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度生育水平有望逐步实现，专家分析影响人口生育的主要障碍

当前的低生育水平既是世界性生育转变的结果，也与生育、家庭构建和发展中面临的现实困境有关。

10月12日，国家卫健委发布《2022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2年全国出生人口956万人，比2021年减少106万人。全国出生人口从2017年进入下滑通道，近3年出生人口数下滑幅度均超100万。如何应对低生育是人口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亦是最难的问题。

影响人口生育的主要障碍是什么？未来生育政策的着力点应该在哪里？为此，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牛建林。

牛建林：关于生育意愿低，有两个层次的含义需要区分。

第一，目前育龄人群的意愿生育水平（或者说理想的生育数量）比过去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多数人的意愿生育数量不超过两个孩子，均值在2左右。这个意义上的低生育意愿是生育转变的结果，在世界各国具有普遍性，而且从已有的理论和经验数据来看，这种转变具有单向性和不可逆转性。正视这一点，意味着想要把生育意愿普遍提高（比如到3以上）可能是不切实际的。

第二，当前育龄人群的意愿生育水平没有完全转化为实际生育行动，付诸行动的生育意愿低。这个意义上的低生育意愿意味着还存在未满足的生育需求，这是公共政策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也是提振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应当重点发力的领域。

如何化解低生育（意愿）困境，近两年各地有不少政策尝试，学术界也有很多相关的讨论。考虑什么样的政策是有用的、可持续的，这关系到政策需求和供求两个方面：从需求来说，弄清楚育龄人群未满足的生育需求的主要制约因素有哪些，针对这些具体的问题设计和实施的政策才有可能是“有用的”；从政策的供给来说，所有政策的实施都有成本，而支撑这些公共政策的资源是有限的，如何让有限的公共资源发挥最大的效应是政策的效率问题，也是政策可持续的基本前提。这些都需要系统深入研究和科学评估。

牛建林：当前的低生育水平既是世界性生育转变的结果，也与生育、家庭构建和发展中面临的现实困境有关。

制约生育的主要障碍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成本，目前的生育、养育和教育的成本过高。这里的成本不仅仅包括直接的经济成本，还包括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

二是社会环境与制度。社会制度和环境中存在一些不利于育龄女性按意愿适时生育的因素。比如，婚姻是生育的重要条件，但年轻人推迟结婚甚至不婚，已成为当前低生育率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社会分工实践中，还存在突出的性别不平等问题，这些不平等因素在给女性带来额外困境的同时，会直接挫伤全社会育龄女性生育的积极性。

三是社会心理和预期。近些年，“非理性竞争”已在一些地方成为一种生活状态和社会心理，影响着社会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年轻人在自身的教育经历、职业生涯中会承受这种社会心理的影响，在家庭构建和发展中（比如子女的教育与未来发展等），同样不能避免地受此影响。构建良好的社会心理、缓解社会性焦虑，需要有健全的社会制度，培育稳定、良好的社会预期。

牛建林：女性是生育的主体，或者说是生育的直接载体，但不应当成为生育的完全“责任方”，承担从“生”到“养”和“育”全过程的主要责任。

要想让育龄女性想生、敢生，至少需要以下两个方面的支持：一方面，男性作为生育主体中的另一方，需要在生育相关的事务和责任中扮演同等重要的角色。在家庭内部，通过自觉参与为生育、养育和教育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创造良好的家庭发展环境；另一方面，社会是生育制度和文化的载体，适度的生育水平对社会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

因此，建立完备的社会支持体系、法律和制度保障，对育龄人群的生育、幼儿照料和子女教育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解决其后顾之忧，是推动育龄人群按意愿适龄生育的重要保障，也是实现适度生育水平、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基础。

牛建林：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全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处于很低的水平。根据育龄女性的年龄结构等特征来推算，短期内生育率可能还会在较低水平波动，快速回升到更替水平的可能性不大，但持续下跌的可能性也不大。

第一，目前的生育率水平已经很低了，低生育现状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这会对社会成员的婚育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第二，中国人口内部具有非常丰富的异质性，不论从社会经济还是文化、地理等方面的特征考虑，人口内部的多样性都很明显，这意味着育龄人群的观念、态度和行为也存在重要差异。在适宜的环境下，这些差异在人口及社会文化交流互动中完全有可能产生不一样的扩散效应。

第三，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人口发展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将其置于极高的战略位置；同时赋予人口高质量发展丰富的内涵，实现适度生育水平是其中重要的内涵之一。这些现实因素、社会力量和政策支持综合作用，生育率预期持续下跌的可能性不大，有希望逐步实现适度生育水平。

未来生育政策应当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推动年轻人适龄婚育。通过文化培育和引领、制度支持、社会动员，重塑积极美好的家庭文化价值观念；解决年轻人婚育决策面临的主要顾虑和障碍，营造家庭友好型的社会文化和制度环境。二是推动育龄人群按意愿生育，充分实现其生育意愿和需求。通过系统深入调研，全面认识育龄人群未满足生育意愿/需求的成因，在此基础上制定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疏通低生育现实背后的堵点。

考虑到低生育现状背后的复杂影响因素及其在全生命周期的关联互动，政策设计和实施需要坚持系统观念，科学谋划、统筹规划，多部门合力共同打造完善的制度、文化和社会支持体系。