策效应释放最明显的时期，但政策效应极差，仅比2021年提高0.5%，由此可以预见，参照二孩政策，“三年政策最佳效果期”达到生育最高点的规律也不会再现；

2022年，自然增长率为-0.60‰（出生率与死亡率对比），全国总人口数比2021年减少85万人，我国人口正式进入负增长时期。

Ⅱ

人口很重要。

很多人觉得我们有14亿人口，哪怕“负增长”，也要几十上百年，才会有明显的影响效果，离得还太远；甚至有人觉得，现在的问题是“人太多”，是“人太多”，“蛋糕太小”，才会造成很多社会问题。

有没有道理，有，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我国四十年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成为世界GDP第二，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引擎，确实得益于庞大的人口基数。

人口意味着消费力，人口数量多少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市场消费规模，这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象征之一。所谓“拉动内需”，就依赖于此；同时，劳动力市场供给，也需要充足的劳动力储备，提供持续不断的劳动力，以推动经济增长。

人口意味着红利，人口结构的变化，直接关系全社会是享受“人口红利”还是被“人口老龄化”所拖累。所谓“人口红利”，指的是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多，保证经济增长所需的劳动力，保证能承受少儿抚养，老年人口比例较低，整个社会就会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抚养负担轻、对经济良性发展有利的“黄金时期”。

但，一旦出生人口数量断层，老年人口比例倍增，形成“人口老龄化”，相应的，“劳动年龄”人口大幅降低，“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经济发展只会越发艰难。

Ⅲ

以“收入标准”进行“阶层分类”来看，常规性的类别是：“低薪普薪阶层”、“中产阶层”、“精英阶层”。

《福布斯》杂志给我国的“中产阶层”的定义为：“生活在城市里；年龄在25到55岁之间、大学学历及以上、月入5470-32820元。”

20多年来，按照这一定义，我国的“中产阶层”规模不断膨胀——

2000年，“中产阶层”占城市人口的4%；

2015年，CHFS调查数据显示，我国“中产阶层”的数量为2.04亿人，掌握的财富总量约为28.3万亿，首次超过美国和日本，跃居世界首位；

2019年，麦肯锡咨询公司的一项研究表明，“中产阶层”占城市人口的比例，已经上升至56%。

根据“新生人口构成数据”分析，一个普遍的现象是，“低薪普薪阶层”和“精英阶层”的生育欲望一般不受社会因素影响，比较稳定——“穷人生孩成本低；富人生孩凭兴趣”；

最容易受社会因素影响的，是“中产阶层”，这部分人群，接受高等教育，有自己的独立思维，比较理性的看待问题，追求自身的生存价值和生活体验，对孩子寄于跨越阶层的希望，所以大量投入，生育成本高。

当社会因素良性居多时，保持生育欲望；当社会因素恶性较多时，生育欲望会明显下降。

决定生育率的关键，就在于——“中产阶层”。

Ⅳ

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值得关注——

2020年5月28日，中外记者会上，我们回答提问时，有一句这样的表述：“我们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

“北师大收入分配研究院”的统计数据也佐证了这句话的真实性：“我国有39.1%的人口月收入低于1000元，换算成人口数为5.47亿人；月收入1090元以下的总人口合计为6亿人，占全国人口比重的42.85%。”

这些数据，与“中产阶层占城市人口56%”的说法明显矛盾。

足以说明一个事实，近4年来，“中产阶层”大量缩水了。

原因主要在于，“中产阶层”很脆弱，甚至是一个伪概念——

“中产阶层”与“低薪普薪阶层”相比，共性很明显，“不占有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只是收入要多一些，底子要厚一些，阶层基础并不牢固。

几十年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大背景，抓住契机，借势而为，一部分“低薪普薪阶层”通过努力，打通了上升渠道。他们的资产比例中，超过50%是房产等固定资产，仅有约20%左右是金融资产。有一句话说得好，“不是中产都忙着买房，而是在中国，唯一让人迅速成为中产的方法就是买房。”

“中产阶层”几乎可以看成是我国经济的“晴雨表”。疫情、大经济线下行、我国社会最大的泡沫——房地产被戳破等多重因素的叠加下，脆弱的“中产阶层”，没有逃过“难以延续两代，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次大洗牌，没有时间和空间的持久性”等“中产阶层发展规律”的影响。

大部分“中产阶层”在近几年，“返贫”了。

Ⅴ

社会阶层断层，直接的后果就是“贫富差距拉大”，社会资源无限制的集中于“精英阶层”。

于是，我们就会明白，单单靠促进生育的相关政策，已经不可能再达到生育率提高的效果。

当下，我国正在产业升级、技术突破的过程中，社会财富分配问题，需要深层次的系统性改革。

这种系统性改革关键在于“民生基础”和“经营环境”。

“民生基础”最关键的在于医疗、教育、房产等。降低生育和抚养成本是目前改革的核心。所谓“内卷”，是常提到的网络红词，“中产阶层”与“内卷”深深的绑在一起。

事实上，大多数“中产阶层”不怕“内卷”，恰恰是通过“内卷”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某种角度而言，“内卷”是个伪命题，社会发展、人类进步，都取决于“内卷”。不过这种“内卷”必须是良性的，恶性“内卷”是“中产阶层”断层的重要原因之一。

良性“内卷”最重要的特征便是“公平”——

医疗公平：给每个人所应得到的医疗服务，给每个人机会平等的底线医疗保障；

教育公平：教育优质资源的平衡，接收、选择教育的自由；

房产公平：居住、购买与自身收入对等，房产保值的底线。

现在看来，房产改革就是沿着这个方向在推进，“倒而不崩”、“买而不炒”；医疗反腐之后，主要看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的后续改革是否能跟上；而教育，由于没有动“中高考教育选拔体制”，“禁培”的效果似乎不佳，“集团化办学”疯起，优质教育资源更加失衡，表面上，教育成本降低，实质上，竞争更加激烈，成本不减反增。

“经营环境”是需要营造的，“投资、生产、民商”是关键。“促进民营经济的28条措施”，足见国家对“经营环境”的重视。重要的是落实，各地应当让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扶持民营经济成为首要目标。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政策需要连贯性，不能朝令夕改，要知道，每一次政策的改变，承受这一切的是每一个普通人；

放开手脚，激发创造力和社会活力，以效果为导向；

不搞形式主义、不动辄破坏民生，宽容和善待底层；

少打扰、不打扰、少检查，与民生息；

下决心对目前“投机”型股市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变为真正的“融资”型股市。

“提高生育率”，如果只是在表面上做文章，永远只是空喊口号；改善“底薪普薪阶层”，激活“中产阶层”，限制“精英阶层”，打通上升渠道，使社会“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则“民丰国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